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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新安汪克寬學 仲尼假魯史寓王法，《春秋》之義立矣。然聖人之志有非賢者所能盡知，是以三家之傳有時而戾。夫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亦多矣，非聖人從而筆削之，則綱常之道或幾乎熄。託之空言，可乎？游、夏深知夫子之志，而未嘗措一辭；孟氏發明宗旨，辭簡而要；左氏考事精，闇於大義；公、穀疎於考事，義則甚精。胡氏摭三家之長，而斷之以理。漢、唐諸儒奥論蓋深有取，閒若有未底於盡善者，豈猶俟於後之人歟？吾宗德輔，年妙而志强，學優而識敏，潛心經傳，嘗名薦書，於是徧取諸説之可以發明胡氏者，疏以成編。觀其取捨之嚴，根究之極，亦精於治經者歟？予嘗病世之學者，剿塵腐，矜新奇，竊附作者之列，奚可哉？德輔學有原委，而纂集之志思欲羽翼乎經傳，可尚也。時至元再元之四年歲在戊寅春三月一日，新安汪澤民序。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鄭）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學尚焉。唐啖、趙氏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于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奥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爲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附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爲難知者，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之學實本于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奸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忠義憤怨，内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原，是以義理貫穿，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爲，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啟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閒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懍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此也。然其爲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爲説，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既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畣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德輔以是經舉於淛省，其歸養也，能取胡氏之説，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春秋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叔志父詳序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爲善學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尤有取也。至正元年辛巳七月十有八日，雍虞集序。 國英曩從環谷先生受讀《春秋》於郡齋。先生手編《胡氏傳纂疏》，雖壹以胡氏爲主，而凡三傳註疏之要語，暨諸儒傳註之精義，悉附著之。且《胡傳》博極羣經子史，非博洽者不能知其援據之所自，與音讀之所當，先生詳究精考，一一附註，於是讀是經者不惟足以知胡氏作傳之意，而且溯流尋源，亦可識聖人作經之大旨矣。書甫成編，國英宦遊四方，越十五年，始睹同志鈔謄善本。而建安劉君叔簡將鋟諸梓，以廣其傳，則不惟諸生獲《春秋》經學之階梯，而學者開卷之餘，不待旁通遠證，事義咸在。是則先生纂疏之述有功於遺經，而有助於後學，豈曰小補之哉？至正八年歲在戊子正月八日，門人紫陽吴國英再拜書。 先儒格言 凡例 姓氏 論名諱劄子 進表 綱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