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古代刑罚。蒙古族自古崇九，把九看作众多而神圣的数字，牲畜又是赖以生存之源，故以科罚九头牲畜作为惩罚犯罪行为的一种计量单位。依罪行之轻重，罚以九或九的数倍牲畜，无畜可罚者，以身充奴。初在民间以习惯法流行。成吉思汗时代，以成文法《札撒》的形式，加以规定，盗窃家畜者，以九倍赔偿。元代，参照金律、汉律，制订了《至元新格》、《大元通制》等较完整的刑法，但罚九之习惯，仍在蒙古游牧民中流行。元亡，蒙古贵族北徙，各部领主或以习惯法，或制订法令(单独或联合制订)，治理本部游牧民，故罚九之俗又在明清时期盛行起来，充斥于法令中，如※《俺答汗法典》、※《白桦法典》、1640年※《蒙古一卫拉特法典》、※《喀尔喀法典》等，均有大量罚九的规定。清朝为治理蒙古各部制定的《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中，也采用了罚九的形式。上述法典、法令丰富了罚九的内容，不仅使用于盗窃牲畜，也使用于刑事犯罪、民事纠纷和其他“违法”行为。如患传染病者将疾病传染他人致死者，除杖责之外，还要罚九九以上的牲畜，即使被传染者病愈，也要罚三九牲畜。疯狗咬死他人，其主人要罚偿命费及三九牲畜。罚九的数目依罪情之轻重或偷盗物品的贵贱而定，如盗取骆驼一峰，要罚15个九的牲畜(见《蒙古—卫拉特法典》)。九畜的内含，因时因地有所不同。《俺答汗法典》规定为“马2匹、牛2头、绵、山羊5只”。《喀尔喀法典》1709年条例规定为“牛4头，绵羊5只”，1728年条例则规定全部为大牲畜。嘉庆二十年(1815)《理藩院则例》规定为“马2匹、公牛2头、母牛2头、三岁公牛2头、一岁公牛1头”。罚九制度为研究蒙古法制史及社会经济、生活习俗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