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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諸儒，相繼并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托。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其馀辨論，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為秦人語，葉夢得謂紀事終於智伯，當為六國時人，似為近理。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為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為秦禮之說，未可據也。《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后傅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后竟不然，是未見后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為后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今仍定為左丘明作，以祛眾惑。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為國史”之言，最為確論。《疏》稱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觀晉史之書趙盾，齊史之書崔杼及甯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其文體皆與《經》合。《墨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春秋》載莊子儀，《朱春秋》載礻后觀辜，《齊春秋》載王里國中里。核其文體，皆與《傳》合。《經》、《傳》同因國史而修，斯為顯證。知說《經》去《傳》，為舍近而求諸遠矣。《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則左氏《經》文，不著於錄。然杜預《集解序》，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則《左傳》又自有《經》。考《漢志》之文既曰《古經》十二篇矣，不應復云《經》十一卷。觀公、穀二《傳》皆十一卷，與《經》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為二《傳》之《經》，故有是注。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即《左傳》之《經》，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為一耳。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於口授之本也。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不傳；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為最古。杜《注》多強《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案劉炫作《規過》以攻杜《解》，凡所駁正孔《疏》皆以為非），是皆篤信專門之過，不能不謂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義明，《左氏》之義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內善惡之跡一一有徵。后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后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傳》與《注》、《疏》，均謂有大功於《春秋》可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