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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信安劉克學 吾夫子發明至理，以垂訓萬世，未嘗不援《詩》以爲證。《中庸》、《大學》，義理之精微，必以《詩》發之，豈聖人之道皆有得於《詩》？所以垂之天下萬世者，必待《詩》而後信耶？抑其作《詩》者皆聖賢之盛耶？又况聖人因《詩》以推廣其義，宏遠精微，皆《詩》旨之所未及。洙泗之間，諄諄爲學者，言未嘗不以詩爲先。彼春秋諸賢，執《詩》以助其説者，何啻千里之繆？然後知《詩》之果爲難言也。似若六經出於聖人之暮年。前乎此，則《（詩）〔書〕》藏於史，《禮》、《樂》存於名數，《易》爲卜筮。其公於上下之所通習者，《詩》而止爾。故不學《詩》不爲《周南》、《召南》者，皆不足以爲士。誦《詩》三百，固以爲多，而有餘用，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特學《詩》之細事，三千之徒可與言而終不與之言者，賜與商而止爾。聖人蓋予人以共學，而不予人以共知，乃如此。然則《詩》之託物致意，情旨幽遠，不解其辭，而求之於《序》。《序》之與《詩》，文體升降，??不相侔。託《詩》之名演而爲義者多矣，揣詩之義臆而爲説者亦不少，且以漢、魏文章之盛，辭旨淹洽，未嘗有援《詩序》之辭者，惟束晳《補亡》，模傚《序》義；晉、唐四言，皆循其法。近每塲屋命題，乃以《詩序》同於正《詩》。儒先有欲去《詩序》者，至其訓釋又多依倣《序》意，竟亦不能去也。克之學《詩》，似若於《序》無預，固未睱論其合與否也。然《序》之出於詩人，或卜商，或大小毛公，皆莫得而準。《序》之名氏，猶不可知，况於《詩》乎？《詩》之言辭，猶不可知，况其旨乎？然則言《詩》之難其人，聖人豈欺我哉？其間又有甚可疑者焉。按《左傳》季孫行父以襄公五年卒，不以壽聞者也。姑以七十歲爲準，在僖公薨年纔十有一歲，安有八九歲之兒顧乃請命于周，用前代未有之典，出於諸卿之右哉？豳籥、《豳詩》、《豳雅》、《豳頌》見於籥章所掌，説者乃謂盡該於《七月》之詩，其然乎？周宣石鼓之謌，審如退之所謂『孔子西行不到秦』，則《（祁）〔祈〕昭》之詩，聖人嘗爲之折衷矣，何所戾而不編耶？季札觀於周樂，時則孔子之生二十有六年矣，其先後次第，與今毛氏所傳無絲忽少異，是吾夫子終未嘗置繩尺於其間也。彼所謂逸《詩》者，其逸於未删之前耶？抑逸於既删之後耶？聖人於《詩》纖悉必盡，義有未的，則裁而正之；辭有抵牾，則删而去之。四始主於《文王》，《黍離》降於《國風》，皆訓典之大法，禮義之大權，非『《雅》、《頌》各得其所』之謂乎？嗟夫！後死者之於斯文，欲如身親見之盛，抑亦不知量也已。如以援證之《詩》言之，則是經豈非聖門之全書乎？紹定壬辰十月，信安劉克自序。 家君所著《詩説》，每篇條列諸家解而繫己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東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所編朱解乃文公初筆，其晚年《詩解》成時，吕成公已下世，更别爲目，繫于『朱曰』之次。若全以鋟梓，未易遽集。坦浸迫終更，日力有限，兹且以家君已説，與《書説》對刊，仍録全本之副于學宫，或補爲完書，以淑後學，則有望於將來之師儒。淳祐六年人日，迪功郎郴州州學教授劉坦百拜書于直舍。 案，汪閬原重刊本缺三卷，此本完善，見《儀顧堂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