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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年奉敕撰。初，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采明一代事跡，撰《通鑒綱目三編》，以續朱子及商輅之書。然廷玉等惟以筆削褒貶求書法之謹嚴，於事跡多所掛漏。又邊外諸部，於人名、地名多沿襲舊文，無所考正，尤不免於舛訛。夫朱子創例之初，原以綱仿《春秋》，目仿《左傳》。《春秋》大義數千，炳若日星。然不詳核《左傳》之事跡，於圣人予奪之旨尚終不可明。況史籍編年，僅標梗概於大書，而不具始末於細注。其是非得失，又何自而知。即圣諭所指福藩田土一條，其他條之疏略皆可以例推。至於譯語，原取對音。唐以前書，凡外邦人名、地名見於史冊者，班班可考。惟兩宋屈於強鄰，日就削弱，一時秉筆之人，既不能決勝於邊圉，又不能運籌於惟幄，遂譯以穢語，泄其怨心，實有乖紀載之體。沿及明代，此習未除。如圣諭所指朵顏、青海諸人名，書“圖”為“兔”之類，亦往往而有，鄙倍荒唐，尤不可不亟為釐正。是編仰稟睿裁，於大書體例，皆遵《欽定通鑒輯覽》；而細注則詳核史傳，補遺糾謬，使端委秩然。復各附發明，以闡袞鉞之義；各增質實，以資考證之功。而譯語之誕妄者，亦皆遵《欽定遼金元國語解》，一一改正，以傳信訂訛。較張廷玉等初編之本，實倍為精密。圣人制事，以至善為期。義有未安，不以已成之局而憚於改作。此亦可仰窺萬一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