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秉辉,字琴南,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
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十一岁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于精熟。自十三龄至于二十,“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一岁结识李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
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的古文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为“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同时林纾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种种弊病,反对墨守成规,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并提醒人们,“盖姚文最严净。吾人喜其严净,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专于桐城派古文中揣摩声调,“亦必无精气神味”。他认为学桐城不如学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并以为在学习中应知变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
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而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后来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译甚丰,翻译小说达二百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