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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三十卷，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公之文，前進士永嘉高明臨川葛元哲爲屬掾時所類次也。初，國家既收中原，許文正公首得宋大儒子朱子之書而尊信之。及事世祖皇帝，遂以其説教胄子，而后王降德之道復明。容城劉公又得以上求周、邵、程、張所嘗論著，始超然有見於義理之當然，發於人心而不容已者。故其辨異端，闢邪説，皆真有所據，而非掇拾于前聞，出處進退之閒，高風振於天下，而未嘗決意于長往，則得之朱子者深矣。當是時，海内儒者各以所學教授鄉里，而臨川吴公、雍郡虞公、大名齊公，相繼入教成均，然後六經聖賢，下學上達之旨，縷析毫分之義，禮儀樂節名物之數，修辭游藝之方，本末精粗，粲然大備。蓋一代文獻，莫盛于斯，而俊選並興，殆無以異於先王之世矣。若夫得之有宗，操之有要，行乎家鄉邦國而無閒言，發於政事文章而無異本者，抑亦存諸其人乎？公世儒家，自其早歲，即從同郡安敬仲先生受劉公之學。既入胄監，又得吴公、虞公、齊公先後爲之師。故其清修篤志，足以潛修大業，而不惑於他岐；深識博聞，足以折衷百氏，而非同於玩物。至於德已盛而閑之愈嚴，行已尊而節之愈密，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嘉謨偉績著于天下，而一誠對越，中立無朋，屹然頽波之砥柱矣。其文明潔而粹温，謹嚴而敷暢，若珠璧之爲輝，菽粟之爲味，自國朝治化之原，名公卿、賢大夫士德言功烈，與儒先述作閫奥，莫不在焉，而浩然删修之志，未有止也。初官朝著，即爲四明袁公伯長、浚都馬公伯庸、中山王公儀伯所深知。袁公歸老，猶手疏薦公館閣，馬公謂公當擅文章之柄於十年後，而王公遂相與爲忘年友，夫豈一日之積哉？昔者漢、唐七百餘年，惟董仲舒、韓退之辨學正誼，庶幾先王遺烈，而尚論政理，則莫如賈太傅、陸宣公。宋文學特盛，而士大夫之閒，不曰明道、希文，則曰君實、景仁，抑未知三公之視程夫子何如。是故公平居教人，必以程子爲模範，而力求在己，不務空言，則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審夫得失之幾也明矣。故汸以謂讀公之文，則當求公所學，而善論學者，又必自其師友淵源而推之可也。至正十一年十有一月辛未日，南至諸生新安趙汸謹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