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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玄有《易注》，已著錄。公彥，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事跡具《舊唐書·儒學傳》。《周禮》一書，上自河間獻王。於諸經之中，其出最晚。其真偽亦紛如聚訟，不可縷舉。惟《橫渠語錄》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鄭樵《通志》引孫處之言曰“周公居攝六年之后，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蓋周公之為《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預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云云（案此條所云，惟《召誥》、《洛誥》、《孟子》顯相舛異，至《禹貢》乃唐虞之制，《武成》、《周官》乃梅賾古文《尚書》，《王制》乃漢文帝博士所追述，皆不足以為難，其說蓋離合參半），其說差為近之，然亦未盡也。夫《周禮》作於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過春秋以后。其東遷以前三百馀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損益，除舊布新，不知凡幾。其初去成、康未遠，不過因其舊章，稍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於是以后世之法竄入之，其書遂雜。其后去之愈遠，時移勢變，不可行者漸多，其書遂廢。此亦如后世律令條格，率數十年而一脩，脩則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遠者無徵，其增刪之跡，遂靡所稽，統以為周公之舊耳。迨乎法制既更，簡編猶在，好古者留為文獻，故其書閱久而仍存。此又如開元《六典》、政和《五禮》，在當代已不行用，而今日尚有傳本，不足異也。使其作偽，何不全偽六官，而必闕其一，至以千金購之不得哉？且作偽者必剽取舊文，借真者以實其贗，古文《尚書》是也。劉歆宗《左傳》，而《左傳》所云《禮經》，皆不見於《周禮》。《儀禮》十七篇，皆在《七略》所載古經七十篇中；《禮記》四十九篇，亦在劉向所錄二百十四篇中。而《儀禮·聘禮》賓行饔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鉶壺鼎甕之列，與《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禮》天子、諸侯侯數、侯制與《司射》之文不同。《禮記·雜記》載子、男執圭與《典瑞》之文不同。《禮器》天子、諸侯席數與《司幾筵》之文不同。如斯之類，與二《禮》多相矛盾。歆果贗托周公為此書，又何難牽就其文，使與經傳相合，以相證驗，而必留此異同，以啟后人之攻擊？。然則《周禮》一書不盡原文，而非出依托，可概睹矣。《考工記》稱鄭之刀，又稱秦無廬，鄭封於宣王時，秦封於孝王時，其非周公之舊典，已無疑義。《南齊書》稱：“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奇，得十馀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則其為秦以前書亦灼然可知。雖不足以當《冬官》，然百工為九經之一，其工為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為大事，存之尚稍見古制。俞庭椿以下，紛紛割裂五官，均無知妄作耳。鄭《注》《隋志》作十二卷，賈《疏》文繁，乃析為五十卷，《新、舊唐志》并同。今本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并。玄於三《禮》之學，本為專門，故所釋特精。惟好引緯書，是其一短。《歐陽修集》有《請校正五經札子》，欲刪削其書。然緯書不盡可據，亦非盡不可據，在審別其是非而已，不必竄易古書也。又好改經字，亦其一失。然所注但曰“當作某”耳，尚不似北宋以后連篇累牘，動稱錯簡，則亦不必苛責於玄矣。公彥之《疏》，亦極博核，足以發揮鄭學。《朱子語錄》稱“《五經》疏中，《周禮疏》最好。”蓋宋儒惟朱子深於《禮》，故能知鄭、賈之善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