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汉族自创的一种宗教。道教徒以李耳(著《道德经》)为教主。唐朝皇帝与教主攀亲，尊崇道教。佛教传入中国后，至唐达到了极度的繁荣，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佛教思想。在大乘、小乘各宗派中，禅宗是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压倒其他宗派。佛、道二教在唐代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唐代文学(包括诗、文、小说)也受到佛、道二教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创作实践和文学思想两个方面。例如，在著名的大诗人中，李白有“诗仙”之称，王维以“诗佛”名世。王维、李白的诗，是佛、道思想的“结晶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和尚、道士亦有能诗、文、讲唱者。

    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学术界对唐代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日益重视，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孙昌武、陈允吉、葛兆光等有专著问世。王维、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文学家评传中，也有涉及。单篇论文尤多。举例来说：总体方面，如对诗与禅的关系，古文运动与佛教的关系等，有所论述；作家方面，如对王维诗中的禅宗思想及其与南北宗禅僧的交游，佛教对“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的影响，以辟佛著名的韩愈的“阳儒阴释”问题，白居易对儒、释、道的牵合，李贺的宇宙论和人生观渊源于《楞伽经》等，作了探索；作品方面，对韩愈《南山诗》与密宗“曼荼罗画”，柳宗元《黔之驴》与佛典，白居易《长恨歌》与变文，许浑“千首湿”与禅宗“水”的理念等，进行考论。唐代这些作家未习梵宗音义之学，不可能直接接触天竺原书，译经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成绩可观。译出佛典总数达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已介绍过来。唐朝所编经录有德业、延兴二寺的《写经目录》，西明寺大藏经《入藏录》，《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目录》。其他带有经录性质的有《大唐内典录》、《古今译经图记》、《大周刊宣众经目录》、《续大唐内典录》、《续古今译经图记》、《开元释教录》、《开元释教录略出》、《贞元续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录》等。唐僧玄奘译经最多，译文最精。向来译经程序，起初是依梵文语法译成汉文，其次是改成汉语法，其三是笔人修整文句，中间增减，多失原意。玄奘精通汉、梵文，又深探佛学，译经出语成章，笔人随写，即可披玩。大抵译经事业，至玄奘已登上极峰。从梵文译成汉文的佛经中的语言、故事，为唐代文学作品所吸收运用。道教经集，自东汉以来，陆续问世。至唐开元中，玄宗命崇玄馆道士集古今道书，编成中国道教史上第一部道藏——《开元道藏》。

    目前，随着《中华大藏经》和《道藏》两部巨著的出版发行，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今后唐代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必将获得更多更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