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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縉雲鮑彪校注，元東陽吴師道重校 皇帝聖旨裏，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平江路守鎮分司准司官僉事伯顔帖木兒嘉議牒：嘗謂著書立言，乃儒者之能事；闡幽顯善，實風憲之良規。事有干於斯文，述宜永於來世。切覩《戰國策》乃先秦故書，羣經之亞，記事之首，辭極高古，字多舛訛。在漢則劉向校定，高誘爲註，已病其錯亂相糅。宋則曾鞏、鮑彪再校重注，用意益勤，爲説各異，讀者病焉 故禮部郎中吴君師道憫是書之靡定，懼絶學之無聞，參考諸書，折衷衆説，存其是而正其非，闕其疑而補其略。使當時之事蹟文義，顯然明白，如指諸掌，其有益於來學也，功亦大矣。然而簡帙既繁，抄録莫便，匪鋟諸梓，曷傳于時？煩爲移牒平江路，於本路儒學贍學錢糧内，命工刊行，以廣其傳。爲此牒請照驗施行，准此。憲司今將《校注戰國策》隨此發去合行，故牒。可照驗，委自本路儒學教授徐震、學正徐昭、文學録邾經不妨學務，提調校勘，命工刊鋟，合用工價，通行除破。開牒稽考先具，不致違悮，依准牒來，須至牒者。牒件今牒平江路總管府照驗，故牒。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牒。 劉向序 曾鞏序 鮑彪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爲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疎略繆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脱誤，時出己論説，其用意甚勤。愚嘗並取而讀之，高氏之疎略信矣。若繆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吕子《大事記》閒取鮑説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繆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專以《史記》爲據，馬遷之作，固采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缺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缺焉可也，豈必强爲傅會乎？又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説文》、《集韵》，多摭彼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淺陋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賈爲《孟子》書所稱，以代燕爲齊宣，用是發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其次也。鮑以赧王爲西周君，而指爲正統，此開卷大誤，不知河南爲西周，洛陽爲東周。韓非子説秦王以爲何人，魏惠王盟（日）〔臼〕里以爲他事，以魯連約矢之書爲後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爲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子期爲楚昭王卿，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高氏哉？其論説自謂翊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誑齊、梁爲將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爲君子所恕，張登狡獪非君子所排，蘇代之訑爲不可廢，陳軫爲絶類離羣，蔡澤爲明哲保身，聶政爲孝，樂羊爲隱忍，君王后爲賢智婦人，韓幾瑟爲義嗣，衛嗣君爲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同時剡川姚宏亦注是書，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閣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吕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爲據。』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訛舛乎？□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蹟之寔，求義理之當焉。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彪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説，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爲病也。曾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説者，固將明其説於天下，使皆知其不可爲，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有取焉尔。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蕘不遺；非，雖大儒必斥。愚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謏聞，謬誤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泰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華吴師道序。 《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録，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議之，以爲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説者，固將明其説於天下，其論正矣。而鮑氏以爲是特求其故，而爲之説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决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後出者求備邪？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爲名，仗正以爲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鬬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捭闔之辭，惟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閒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尔。若魯仲連蓋絶出者，然其排難解紛，忼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況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爲世俗之説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絶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爲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爲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爲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寔，不顧也。厠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薰於蕕，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説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敝，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止《書志》列於縱横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爲史也哉？竊謂天下之説，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僞，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爲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説於天下，爲放絶之善者，詎可訾乎？至正初，祖仁始登史館，而東陽吴君正傳寔爲國子博士。吴君之鄉，則有王文憲、何文定、金文安、許文懿諸先生所著書，君悉取以訓諸生，匡末學。後君歸丁母艱，病卒。祖仁亦嘗聞君校注《國策》，考覈精甚，而惜未之見也。今季夏，浙西憲掾劉瑛廷修隨僉憲伯希顔公來按吴郡。一日，囊君所校《策》來言曰：『正傳，吾故人，今已矣，不可使其書亦已。吾嘗有請於僉憲公，取於其家，且刻梓學宫。君宜序之，幸毋辭。』祖仁竊惟古之君子，其居家也，本諸身；其居官也，本諸家；其訓人也，本諸己；其安時也，本諸天。文其餘也，而況於言乎？是故不以言爲上，而後之爲言者莫能上也；不以計爲高，而後之爲計者莫能高也。周衰，列國兵争，始重辭命，然猶出入詩書，援據遺禮，彬彬焉，先王流風餘韵存焉。壞爛而莫之存者，莫甚於戰國。當時之君臣，惴惴然惟欲强此以弱彼，而遊談馳騁之士，逆探巧合，强辨深語，以鬬争諸侯，矜讋妻子。雖其計不可行，言不可踐，苟有欲焉，無不售也，苟有隙焉，無不投也。卒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而蘇秦之屬不旋踵勢敗而身僨。由此觀之，非循末沿流，不知其本故耶？是策自劉向校定，後又校於南豐曾鞏，至括蒼鮑彪病高注疎謬，重定序次，而補缺删衍，差失於專，時有議論，非悉於正。故吴君復據剡川姚宏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以成此書。其事覈而義正，誠非鮑比。古書之存者希矣，而諸儒於是書校之若是其精者，以其言則季世之習，而其策則先秦之遺也。予何幸得觀吴君此書於身後，且知其所正者有所本，而又嘉劉掾不以死生異心，而卒其志也。故不復辭，而爲之序。至正十五年六月，浚儀陳祖仁序。 李文叔書後 王覺題後 孫元忠書閣本後記劉原父語 姚宏題紹興丙寅 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注》，讀吕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宏，知其亦註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録皆不載，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懯。朴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稡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註于下。因高誘註間有（曾）〔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邪？攷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註出丁卯，寔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註説，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絶，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今題伯聲甫，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爲删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寛令威、憲令則，皆顯于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㨿以校鮑誤，因序其説于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四年癸酉七月，吴師道識。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録，高誘註，止二十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録已缺二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尚存。今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曾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小本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鹵莽尤甚。宣和閒得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敞、蘇頌、集賢院共七本，晚得晁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峚』、『??』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不可解。竇苹作《唐書》釋武后用『埊』字，云『古字，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坔』乃古『地』字。又『埊』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韵訓詁》，以此二字云古文，豈别有所見邪？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内不同者五，《韓非子》十五事，《説苑》六事，《新序》九事，《吕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三事，《越絶書》記李園一事，甚異。如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廣韵》七事，《玉篇》一事，《太平御覽》二事，《元和姓纂》一事，《春秋後語》二事，《後漢地理志》一事，《後漢》第八贊一事，《藝文類聚》一事，《北堂書鈔》一事，徐廣註《（文選）〔史記〕》一事，張守節《正義》一事，《舊戰國策》一事，李善注《文選》一事，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説惠王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厲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證，第嘆息而已。某以所聞見以爲集注，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寛書。 右此序題姚寛撰，有手寫附于姚注本者，文皆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寛所註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録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吴師道識。 括蒼刊本序曰：余至括蒼之明年，歲豐訟簡，頗有文字之暇，於是用諸郡例，鏤書以惠學者。念《戰國策》未有板本，乃取家舊所藏刊焉。是書訛舛爲多，自曾南豐已云疑其不可考者。今據所藏，且用先輩數家本參定，以俟後之君子而已。昔袁悦之還都，止齎《戰國策》，曰：『天下要惟此書。』而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横，用之何爲？』蓋學者好惡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要當考合乎聖人之道以自擇。要之，此先秦古書，其敘事之備，太史公取以著《史記》，而文辭高古，子長實取法焉。學者不可不家有而日誦之，故余刊書以是爲首云。紹興四年十月，魯人耿延禧百順書。 右修職郎司理參軍馬陞校勘，左迪功郎充州學教授趙涣校勘，左朝散郎通判軍州事崔耀卿，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知軍州事耿延禧。 按，卷三、四、五、六後有『至正乙巳前藍山書院山長劉鏞重校勘』一行，卷八、九、十後有『平江路學正徐昭文校勘』一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