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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錄。是書本載大昌《考古編》中，故《宋志》不列其名。朱彝尊《經義考》始別立標題，謂之《詩議》，曹溶《學海類編》則作《詩論》，《江南通志》則作《毛詩辨正考》。原本實作《詩論》，則曹溶本是也。又曹溶本作十八篇，而彝尊引陸元輔之言謂程氏《詩議》十七篇：一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二論《南》、《雅》、《頌》為樂詩，諸國為徒歌。三論《南》、《雅》、《頌》之為樂無疑。四論“四始”品目。五論《國風》之名出於《左》、《荀》。六證《左》、《荀》創標《風》名之誤。七論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以證《風》不得抗《雅》。八論《豳詩》非《七月》。九辨《詩序》不出於子夏。十辨《小序》綴《詩》出於衛宏。十一辨《詩序》不可廢。十二據季札序《詩》篇次，知無《風》名（案此篇為改定《毛詩》標題，元輔此語未明）。十三論《毛詩》有古《序》所以勝於三家。十四論采詩、序詩因乎其地。十五論《南》為樂名。十六論《關雎》為文王詩（案此解“周道闕而《關雎》作”一語，非論文王。元輔此語亦未明）。十七論《詩》樂及《商》、《魯》二頌，乃并末兩篇為一考。原本亦作十七篇，元輔之言不為無據。然詳其文意，論《詩》樂與論《商、魯頌》了不相屬，似《考古編》刻本誤合。曹本分之，亦非無見也。其大旨謂《國風》之名出漢儒之附會，其說甚辯。惟《左傳》“《風》有《采蘩》、《采蘋》”語，《荀子》“《風》之所以為《風》”語，不出漢儒，無可指駁，則以左氏為秦人，“風”字出於臆說；謂荀子之學出於仲弓，仲弓非商、賜可與言《詩》之比，故荀子所傳亦為臆說。近時蕭山毛奇齡據《樂記》“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引《詩》“我躬不閱、遑恤我后”，又引《詩》“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皆稱《國風》，以駁詰大昌。不知大昌之意惟在求勝於漢儒，原不計《經》義之合否，即引《樂記》、《表記》以詰之，亦不難以《戴記》四十九篇指為漢儒附會也。觀其於左氏所言季札觀樂，合於己說者，則以《傳》文為可信。所言“《風》有《采蘩》、《采蘋》”，不合己說者，則又以《傳》文為不可信。顛倒任意，務便己私，是尚可與口舌爭乎？且即所謂可據者言之，十五國《風》同謂之周樂，《南》、《雅》、《頌》亦同謂之歌，不云《南》、《雅》、《頌》奏樂，《國風》徒歌也，豈此《傳》又半可據半不可據乎？《傳》又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鹿鳴》之三”，亦將謂《頌》入樂，《雅》徒歌乎？是與所引孔子正樂但言《雅》、《頌》不言《風》，而忘其亦不言《南》者，同一不充其類而已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