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 |
元鄧雅撰 世謂文章有臺閣、山林之殊，故其氣有温潤、枯槁之異。文章固然，詩之爲道亦猶是也。余獨謂詩之作也有正變焉。正固爲盛，至于情發于聲，止乎禮義，又變之，不失其正者也。情之所發，言辭出焉；聲之所止，禮義存焉。故氣應乎外，情發乎中，若功業加于民，聲光昭于時，則其氣自壯；和順積乎中，英華見于外，則其情自宛。氣可以學而爲，情不可以强而至。曾謂山林之不可爲臺閣，臺閣之不可爲山林乎？譬之太羹玄酒，醇醪雋永，查梨萍菹，淡腴酸澁，食者各適于口，而其出于自然者，蓋不以氣而以情也。余友鄧君伯言行純而學優，才美而志遠，少力于學，壯而未行，老于風騷，乃有所得。其爲詩歌，每出人意表，簡而不疎，直而不俚。其間道氣運之盛衰，論人事之得失，往往從容不迫，而意已獨至。使接踵陶、韋間，未見其大相遠也，視所謂山林枯槁者，蓋不侔矣。是固氣使之然與，抑情乎哉？嘗示余以所爲《玉笥集》數百篇，且求爲序。予因諷味省感焉。嗟夫！今之于詩道者，或氣滿志得，則不暇以爲；或覊愁窮困，則不得以爲。若君者，學于少，得于壯，成于老，富貴榮達之心雖淺，而温柔敦厚之度愈深，是果詩之幸與！其亦君之幸也與！將見由變而之正，由山林而之臺閣，所謂宣宫商，諧金石，以鳴國家之盛者，未必不在于君也。吾老矣，幸或見之，尚當有徵斯説。姑以是爲序。洪武乙卯七月既望，臨川老友蠖闇道人何淑書。 余老處巖谷，諸賢以詩貺余者亦多矣。及觀鄧伯言父《玉笥集》，爲之竦然，知其得之天趣，異于强作之者也。詩之搜羅以爲富，雕繪以爲妍，索幽以爲寄，放情以爲豪，若是者工則工矣，謂得古作者之意則未也。伯言之所造蓋已深，故沖澹自然，華不爲媚，奇不近怪，雄不至放，求合典則，故宜然者哉！前御史丁君子堅評其詩，謂其好尚之專且久，故清麗自然。使居通都大邑，觀明堂郊廟之盛，發而爲金鍾大鏞之音，又當不止于是。斯誠不易之論，余雖欲加之一辭，未有能過之者也。雖然，伯言吐其胸中之奇，以攬夫玉笥山水之秀，亦奚有不足？韋應物雖專城美禄，而詩多泉石之趣；孟浩然屏居草野，無郊廟之著作，而其詩亦顯。伯言于韋、孟近矣，而進之益不已，則知之者當益衆。余之言何爲哉？特深好其集，故因觀而畧論之耳。洪武乙丑秋八月望，蒙陽梁寅書。 觀鄧君伯言詩如春風林塢，卉木鮮麗，泉石清冷，時禽響答，自然天趣，有動人處，由其好尚之專且久也。推是心以往，何事不可求？使居通都大邑，觀乎明堂郊廟之制作，則又將有得發而爲金鍾大鏞之音矣。古有太史采詩以觀民風，設今有之，則君之五言沖澹中多古意，歌謡善諷，切近人情，最有足采者矣。尚勉焉以俟。洪武丙辰之歲子月下澣，前承事郎監察御史丁節子堅書。 古今論詩以平淡爲貴，然欲造平淡者，非工夫深至不能也。晉陶淵明、唐韋應物、柳子厚三家，世所謂詩之平淡者也。以今觀之，狀難寫之景于目前，含不盡之意于言外，其風諷高古，而辭旨簡遠，有非區區模擬所易，誠可謂深造自得者與！或者以淺近視之，是猶見玉器之天成，而以爲無事乎椎鑿也，其可乎哉？予至永豐之三年，聞新淦鄧伯言氏工于詩，而未之見也。一日，其友徐伯澄來，示其所著《玉笥集》，且曰：『伯言，恬退之士，於書無所不讀，然皆以用資爲詩，其用心勤矣。舍于同里黎季敏氏垂十年，而情好甚篤也。季敏尚友而好義，又深知詩，將率同志裒其所著，命工鋟梓，以傳于永久，蘄一言以爲引。』余讀其詩，大抵清遠條達，不爲險艱藻繪之語，淡泊和平，而無忿懥哀怨之意，蓋其情性然也，抑亦工夫深至，造于平淡之域。嗚呼！其亦有得于三家之風調者乎？雖然，余何足以知伯言？昔者歐陽公曰：『知聖俞者無如修。』然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稱賞。夫以歐、梅之知，而酸鹹異好有如此者，而況淺見薄識之士乎？余何足以知伯言？獨愛伯言用心之勤，而喜季敏能成人之美也，故爲書于篇首，而授伯澄使歸之。洪武二十二年春正月下澣，會稽山人戴正心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