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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崔子方撰；朱震劄子二道 故東川布衣崔子方，當熙寧間宰相王安石用事，不喜《春秋》之學，正經三傳不立學官。是時潁陰處士常秩號知《春秋》，盡諱其學，追時好，況不知者乎？逮于元豐，習已成俗，莫敢議其非者。而予方獨抱遺經，閉門研究，著《春秋經解》、《本例》、《例要》三書，相爲表裏，自成一家之言，以遺子孫。人雖云亡，其書尚存，欲望朝廷下平江府於崔若家繕寫投進。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朱震先奉指揮，准中使降出崔子方《春秋經解》一十六册，令震校正者。震契勘熙寧、元豐間，王安石獨任私意，誣衊聖經，《春秋》大典不得列於學官，一時學者以治《春秋》爲諱。而子方獨抱遺經，閉門講習，專意著述，究見本旨，而有成一家，非特立獨行之士不能如此。今子方雖没，其後尚存。欲望敷奏，特賜旌褒，以勸來者。奉旨，與一子恩澤。 自序 余始讀《左氏》，愛其文辭，知有《左氏》而不知有《春秋》也。其後益讀《公羊》、《穀梁》，愛其論説，又知有二書而不知有《春秋》也。《左氏》之事，證於前二家之例，明於後，以爲當世之事，與聖人之意，舉在乎是矣。然考其事，則於情有不合；稽其意，則於理有不通。意者傳之妄而求之過歟？乃取《春秋》之經治之。伏讀三年，然後知所書之事，與所以書之之意。是非成敗，褒貶勸戒之説，其在夫萬有八千言之間，雖無傳者一言之辯，而《春秋》了可知也。或曰：『舍三傳，則《春秋》之事不見，不見其事，而自爲之説，是誣也。』雖然，彼惡知三家之善誣也哉？或先經以始其事，或後經以終其説。曰某日爲某事，某人爲某辭，其詳至於數百千言。又臆聖人之意，此某事也諱之，而後云某也，此某爲之也，欲有所見而後云某也，觀之經則簡畧而難知，尋之傳則明白而易見。然後知學者甘心於見誣，而有志之士雖有疑於其説，欲質之而莫得其術。於是是非蜂起，各習其師，務立朋黨，以相詆訾，甚於操戈戟而相伐也，豈不悲哉？彼惡知古今雖異時，然情之歸則一也；聖賢雖異用，然理之致則一也。合情與理，舉而錯諸天下之事，無難矣。且嘗謂聖人之辭至約也，然而不懼後之人惑者，何也？恃情與理，以自託其言，而傳之於後。世之賢者，亦恃情與理，而能知聖人於千百世之上，而不疑六經之傳，由此道也。且聖人之有作，欲以繩當時之是非，著來世之懲勸，使人皆知善之可就，而罪之可避也，故明著之經。今日考之經而無見，必待傳者之説而後明，是聖人之經徒爲虚文已。且聖人豈必後世有三家者爲之傳乎？其無爲傳，則《春秋》遂無用於世矣。假如聖人知後世必有爲之傳者，豈不曰：『吾經之不明，則傳者得爲異説，以紛綸吾辭，吾辭將不信於後世。』安得不爲此慮也耶？是故其辭必完具於一經之間，其事必完具於一辭之中。雖然，聖人豈敢以一辭之約而使後世之人曉然知吾之所喻哉？故辭之難明者，則著例以見之，例不可盡也，則又有日月之例焉，又有變例以爲言者，然後褒貶是非之意見矣。夫事之多變，則辭之不同，例之不一，與日月之參差不齊，蓋不可勝視。及其悽思而精考，則若網在綱，舉而振焉，順乎其有條理也。聖人以辭與例成其書，以情與理而自託其言，則所以慮後世者亦至矣。辭與例其文也，情與理其質也。文質不備，君子不爲完人；文質不備，《春秋》不爲完經。世之學者舍情理而專求乎辭例之間，是以多惑而至於失也。《左氏》之失也淺，《公羊》之失也險，《穀梁》之失也迂。《左氏》求聖人之意而不得，一皆以事言之，而畧其褒貶，故常取於近而失之淺。《公羊》謂聖人欲以成後世法，必有驚動人之耳目而難言者，故常志於難而失之險。《穀梁》謂聖人苟致意焉，不當淺近易知，必有委曲而深者，故常求於遠而失之迂。雖然，是三家之失，其又有説。《左氏》自以爲所傳當時之事，足以取信於後世，雖失之淺而不嫌。《公羊》、《穀梁》自以爲傳當時之事畧矣，不得不爲險迂之論自見。嗚呼！挈聖人之道，而方且以自見爲心，宜其不合而多失也。今余非固薄三家之論，以爲三家之論不去，則學者之疑不決，而聖人之經終不可復見。故度當時之事以情，考聖人之言以理，情理之不違，然後辭可明而例可通也。於經之下，各析而解之，名曰《春秋經解》。噫！後之君子其有意於情理之説乎，吾言其有取焉爾；其無意於情理之説乎，吾言其有罪焉。 後序 或問曰：《春秋》以日月爲例，信乎？何其擾擾紛亂而不合也？應之曰：子考之《春秋》而疑之耶？抑將用傳者之説而後疑之也？苟用傳者之説，是宜擾擾紛亂而不可合矣。《左氏》不著日月之例，獨於公子益師卒，則著之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彼蓋不知經於他事皆以日月爲例，惟與崩薨卒葬與諸侯之弑者則不著例焉。蓋以爲人之善惡，必見於其行事，則亦無事於死而後爲之褒貶也。彼弒君父，天下之大惡矣。於《春秋》之文無所貶，以其惡不貶而自見，又奚區區以日月例爲哉？故自天子崩，公薨，大夫卒，内夫人、内女卒，列國臣子之弒君，與凡書葬者，必從而日焉。其尊卑、外内、輕重大□□□□之，凡以見其不爲例焉爾。若夫赴告之不備，史氏之闕遺，然後吾從而闕之不嫌也。由是言之，《左氏》考聖人之例，亦太疎畧矣。彼二傳知日月之例，然亦不知崩葬卒薨與弒君之無例也，則又强爲之説，是以其辭至於乖亂而不可信矣。或者又曰：然則《春秋》於他事闕日月者少，而於卒葬之事闕日月者獨多，何耶？應之曰：凡卒葬之事見於經者，幾且三百，最多而繁也。且又一國之事，其來赴之辭，一有不備，則日月之失，史氏遂不可得而書矣。若夫其他會、盟、戰、敗、入、滅之類見於經者，大抵不過數十，而又非一國之事。其來赴者、諸國所與有事焉者皆至焉，然後可參證而得日月之詳也。且嘗謂《春秋》獨於此不以日月爲例者，豈以其多闕而後不可爲例乎？以事言之則如此，以理考之又如彼，二者其將有得於聖人之意也。且夫史氏之記事有常體矣，其書必曰某時某月某日某事矣，其失日月者則闕之，亦必曰是闕日月者也。惟聖人修經，然後立例焉。蓋曰天下有内外，國家有大小，位有尊卑，事有輕重，不可得兩齊也，是故詳中夏而畧荒裔，詳大國而畧小國，詳内而畧外，詳君而畧臣，詳所重而畧所輕。此《春秋》之意，而日月之例所從生也。著日以爲詳，著時以爲畧，又有詳畧之中則著月焉，此其常也，其有當畧而詳，與當詳而畧者。聖人豈徒爲是之紛紛哉？蓋有寓於其間，而後云爾也。故有當日而不日者，如公敗齊師於長勺，公敗宋師於乘丘，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公子憖出奔，齊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及齊大夫盟于蔇之類是也。有不當日而日者，如衛侯衎復歸于衛，衛侯出奔齊，吴入郢，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宋、衛、陳、鄭灾，取郜，取防之類是也。有當月而不月者，如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案，原本作『句繹』。誤。蓋句繹之盟，不但書月且如日也，今改正。許凡三遷，楚人滅江，楚人滅黄，吴滅巢、滅項，公如齊（帥）〔納〕幣，觀社逆女，公如晉至河乃復之類是也。又有不當月而月者，如宋人執滕子嬰齊，宋司馬華孫來盟，郕伯來奔，宋人及楚人平，（成）〔城〕楚丘，取鄫，取鄆之類是也。至於事有同日，而後事屬先事，則于先事加日焉，如甲午宋灾，宋伯姬卒之類是也。又有兩事皆當日，先事故不日，則後事亦不復日，如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之類是也。其事有同月，先事不當月而後事當月，則於先事月之，如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之類是也。又有兩事先事當月，固自書月，後事故不月，雖繼月不嫌也，如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至自伐齊之類是也。又如兩事先事故不月，後事雖當月亦不復月，不嫌也，如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夫人姜氏如莒之類是也。其有事實異日，而嫌于同日，則各著日以别之，如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衛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癸酉大雨震電，庚寅大雨雪之類是也。有事實同日，而嫌於異日，則先著日以見之，如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庚申莒潰，楚人入鄆之類是也。有事不當日，以書晦朔則不得不日，如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之類是也。有一事而再見者，其於事日月先略而後詳，如冬公如晉，十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冬會諸侯伐鄭，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戱之類是也。有以後事之例證先事者，如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繼之以公如晉，則疑於公如例月者也，然於下書秋公至自晉，則知公如晉是不月者矣。有以先事之例證後事者，如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繼之以公至自會，則疑於公至例月者也，然先書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吴於柤，則知公至是不月者矣。考日月之例至於此，見聖人之用心其謹且嚴而可畏也。彼曰無例云者，是未嘗深考乎《春秋》之例者也。使其深考乎《春秋》之例，則亦不遽云爾矣。雖然，《春秋》之闕日月者固有之，如桓之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四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七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日者皆闕也。彼傳者又以爲從史之闕文，則近於無功，故不得不爲異説以附之，使聖人之旨汩亂而不可考者，諸儒好異之罪也。嗟夫！不信史之闕文，以求聖人之意，是猶航斷塹之水而欲至于海，亦不可得矣。盍亦避礙而通諸理乎？《左氏》之畧也，《公羊》、《穀梁》之鑿也，持是三者以考《春秋》，適足以多惑而已矣，故余撮其大概而論之，附于卷末，使學者得從事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