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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浸大撰。浸大字幼章，合肥人。崇禎丁丑進士。是書雜采諸說，斷以己意，而本於卓爾康《辨義》者為多。其首為《諸家考》，敘古來《春秋》家及所著書。次為《經傳大旨》，輯諸家議論之與己合者，次《紀傳》，輯周及列國事跡，分析《經》文，各以類從，而附以《時義、地義論》。次為《春秋總義》。次《比事》四十二則，《自跋》附焉。總為三卷弁於首。次乃詮釋《經》文，分十二公為三十卷。朱彝尊《經義考》不載，蓋此本為浸大孫云龍所錄，未及刊版故也。浸大以《春秋》本魯史原文，孔子修之。蓋筆削史文以見義，非變史文以起義。自說《經》者不舉大義而求之名字、爵號、日月及會之類以為義例，蓋昉於《公》、《穀》，盛於胡氏。詮說愈繁，而經學愈亂。故著是書以破諸家之言書法者。然《春秋》固本魯史，其間亦有圣人特筆。如“天王狩于河陽”，《左傳》具述改修之義。《坊記》所引魯《春秋》、《公羊傳》所引不修《春秋》及寧殖所稱“載在諸侯之策”者，揆之圣《經》，有同有異。欲駁一字褒貶之說，而謂圣《經》僅魯史之節文，未免矯枉而過直。其說《經》亦多臆斷。如解“尹氏卒”云：“《公》、《穀》謂譏世卿，鑿矣。欒、郤、韓、范世專晉，七穆世專鄭，曷為不譏，而特譏王朝大夫乎？”夫外大夫卒，例不見《經》，《春秋》何由譏之耶？解“肆大眚”云：“文姜罪惡通天，歿后必有陰禍，莊公肆眚，為之求福免罪耳。”不知《春秋》時浮屠之教未入中土，何得有罪福之說。解“鄭棄其師”云：“此高克怨辭。”夫克一逋臣，豈能以其事遍赴列國？杜預所謂克狀其事以告魯者，本無確證，何得遽斷為據克之言？又《比事》中解“城筑”一條云：“邑書城。臺、館、囿書筑。城，土功也，故須筑。南門、雉門書作，木功也，故須作。”夫南門、雉門豈竟不須土功？且兩觀何以亦書作也？凡此皆隨意生文，不為典要。至其《紀傳》敘事，并始於隱元年，訖於哀十四年。其中止云某事書於《經》某事不書。又自齊、晉以下皆以魯公年數紀年，即《周本紀》亦然。是屈天王之正朔，就侯國之紀年。經解史裁，蓋兩無所當矣。其《諸家考》中升胡《傳》於西漢諸儒之前，已為無識。卷后又自識云：“呂大圭、灌甫、趙企明、姜廷善未詳。”案灌甫，明宗室朱睦字，已見《考》中，而遽忘之。呂大圭字圭叔，南宋末人，所著有《春秋或問》及《五論》。企明，宋趙鵬飛字，所著有《春秋經筌》。廷善，明姜寶字，所著有《春秋事義考》。而浸大俱曰未詳。是即此數家，尚未窺全帙，甚至引杜預《集解》亦稱之為杜《疏》，尤為無據。蓋所見未博，故議論多而考證少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