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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朝楊方達撰。方達有《易學圖說會通》，已著錄。初，孫嘉淦作《春秋義》，大旨祖胡安國之說。后漸悟其非，旋自毀版（案嘉淦自毀其版，事見此書《凡例》第三條中）。方達嘗受知於嘉淦，因為刪補其文，以成是編。大旨於三《傳》多取《公》、《穀》《經》文。如“裂繻”作“履緰”，“矢魚”作“觀魚”、“叔孫婼”作“叔孫舍”、“定姒”作“定弋”之類，亦多從《公》、《穀》。其《左傳》事跡，往往在所擯斥。如“天王狩于河陽”，《傳》有明文，乃云：“或魯史本書狩，或夫子書狩，皆不可知。”是并其可取之說亦不信也。於諸家多取宋以后，其唐以前之說僅采劉向《災異》一兩條。如“文公喪娶”一條，全用《春秋繁露》而不肯標董仲舒之名，蓋諱言宗漢儒也。其持論尤務為深刻，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偶免譏彈者，惟“叔姬歸于紀”、“紀季以酅入于齊”、“紀叔姬歸于酅”、“葬蔡桓侯”、“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齊侯伐楚，次陘，盟于召陵”、“諸侯遂救許”、“宋公御說卒”、“狄救齊”、“楚人救衛”、“甯俞來聘”、“叔肸卒”、“伯姬歸于宋”、“仲孫蔑卒”、“宋伯姬卒”、“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叔孫舍卒”、“宋公佐卒于曲棘”、“劉卷卒”十八、九條而已。而召陵之盟、寧俞之聘，嘉淦所許者，方達又推論其失，咎齊桓不聲楚僣王之罪，咎甯俞知聘魯而不知朝周。實則倖邀寬論者，僅十五六事也。其中自相矛盾者，如既謂隱公為篡，又謂桓公為弒，是以討篡為弒也。既謂州吁弒桓公而王不問，衛人立晉而王不問，咎在天王，於王人子突救衛，又罪其知順逆而不知眾寡。是為天王者進退無不干咎也？朱子稱孫復說《春秋》如商君之法，若是書者又豈止于商君乎？其最甚者，拘泥常事不書之說，於十二公之薨，即終於路寢合禮之正者，亦必求其所以貶。然則茍無所貶，則國君易代，史可不詳歟？至於“紀季姜歸于京師”，謂季姜非嫡長，不可以為王后；“許叔入于許”，謂許君有子叔不奉之而自立：又不知其所據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