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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甫之翰撰 自序曰：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用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爲史者從而記之，有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于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正法之書也。聖人出于季世，覩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主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于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爲傳之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善之效，安得不説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爲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之賞罰，時之爲惡者衆，率辨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間有善事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光輝于世，此又所以爲勸也。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于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爲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戒勸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爲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創爲紀傳，蓋務便于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于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爲數處，前後屢出，比于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紀事，莫大乎治亂。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謀于前，君納于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殁，而備載于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尚書》雖不僅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于《堯典》；稷、契、臯、夔之功，固載于《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馬遷以人臣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于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君危亂，不于當年書之以爲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因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爲記也。遷之爲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餗附遷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尚編年。紀傳不可爲乎？答曰：爲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爲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例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尚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嘗有志于史，竊慕古文體法，欲爲之，因讀書。□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狠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之）〔由〕貞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畧多失體，諸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記，或一事别出而意不相照，怪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于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貞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寔録，敘事詳備，差勝于他書，其閒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爲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畧，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于爲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寔録與書，兼采諸家著録，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删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他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具）〔其〕體畧與寔録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亂，不可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爲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曆、灾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答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事，各有書存，爲史者難乎其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竢删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臥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粗成一家，況才力不盛，敘事不無疎畧，然于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因，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焕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無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爲世鑒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