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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蘭谿徐鈞秉國著 見心《史咏》始周威烈王，訖於五季，凡一千五百三十首，先師之執友見心先生徐公所作也。昔侍函丈間，嘗聞先生學優而聞多，慨然有志於天下，取《通鑑》所載君相諸臣，疏其爲人大較，相與商略，既定其得失，從而長言之，名之曰《史詠》，其義深有功於名教云。用是敬慕，欲一見不可得。今年春，先生之仲子津抱其書二三册而來，既躬覽而識其概。竊惟《書》、《詩》、《春秋》，皆紀事之文也。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權其輕重，筆則筆，削則削，善善惡惡之意白矣。《書》道帝王之政，故獨取其善。《詩》雖咏歌之文，然被諸管絃，傳在人口，皆策書所載者，況聖人所删定，美刺尤章章，亦史之類耳。大雅不作，王風下降，絶筆於獲麟。秦、漢以還，史家類善惡具載，莫能予奪，無復《詩》、《書》雜然紀次，欲使後之覽者知所自擇，固致謹之意也。然史所以彰善癉惡，尚論古今人物，苟不能推見至隱，誅姦諛之意，發潛德之光，使是非不謬於道，猶爲立言以詔後乎？此《史詠》所以作也。今觀是詩，分類立名，已凜凜乎大義，如孟子、鄒衍，《史記》同傳，今則别諸子於諸儒，登豫讓於節義之首，名曹丕父子無異於諸臣。又如謂漢高爲義帝發喪，而宴樂於（鼓）〔彭〕城；孝文惜露臺之百金，而不愛銅山之巨萬；光武之量不及伯升；昭烈之賢過於光武；邵陵厲公、高貴鄉公，本非凡主，特迫於大權之已移。若此者，皆微顯闡幽之意，協之於音韵，播之於聲歌，殆使人咏之繹之，自興起其善善惡惡之意，於《詩》、《書》、《春秋》之遺法，蓋一舉而兼得矣。不圖衰老，獲遂夙心，猶以不見全書，不能盡知先生之論，爲有餘憾。然以類推，他亦從可識矣，故書而歸之。先生諱鈞，字秉國，見心其自號。隱德弗仕，婺之蘭谿章林人。至順三年正月二十九日，後學金華許謙序。 見心先生世秉《周禮》，而留意於舊史，睹前代遺事，而形諸賦咏。自周季迄於五代，與《通鑑》相爲終始，陳其善惡風刺，昭示法戒，而無遺焉爾。先生之志，亦可謂厚矣。抑樞聞之，觀於史者，必本諸經。經者，所以權衡以理事爲之衷者也。不本諸經，而徒觀於史，其於善惡得失又將安所取衷哉？先儒謂善觀史者，若能吏之治獄，傳猶成案，經猶律令也。先以成案處議，而以律法決之，則十不失其一矣。今先生既留意於史，而能一本於經，宜其事理粲然，目擊而備，若夔人之爲涂，郢人之爲斵，同工並用，無有不合者矣。使昧者爲之，則事理喧挐，是非眩騖，外之多敵，而中焉乏守。政復五行俱下，萬言成誦，罄往古之遺蹤，窮竹帛之紀載，祗足以備游談資末議，其於修己治人之道，蓋枵然而已爾。先生諱鈞，字秉國，蘭谿人，樞之從舅父也。以大父宋汀州使君任爲濠州定遠縣尉，國除，遂不仕。家故多書，以經籍文史自娱。同郡仁山金先生與先生有雅故，晚延致之，以教授諸子，且朝夕惕厲，明修己治人之道，時其暇豫，作爲賦詠，以道前代得失，凡若干篇。先生既没，其子津請金華許先生序所以作詩之故，既備既美矣，久之復以示樞，俾申述焉。樞義不得讓，遂術其説，以釋其義。先生之孫機有志於學者也，予懼其徒觀於史，而不本諸經，迺諄復先志，以申勸厥衷，庶克紹家學，以世濟其美。始於爲己，推以蒞人，無往而不合者也。則是詩之作，豈獨以可淹詠資論辨而已哉？至正五年乙酉夏四月癸卯，從甥東陽張樞敬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古者盛時之爲詩，荐於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陳於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興廢；施於邦國鄉人，則政於上而被於下者，又有以爲教。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號令雖不行，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往往陳古以刺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以使人創艾而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裦善貶惡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賴《春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慨於心，莫不爲之發憤抑鬱，嗟歎而咏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爲言，若王仲宣、曹子建之於三良，張景暘之於二疏，謝宣遠之於張子房，盧子陽之於霍將軍是已。惟左太冲所賦，頗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跡，章聯句續，至於累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金華蘭溪徐章林先生，夙有聞家庭所傳先儒道德性命之説，而猶積於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記君臣事寔，可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爲一詩，摠一千五百三十首，命之曰《史詠》。其大義炳然，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於名教者也。《春秋》作於《詩》之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於《春秋》絶筆千百年之後，豈非先生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秋》固可迭相爲用乎？先生殁已，有仲子津始出其詩，求許先生謙、張君樞爲序，以俾其不□。謂溍復爲後序。溍竊觀先師朱子感興之作，挈提前史之要領，爲言至約，而有關於名教甚大。朱子嘗謂：『不可太博，而亦不可輕約。』今於學者不申先生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約乎？是用志諸末簡，以諗於同志，其亦以爲然否？先生諱鈞，字秉國，號見心。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見於前序者，此不具。至正六年秋八月十日，後學黄溍拜序。 夫典謨訓誥，古先聖王載事之書，明善惡，示監戒也。周衰，列國縱横，而亦莫不各有紀事之籍。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亂臣賊子有所畏而不敢肆，是則《春秋》之作，殆又嚴於紀事之籍矣。下逮漢、唐，歷代之史，褒貶去取，世不乏人，若班、馬之傳記，習鑿齒之《春秋》，皆以直筆記事，未嘗有阿私畏避之辭。然論其寔者，不計其辭之詳，正其非者，必究其情之寔。後之觀史者，欲由博而知約，孰若自約而盡博？此先君之《史詠》所以作也。若夫善善惡惡，抑揚予奪，世道升降，人事盛衰，觀夫詩則知過半矣。先君世習《周禮》，博經史，與仁山金先生相友善，講論理義之暇，慨然有志於史咏。原心論迹，分類立名，上自威烈，下至五代，明君賢相之治平，亂臣賊子之僭竊，莫不聲其功罪，鳴其正邪，截然若刀鋸之裁割，權衡之稱量，而二十八字之中，凜乎其可畏，使後人歌是詩而知其至，咏其辭而得其寔，垂戒之意，殆與《春秋》筆削之義相表裏。偉哉是詩也！津幼失所怙，汩於事爲，而未及鋟梓。白雲許先生、晉卿黄先生、外兄張子良爲序諸前後，以贊是詩之美。嗚呼！《史詠》之傳，豈惟先君有以行其志？而前人之美惡昭著，後人之敬畏常存，豈小補哉？後之觀詩者，亦必有以自警云。時至正戊子春二月一日，男津敬書。 《揅經室外集》曰：《史詠集》二卷，宋徐鈞撰。鈞字秉國，蘭谿人。與金履祥友善，履祥嘗延致以教授其諸子。是編卷首載許謙序，末有張樞、黄溍及其子津後序。謙、溍並稱（均）〔鈞〕取《通鑑》所載君相事實，人爲一詩，總一千五百三十首。此本所存僅三之一，止于唐而不及五季，即唐以前諸詠逸失已多，然意存勸戒，隱發姦諛之旨，溢于言表，雖殘闕之餘，猶爲藝林所重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