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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陳旸撰。旸字晉之，閩清人。紹圣中登制科，官禮部侍郎。事跡具《宋史》本傳。此書乃建中靖國間旸為秘書省正字時所進。自第一卷至九十五卷，引三《禮》、《詩》、《書》、《春秋》、《周易》、《孝經》、《論語》、《孟子》之言，各為之訓義。其第九十六卷至二百卷，則專論律呂本義、樂器、樂章及五禮之用樂者，為《樂圖論》。引據浩博，辨論亦極精審。視其兄祥道《禮書》，殆相伯仲。第《禮書》所載，只詳於三代器數，是書則又推及律呂本原及后世雅俗諸部。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樂書》博則博矣，未能免於蕪穢也。然旸書包括歷代，總述前聞，既欲備悉源流，自不得不兼陳正變。使振孫操筆而修史，將舉古來秕政亂法一切刪之不載乎？此南宋人迂謬之見，不足據也。其中惟辨“二變”、“四清”二條，實為紕繆。自古論“四清”者，以民臣相避以為尊卑立說，本屬附會。旸則曰：“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其意蓋謂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既謂黃鐘至夾鐘為清，又謂為夷則至應鐘而設，是兩“四清”。也。不知每一均必具五聲，夷則一均以夷、南、無、應為次，而闕角聲，必須黃鐘清為角。南呂一均以南、無、應為次，而闕羽、角二聲，必須黃清為羽、大清為角。以調而論，則謂夷、南、無、應四律，以聲而言，則為黃、大、太、夾四清，非有二也。其不用正聲而用清聲者，樂之高下以漸，無驟高驟下之理。以夷則一均言之，如用夷、南、無、應四正律，則其聲以次而高。而忽用黃鐘正律，雖同在一均，而高下不協，故必以黃清協之也。旸引李照十二鐘之說，殊為舛誤。又論“二變”曰：“五聲者，樂之拇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五聲可益為七音，則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二變之說始於尚書，而蔓衍於《左傳》、《國語》、《書傳》、《漢志》。是不知《書》之‘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始’。《國語》之‘七同’，有四宮而無徵也。《左氏》為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為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者皆虛其一，猶大衍虛其一也”云云。不知“二變”之生，由於高下之次。蔡元定相去二律則音節遠之說最有根據。若不究其理之所由然，而但以數相較，則七較之五而多其二者，將十二較之五而亦多其七，是音不得有其七，而律亦不得有其十二乎？且“五聲”、“二變”，有管律弦度之不同。半太蔟與正黃鐘應，半夾鐘與正大呂應。此理尤為旸所不知也。至以七音為八音虛土而言，尤為牽強矣。又其釋《周官》三宮之樂，以圜、黃、太、姑為宮之旋而在天者，故其合別而為四。函、太、姑、南為宮之旋而在地者，故其合降而為三。黃、大、太、應為宮之旋而在人者，故其合降而為二。若然，則天宮用八律，地宮用六律，人宮用四律，以多少為差別也。而圜丘樂六變，方丘樂八變，宗廟樂九變，又何以解耶？凡此之類，皆不可據為典要。然唐以來樂書無傳，北宋樂書惟《皇祐新樂圖記》及此書存耳。遺文緒論，條理可徵，又安可以一眚廢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