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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履祥撰。后有《自跋》，謂：“古書之有注者，必有疏。《論、孟考證》即《集注》之疏。以有《纂疏》，故不名《疏》。而文義之詳明者，亦不敢贅。但用《經典釋文》之例，表其疑難者疏之。”其書於朱子未定之說，但折衷歸一。於事跡典故，考訂尤多。蓋《集注》以發明理道為主，於此類率沿襲舊文，未遑詳核，故履祥拾遺補闕，以彌縫其隙，於朱子深為有功。惟其自稱此書不無微牾，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讒賊，則殊不可訓。夫經者古今之大常，理者天下之公義。議論之得失惟其言，不惟其人。使所補正者果是，雖他人亦不失為忠臣。使所補正者或非，雖弟子門人亦不免為讒賊。何以履祥則可，他人則必不可？此宋元間門戶之見，非篤論也。其中如辨《論語注》“公孫枝”云：“案《左傳》，當作公孫發，《集注》或傳寫之誤。”辨《孟子注》“許行神農之言，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云：“《史記》六家無農家，《漢書·藝文志》九流之中乃有農家。”皆為典確。至於辨《公劉》“后稷之曾孫”一條，謂公劉避桀居邠，去后稷世遠，非其曾孫。不知古人凡遠祖多稱高祖，《左傳》郯子稱“我高祖少皞”是也；凡遠孫多稱曾孫，《左傳》蒯聵稱“曾孫蒯瞆敢昭告皇祖文王”是也。如此之類，則《注》不誤而履祥反誤，亦未盡確當不移。然其旁引曲證，不茍異亦不茍同，視胡炳文輩拘墟回護，知有注而不知有經者，則相去遠矣。書凡一十七卷。首有許謙《序》，后有呂遲《刊書跋》，猶為舊本。朱彝尊《經義考》稱《一齋書目》作二卷，注曰“未見”。蓋沿襲之誤，不足據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