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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宋濂等奉敕撰。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實錄》，命修《元史》，以濂及王祎為總裁。二月，開局天寧寺。八月，書成，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乃命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采其遺事。明年二月，詔重開史局，閱六月，書成。為《紀》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傳》九十七卷。書始頒行，紛紛然已多竊議。迨后來遞相考證，紕漏彌彰。顧炎武《日知錄》摘其《趙孟頫》諸傳，備書上世贈官，仍志銘之文，不知芟削。《河渠志》言耿參政，《祭祀志》言田司徒，引案牘之語，失於翦裁。朱彝尊《曝書亭集》又謂其急於成書，故前后復出。因舉其一人兩傳者，條其篇目，為倉猝失檢之病。然《元史》之舛駁不在於蕆事之速，而在於始事之驟。以后世論之，元人載籍之存者，說部文集尚不下一二百種。以訂史傳，時見牴牾，不能不咎考訂之未密。其在當日，則重開史局距元亡二三年耳。后世所謂古書，皆當日時人之書也。其時有未著者，有著而未成者，有成而未出者，勢不能裒合眾說，參定異同。考徐一夔《始豐稿》，有《重開史局時與王祎書》云：“近代論史者莫過於日歷。日歷者，史之根柢也。至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紀事之法無逾此也。元則不然，不置日歷，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易一朝，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歷間虞集仿《六典》法，纂《經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備。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廑而成書。若順帝二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采訪以足成之。竊恐事未必核，言未必馴，首尾未必貫穿也”。云云。則是書之疏漏，未經屬草以前，一夔已預知之，非盡濂等之過矣。惟是事跡雖難以遽詳，其體例則不難自定，其訛脫則不難自校也。今觀是書，三公宰相，分為兩表；《禮樂》合為一志，又分《祭祀》、《輿服》為兩志。《列傳》則先及《釋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遺規。而刪除《藝文》一志，收入《列傳》之中，遂使無傳之人，所著皆不可考，尤為乖迕。又《帝紀》則定宗以后、憲宗以前，闕載者三年，未必《實錄》之中竟無一事，其為漏落顯然。至於《姚燧傳》中述其論文之語，殆不可曉。證以《元文類》，則引其《送暢純甫序》，而互易其問答之辭，殊為顛倒。此不得委諸無書可檢矣。是則濂等之過，無以解於后人之議者耳。《解縉集》有《與吏部侍郎董倫書》，稱《元史》舛誤，承命改修云云。其事在太祖末年，豈非太祖亦覺其未善，故有是命歟？若夫《歷志》載許衡、郭守敬之《歷經》、李謙之《歷議》，而并及《庚午元歷》之未嘗頒用者，以證其異同。《地理志》附載潘昂霄《河源考》。而取朱思本所譯梵字圖書，分注於下。《河渠志》則北水兼及於盧溝河、御河，南水兼及於鹽官海塘、龍山河道，并詳其繕濬之宜，未嘗不可為考古之證。讀者參以諸書而節取其所長可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