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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趙汸撰。汸於《春秋》用力至深。至正丁酉，既定《集傳》初稿。又因《禮記·經解》之語，悟《春秋》之義在於比事屬辭，因復推筆削之旨，定著此書。其為例凡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二曰假筆削以行權，三曰變文以示義，四曰辨名實之際，五曰謹內外之辨，六曰特筆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類，八曰辭從主人。其說以杜預《釋例》、陳傅良《后傳》為本，而亦多所補正。汸《東山集》有《與朱楓林書》曰：“謂《春秋》隨事筆削，決無凡例，前輩言此亦多，至丹陽洪氏之說出，則此段公案不容再舉矣。其言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跡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歷家即周天之數以為度。此論甚當。至黃先生則謂魯史有例，圣《經》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為例，隱而不彰。則又精矣。今汸所纂述，卻是比事屬辭法。其間異同詳略，觸事貫通，自成義例，與先儒所纂所釋者殊不同。然后知以例說《經》，固不足以知圣人，為一切之說以自欺而漫無統紀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屬辭》名書。”又有《與趙伯友書》曰：“承筆削《行狀》，作《黃先生傳》，特奉納《師說》一部、《屬辭》一部。尊兄既熟《行狀》，又觀《師說》，則於六經復古之學，艱苦之由，已得大概。然后細看《屬辭》一過，乃知區區抱此二十馀年，非得已不已，強自附於傳注家，以徼名當世之謂也。其書參互錯綜，若未易觀。然其入處只是屬辭比事法，無一義出於杜撰”云云。其論義例頗確，其自命亦甚高。今觀其書，刪除繁瑣，區以八門，較諸家為有緒。而目多者失之糾紛，目少者失之強配，其病亦略相等。至日月一例，不出《公》、《穀》之窠臼，尤嫌繳繞，故仍為卓爾康所譏（語見爾康《春秋辨義》），蓋言之易而為之難也。顧其書淹通貫穿，據《傳》求《經》，多由考證得之，終不似他家之臆說。故附會穿鑿雖不能盡免，而宏綱大旨則可取者為多。前有宋濂《序》，所論《春秋》五變，均切中枵腹游談之病。今并錄之，俾憑臆說經者知情狀不可掩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