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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張大亨傳；自序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文皆史也。其所載皆齊桓、晉文之事也。聖人作經，獨有取于《春秋》之義，而不及《乘》與《檮杌》，何也？《乘》以賞善爲主，乘也者，君子之器故也。《檮杌》以罰惡爲主，檮杌也者，四凶之一故也。是皆人之所爲也。命有德，討有罪，天之威也。煖然爲春者，其温厚之氣也；淒然爲秋者，其肅殺之氣也。聖人行賞，所以類天之温厚；明罰，所以類天之肅殺。蓋文王之造周，與周公之授魯，如斯而已者也。堯、舜、三代之君，居天之位，可以致天下之威，故施于政事，被于君臣者，率與天合而不違也。周衰，王者之跡熄，天子微，諸侯僭，大夫（疆）〔彊〕，陪臣肆，善惡不本于至公，而賞罰悉自其私意。善人懼焉，淫人怙焉。仲尼無位以致天威，而恐堯、舜、三代之道將墜于地，後有王者起，無以取法焉，爲天下患也，是故因魯史之名，以寓賞罰之實，一本諸天，不參人僞，然後足以矯枉而歸正，蓋亦文王、周公之志也。然《春秋》之爲書也，文雖直而義深，事若簡而義盡，自聖人未殁，門人高弟已不能措辭于其間，況後之儒者欲執其所見，以窺測于數千百載之下耶？視諸儒之見，謂公、穀傳經，密于左氏，左氏凡例不通衆説，而啖助、趙、陸之書皆以例爲主。至其不合，則依仿遷就以通之，或一事析爲數科，如宣公十五年秋、冬之類是。或衆科束爲一例，如書卒葬之類是。致經之大旨蕪没不彰，聖所垂詢，乖離失當。而其書動盈編帙，俾後學病其多，老師畏其難，此道幾于熄矣。殊不知去例以求經、畧微文而視大體之爲要且易也。予少聞《春秋》于趙郡和仲先生，其初蓋嘗作《五體例宗》十許卷，論例之大要矣。先生曰：『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得之，未可輕論也。』他日予復于先生曰：『丘明凡例與公、穀無殊，用以考經，率多不合，而獨謂之識此經之用，亦信矣乎？』先生曰：『丘明因事發凡，不專爲經，是以或合或否，凡雨自三日爲霖、諸侯薨于會加一等之類。其書蓋依經以比事，即事以顯義，不專爲例，是以或言或不言。夫惟如此，故能備先王之志，爲經世之法，以訓天下後世，又曷嘗拘于繩約中哉？且丘明之書，與六經、孔、孟合者十常八九，如元、凱輔虞，有窮亂夏，桓、文譎正之事，臧孫要君之迹，九合之會，葵丘之盟，若符契之相爲表裏，何爲而不可信乎？』予從事斯語十有餘年，始得見其彷彿。以義視事，以事求經，曲而通之，觸類而長之，然後聖人之意坦然矣。是故《通訓》之作，事與經同，則引事以釋經；例與義合，則假例以明義。經雖不同而事同，則相從；例雖不合而義合，則相比。庶幾經非空言，例非執一，所謂去例以求經，畧微文而視大體者。後之君子其尚有取于斯焉。崇寧九年二月三日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