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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河南新安知县陶镕以县民艰食,采拾自给,借函关驿粮赈之,奏请秋成还官。宣宗谓户部臣曰:“近年有司不体人情,苟有饥荒,必须申报,展转勘实,赈济失时。知县急于济人,先给后闻,是能称任使。卿勿拘文法责其专擅。”

宣宗初即位,有自宫求用者,谓礼部臣曰:“皇考在御时,尝有自宫者,以其毁亲遗体为不孝,皆发戍交阯。今此人尚敢尔,即循例发遣,更申明禁约。”

宣宗初即位,都督府吏及卫军士有言民间利病者,宣宗谓礼部尚书吕震曰:“圣人不弃刍荛之言,前下诏书,凡军民利病,许诸人陈言。朝廷但当察其言之善否,不必计其人之贵贱,果有可行者,即与施行。”

洪熙时,行在礼部考山西按察司佥事不称职,例降边远杂职。宣宗曰:“退人以礼,彼尝为方面官矣。遽降杂职太过,可令为县正,不称,则如例降之。著为令。”遂降湖广应山知县。

宣宗即位,工部言内府供用伫丝纱罗缺,请下苏杭等府织造。宣宗曰:“供用之物虽不可缺,然当念民力。今百姓艰难,可减半造。”因谓尚书吴中曰:“昔魏征告唐太宗,每以恤民为言,卿等其体此意。”

交阯左参政冯贵善用人,尝得土军五百,劲勇善战,抚育甚厚,每率之讨贼,所向成功。后五百人为中官马骥所夺,贵与贼战不利,遂死。

教坊司韶舞刘安等请给敕命,宣宗谓吏部尚书蹇义曰:“旧典如何?”对曰:“无之。”曰:“朕与卿等宜恪遵成宪,旧典无,不可与。”

仁宗尝命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直隶、浙江。宣宗即位,干还,言:“有司多不得人,士豪肆虐,良民苦之,乞命廷臣往来巡抚,庶民安田里。”下吏部会户部工部议,遂命广西按察使胡槩为大理寺卿,同西川参政叶春巡抚直隶及浙江诸郡,此巡抚之始。

旧制,诸王子女婚娶,皆用朝廷选授,后以宗室蕃盛,选之难悉得人。至宣德元年三月,始命诸王婚娶悉自行选配,然后闻之朝廷,授以冠服册诰仪物,诸王便之。

宣德时,真人张宇清求龙虎山道士八十一人度牒,礼部侍郎胡槩代为之请。宣宗曰:“僧道给度牒,祖宗有定制,无请求之理。朕不惜宇清,惜其教也。”竟不与。

宣宗尝召户部尚书夏原吉,谕之曰:“朕念自古国家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穷以致祸乱。是以夙夜祗畏,用图政理,所冀天时协和,年谷丰熟。去年冬多雪,今春益以雨泽,似觉秋来可望。然一岁之计在春,尚虑小民阽于饥寒,困于徭役,不能尽力农亩。其移文戒饬郡邑,省征徭,劝课农桑,贫乏不给者,发仓廪赈贷之。”

宣宗谓侍臣曰:“适观大理奏录囚,有同饮至醉斗争杀人者。当其同饮之时,自谓意气相合,及醉后不复省记,遂至如此,皆酒之过。古人酬酢百拜,岂有此祸?汉以来,醉酒杀人至于亡身破家者不少。名为毒药,岂不诚然?此真可以为戒。”

宣德时,锦衣卫力士宁真言:“山西中条山有胆矾,乞令有司采进。”宣宗曰:“使民耕,则有粟充饥,桑,则有帛御寒。矾如山积,何益饥寒乎?小人之言不足听也。古之人君,惟欲民富,凡山泽之利,皆弛其禁。若矾可利民,听其自采。”

宣德时,御史谢瑶荐贤,奏牍误书姓,自陈改正。宣宗谓吏部臣曰:“古人奏牍,皆存敬慎。石庆书马字欠一点,惧及死。今荐贤不知其姓,岂能知其才?轻率如此,岂称御史之职?”遂谪交阯大蛮县知县。

宣宗谕吏部尚书蹇义曰:“庶官贤否,关国家之治乱。掌铨衡者,以进贤退不肖为职。一事得人,则一事理;一邑得人,则一邑安。推之庶政,达之天下,无二致也。朕嗣承祖宗大统,维新治理,以安民生,选贤任能,尤为切要。古人取士于乡,以其道艺著闻有素;后世以言貌,求其底蕴,盖亦难矣。况笃厚之士,率多恬退;便僻之才,巧于进取。非至公无以胜私,至明不能格物。严选举以遏冗滥,精考核以防矫伪,毋俾小人贻患于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贤事君,国家膺福,苍生受惠,声名流芳于永世,卿等勉之。”

义勇卫军阎群儿妻有淫行,李宣以告,群儿将杀之;其妻即诬群儿与宣等九人强劫校尉陈贵家。御史悉论斩。都察院勘验,实不为盗。宣宗谓左都御史刘观曰:“昔隋炀帝令于士澄治盗,但有疑似辄加考掠,同日斩决二千余人。其中六七人者,盗发之日,先禁他所,不胜楚毒,亦自诬服,有司明知,不复执奏。今非各人自陈,岂不冤抑而死?是尔等皆士澄也。宜戒约诸道,凡治狱必察实情,此事若已谕决,朕必不汝贷矣。”

山东清军大理卿汤宗言:“济南等四府旱荒,民无食,工部派买颜料,乞暂停止。”工部言:“颜料皆陵寝殿宇待用之物。”宣宗曰:“山东之民,祖宗之民也。艰难如此,祖宗所不忍,可以苛急扰之耶?其悉停罢。”

宣宗尝语侍臣曰:“朕祗奉祖宗成法,诸司事有疑碍而奏请者,必命考旧典。盖皇曾祖肇建国家,皇祖皇考相承,法制详备。况历涉世务,练达人情,谋虑深远,子孙遵而行之,犹恐未至。世之作聪明,乱旧章,驯致败亡,往事多有可鉴。古人云商周子孙能守先王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此诚确论。”

宣德时,锦衣卫总旗卫整女因母病,刲肝煮液,食之而愈,请旌表。宣宗曰:“为孝有道,孔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剖腹刲肝,此岂是孝?若致杀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岂不大坏风俗?女子无知,不必加罪,所请亦不允。”

宣宗敕右都御史王章曰:“朕为天下生民主,夙夜兢惕,惟恐一夫不获其所。比者廷臣多自外至,道里所经,耳目所及,军民利病,岂无可言?而泯焉不闻,岂朕之所望哉!尔国之大臣,实总宪纪,可自良乡抵南京巡抚,军民一切休戚,具以实闻,毋有所隐,庶副朕忧愍元元之意。”

宣宗因翰林儒臣进致治在用人之说,曰:“《易?泰否》二卦尽之矣。君子进,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所谓泰。小人进,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所谓否。泰之时,人君大有为,所以成参赞之功;否之时,君子引退,则不可以有为矣。求否泰之端,则在乎君子小人之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当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隐。”

宣宗尝谕左都御史刘观曰:“中外文武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内府诸衙门,皆有钱粮出纳。近闻其弊甚多,即选能干御史率监生于东华门外庑下取各监局文卷簿籍,详加磨勘,有隐匿钱粮虚冒支给者,悉以闻。”

宣宗谕法司官曰:“朕观《周书?立政》篇云:‘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此言深有意味,盖能敬慎用刑,不致枉滥,则仁恩洽浃,足以培固国本,福祚岂不灵长?今不必论效验,但当以敬为主,有虞钦恤,正是此意,卿等宜夙夜勿忘。”

宣宗尝谕侍臣曰:“南北二京,相去数千里,常虑驿使往来,或有暴扰,或水旱灾伤疾疹,民有饥窘不安,皆朕所欲闻者。朝臣往还,御史巡历,皆不以告。故遣王彰巡视,冀闻其实。今其所言,乃毛举细故,不切大体。大臣如此,予复何望?尔等朝夕左右,当悉朕意。凡所见闻,皆须详陈,君臣同体,勿有所疑。”

宣德时,有中官奉旨传之六科,辄令径行诸司,宣宗闻之,即下法司治,因谕给事中曰:“尔官近侍,职在记注,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内使传出者,尔当备录覆奏,再得旨而后可行,庶几关防欺弊,不然必有诈伪者。尔等自今恪谨乃职,不许依阿随附。”

宣宗谕礼部尚书胡濙曰:“今僧道行童,请给度牒甚多。中间岂无有罪之人潜隐其中者?宜令僧道官取勘,如果无之,尔礼部同翰林院官礼科给事中及僧道官同考试,能通大经,则给与度牒。”

宣宗谓侍臣曰:“夷狄为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靖康之祸,论者以为不当通女真攻契丹取燕云之地,亦非根本之论。是时天祚失道,内外俱叛,取可也;女真以方强之势,乘契丹之弊,后日必与我为邻;燕云之地,太宗百战不能克,乘时取之,亦不为过。若究祸之根本,盖是自熙宁至宣和五六十年,小人用事,变易法度,民苦征徭,军无纪律,国家政事,日凌月替,遂为夷狄所侮,致有此祸。高宗南渡,中原陷于夷狄,民心思宋,政宜卧薪尝胆,委任忠良,恢复旧疆,洗雪大耻。乃复用小人,力主和议,为偷安之计,以岳飞之忠,卒死于秦桧之谗,小人之败人国家如此。”又曰:“自古无中国清明而有外夷之祸者。”

宣宗因汝南王讦奏兄周王之过,谓侍臣曰:“人之兄弟所以失和者,多因谗言致忿,驯至阋墙,浸成大恶。当念同气至亲,各生爱敬,则自然和协。古人言,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此言最好。”

宣宗与学士杨溥语及治兵之道,溥曰:“兵贵乎训练有方,抚养得宜,不患其不为用。”宣宗曰:“养之厚则得其心,练之精则得其用,必其气锐志果而后可用。若素不训养,一旦驱之,矢石之间,进退失错,何望有济。”

宣宗闻山西军民李二等九人自宫投入晋王府,贻书晋王曰:“皇考下诏天下,禁止自宫,违者谕以不孝。而李二等敢故违,投入王府。夫自宫以求用,古人所谓非人,情不可近。不孝之人,不知念其父母,岂复有心为王国之用?已令法司逮治,自今有若此者,宜斥之。”

宣德间,刑部主事李顺等、金吾等卫指挥宫旺等大祀天地,皆不出宿,为御史所劾。宣宗曰:“大祀不敬谨,岂可容?”命都察院治之。

宣宗与侍臣论足民之道,因曰:“先王制民产,教之树畜,不轻用其力,故家给人足,而复储嬴余,以待饥荒。至秦开阡陌,田土并于豪强,小民无常业,加之头会箕敛,不遗锱铢;隋文时,仓庾充盈,布帛山积,及遇饥荒,不知发而赈之,令民就食山东,国家储积何用?如此何望治效之如古也?”

通政司进各处雨泽奏本,宣宗谓侍臣曰:“祖宗爱民之心、保民之道,于斯可见。前世人主,有民之休咎藐不闻者,岂是久安长治之道?我国家自太祖皇帝令天下有司月奏雨泽,世世相承为成宪,岁之丰俭,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虑深矣。”此奏不知何时遂废。

宣德二年,将临轩策士,宣宗谓礼部臣曰:“设科求贤,国之大事。昔之为君尝有祝云‘愿得忠孝之人,以资国用’。今朕之心亦如此。”

宣宗谓翰林臣曰:“国家取士,科目为先,所贵得真才,以资任用。古人取士于乡,其行艺素有定论。至朝廷复辨其官才,所以得人为盛。后世惟考其文字而遂官之,欲尽得真才,难矣。然文章议论,本乎学识。有实学者,其言多剀切,无实见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尝敷奏以言。况士习视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实,则士习日趋于厚;朝廷尚浮华,则士习日趋于薄。此在朝廷激励成就之有道也。”

宣宗尝读《汉书?循吏传》有感,因为序论曰:“班固作《西汉书》,载循吏文翁、王成、黄霸、龚遂、朱邑、召信臣六人,然观其事,兴学校,勤劳来,劝课农桑,修举水利,恭俭爱人而已,非有奇才异能以倾骇人之视听。然而传之者何哉?以其奉职循理而民自化,异于尚威严以为治者。自古有天下者,皆以民为本。舜禹之相戒,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而已。夫既有所养,又有所教,而后民生遂,民性完。然治天下之民,必用天下之善士。此后世郡守县令之职所由重也。夫一郡一邑,其地环千里百里,其民以千万计,而付之守令者,欲其教养之而已。教养之道,农桑学校而已。农桑之业修,则民足于衣食而遂其生;学校之政举,则民习于礼义而全其性。如是足以为善治矣。然而世之才能之吏,或不知务此,往往任智术,利威严,苛刻削急。于是民受其弊,此赵广汉辈所以不得为循吏也。今天下之郡邑多矣,予惟师舜禹之道,以教养斯民,故于守令之选加严焉。《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安得皆有如六人者布满天下郡邑哉!”

宣宗览《豳风七月图》,谓侍臣曰:“此足以见周家立国之本,周公辅成王之心,其先王教民耕桑,以御饥寒,皆豫为之计,委曲详尽,必收成然后役之,所以当时军民相亲如父子,周之王业由于此,所以传世历年之永也。”又曰:“非周公此诗,后世亦何由知之?周公所以为名世之臣也。”

太医院医士旧五月粮。宣德时,医士贺祥等奏贫无以赡,比照天文生例,请给月粮。始命有家者月支米五斗,无者月三斗。

虞谦为杭州知府时,曾建议:“江南寺院田多或数百顷,而官府徭役未尝及之。贫民无田,往往为徭役所困。请为定制,僧道每人田无过十亩,余田以均贫民。”闻今不复然矣。

中官裴可力督事浙江,有汤千户者以贿结之,因倚势渔猎百姓。按察使林硕初至,振举宪纲,汤惧不容,谗硕于裴。裴诬奏硕讥诽及沮格诏书,遂逮硕至京。硕言:“臣昔为御史,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升按察使,至浙未久,小人旧不便臣者,设谋造诈,欲去臣以自便耳。”宣宗曰:“朕固不信,是以面问,汝今既明白,汝即驰驿赴任,但遇民瘼事,悉奏来。朕推诚心以待臣下,汝无他虑。”因谓侍臣曰:“小人造言,谗害君子,归必罪之不贷也。”

宣宗御武英殿,谓侍臣曰:“汉唐诸君,文帝、太宗能纳谏。文帝几致刑措,太宗致贞观之治,亦皆受善之效。善言有益于君德、有补于治道如此,岂可不听?”

宣宗与夏原吉语及古人信谗事,曰:“谗慝小人,真能变白为黑,诬正为邪,听其言若忠,究其心则险,是以帝舜┾谗说,孔子远佞人,唐太宗以为国之贼。朕于此等,每切闲防,若有其萌,必杜绝之,不使奸言得人,枉害忠良。齐杀斛律光,国遂以弱,朕常非之;汲黯正直,奸邪寝谋,卿所宜务也。”

宣德时,奸民有欲陷良善者,多构诬词赴南京讦告,南京法司辄逮问。宣宗闻之,令都察院移文禁止。凡有告讦者,俱送北京,惟京城军民词讼许其鞫问。

宣宗闻侍臣讲《贞观政要》,曰:“唐太宗致治之美,庶几成康,实本于此。予尝及覆是书,谓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谓治国犹栽树,根本不摇则枝叶茂,君道清静则百姓安乐,皆要语也。”

宣德时,内官张善往饶州监造磁器,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宣宗命斩于都市,枭首以殉。

宣德二年冬,礼部奏:“永乐十六年太宗皇帝定制,凡愿出家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额外不许滥收。俟五年后考试,如果精通经典,给与度牒。今天下僧道行童赴京请给者,多系额外滥收,且不通经典者多,请如例悉遣归。若系额内之数,亦待三年,考试给与。”从之。

宣宗因与侍臣论刑法,曰:“汉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观《明堂针炙图》,禁鞭背,皆后世仁政。文帝培植汉之国脉,太宗肇启唐祚,享国长久,有以哉。”

宣宗曾制《帝训》二十五篇,曰《君德》、曰《奉天》、曰《法祖》、曰《正家》、曰《睦亲》、曰《仁民》、曰《经国》、曰《勤政》、曰《恭俭》、曰《儆戒》、曰《用贤》、曰《知人》、曰《去疾》、曰《防微》、曰《求言》、曰《祭祀》、曰《重农》、曰《兴学》、曰《赏罚》、曰《黜陟》、曰《恤刑》、曰《文治》、曰《武备》、曰《驭夷》、曰《药饵》,言质事实,皆为理之大要。亲序其首,复题其后,惓惓欲后世子孙服膺斯训。若为人主者,时置一册于坐侧,甚为有益。

宣宗尝谕兵部侍郎王骥曰:“近闻南京运送诸物者,每船所装,皆未及半,而经过之处,一体添拨军夫接送,虚劳人力。令襄城伯李隆及南京工部、都察院、锦衣卫各委官监视,凡有运送,务令满载,若仍踵前弊,具奏罪之。”

宣宗尝谓诸大臣曰:“致理之道,莫先于广言路。盖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谓明主视天下犹一堂,满堂饮酒,一人对隅而泣,则一座为之不乐。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妇不得其所,实为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讳,言或激切,亦其心发于忠。若以其言激切而弃之,孰肯进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即以闻,庶几有补于治。”

宣宗闻广东都司言:番禺民有私取矿砂,煮之可得白金铅锡,请官开冶。命巡按御史同三司官开验,每砂百斤,炼银四钱、铅二十斤。因谓尚书夏原吉曰:“朕料铅砂之烹,所得无几,若果有银利,置冶烹炼,岂待今日?彼小民或窃取以求毫末之利,无足怪,朕已宥之不问。其令有司悉填坑洞,国家之利不藉此,民亦免逐末之弊。”

宣宗闻山西饥民流入河南者为有司军卫所捕逐,谓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民饥流移,岂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恤流民,饮食、居处、医药,皆为区画,山林河泊之利,听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余万人。今乃驱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县官加意抚绥,发廪给之,随所至居住,敢有逐捕者罪之。”

宣宗闻太医院奏尚衣监用辟虫香二万斤,乞遣人福建等处收买,曰:“此非急务,不必遣人。且香药安用许多?可减其十之七。”

宣德时,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继败。宣宗乃作《酒谕》,其文曰:“天生谷麦黍稷所以养人,人以曲蘖投之为酒,《周官》有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齐之名、三酒之物,以供国用。《书》秬鬯二卣曰明禋,《诗》既载‘清酤赍我,思成以享’,祀神明也。‘厥父母庆,洗腆致用酒’,以事亲也。‘岂乐饮酒’,以燕臣下也。‘酒醴维醹,酌以大斗’,‘酾酒有衍,笾豆有践’,燕父兄及朋友故旧也,皆用之大者,酒曷可废乎?而后世耽嗜于酒,大者忘国丧身,小者败德废事,酒其可有乎?自大禹疏仪狄戒甘酒,成汤至帝乙罔敢崇饮。文王、武王戒臣下曰‘无彝酒’,曰‘德将无醉’,曰‘刚制于酒’,孔子言‘不为酒困’,又礼有一献百拜,然则酒曷为不可有哉?夫非酒无以成礼,非酒无以合欢,惟谨圣人之戒而礼之率焉,庶乎其可也。”

宣宗尝谕吏部兵部臣曰:“今后凡中官传旨,除授官员,不问职之大小、有敕无敕,俱要覆奏明白,然后施行。”

宣宗尝问侍臣历代户口盛衰,侍臣等曰:“禹平水土,民奠厥居,至桀而耗之,汤始受命,视禹时不及。及纣淫虐,武王得天下之初,视汤时又不及。成、康致理,遂多于禹时。春秋战国以至嬴秦,所耗尤多。汉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数年问,天下之众亦减其半。昭帝罢战务农,至成帝初,户口极盛。东汉承王莽之后,率土之民,十才二三,明、章之后,天下无事,人口滋殖。三国、六朝疆宇分裂,所存无几。隋文节俭,大业之初,户口极盛。炀帝荒淫,役人以百万计,丁男不足,役及妇人,由是天下之人聚而为盗。唐贞观以后及于永徽,户口日增,至开元极盛。安、史之乱,遂大耗矣。宋承五季之后,自太祖至神宗,户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荡,所存者东南之民。此历代户口之大概也。”

宣宗曰:“户口之盛衰,足以见国家之治忽,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观汉武承文、景之余,炀帝继隋文之后,开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乱,岂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汉武末年,乃知悔过,炀帝遂以亡国,玄宗至于播迁,皆足为世之大戒。”

宣宗尝敕守边诸将严固备御,曰:“毋谓已安,虽安不可忘危,防边之道常如寇至,则寇不至,昼夜顷刻不可怠忽。凡寇之能为人患者,率窥伺间隙,乘人之不虞,慎之慎之。”

洪武中,赐朝鲜国王九章冕服,陪臣一等者比朝臣三等者,得五梁冠服。宣德初,其王言世子冠五梁与朝臣等,乞为定制,乃命世子冠六梁。

宣宗尝召学士杨溥,从容谕曰:“沧海之大,皆由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饬,所以克致太平,号称明良。若为君者不资于臣,为臣者不赞辅其君,欲求善治,未之有也。然比来臣下往往好进谀词,令人厌之,卿亦宜勉辅朕于善道。”溥对曰:“臣受国厚恩,敢忘报?”称曰:“但觉朕有过举,直言无隐,是即为报也。”溥顿首曰:“自古直言非难,而容受直言为难,陛下乐闻忠言如此,臣等敢不尽心。”

仪宾庆贺行礼,旧五班次。宣德时,始以宁王言命各以品级序于同等官员之左,遂为定制。

宣宗闻浙江所属府县缺官数多,谕吏部曰:“庶官所理皆民事,郡县亲民事,尤切要,久旷可乎?自今内外大小职事有缺,皆须早除,勿致废事。”

宣宗览梦卜求贤之说,顾谓侍臣曰:“君臣相遇,岂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贤傅未得,说筑傅岩,虽有致君泽民之志,不能自达,一旦得于梦寐间,遂相与讲学论道,而功被当时,名垂后世,诚千载奇遇。由此观之,人君诚心求贤,固无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猎遇太公,亦岂非诚心相感?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物皆有相感之理,况一代君臣乎?盖天佑国家,必生贤哲为之辅翊。高宗思道之心,盖有格于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后可以梦言;有傅说之贤,然后可以为相。若汉文以梦得邓通,光武以谶用王梁,岂不误哉!”

宣德间,兵部尚书张本奏:“驿马之设,本以飞报军机重务,今在外,凡有符验官司及镇守官,每以常事泛滥给驿,皆宜禁止,请令年终各具一岁给驿起数、及所干事务、所差人员,造册奏闻,以凭稽考。”从之。

德州民奏,本州路当冲要,每遇军物,官船经过,例给丁夫,而督运者多不守法,威逼有司,以一索十,以十索百,前者未行,后者踵至。本处丁夫不敷,有司无计,或执商贩行道贫人补足其数。督运者中路逼取其赀,无赀者至解其衣而纵者,有为所逼迫不胜而赴水死者。在船军士,本用操舟,乃得袖手而坐,所载私货多于官物,沿路发卖,率以为常。乞敕所司禁约。奏下行在兵部,兵部奏:“请自今运物船马快船,俱令掌船者每船预置木牌一,大书本船军夫数目姓名,有急运应增者,上水不过七人。所司给与印信帖子,大书所增贴于牌上,以牌竖于船头,所过有司如牌所增给之。下水不给,违者许被害之人及有司指实以闻。仍遣内外官不时沿路搜检私载物货究治其罪,庶使小人知所警惧。”从之。

宣宗因言者言近来风宪多怀顾忌,少有敢言,请降敕勉励,以开言路,因谓右都御史顾佐等曰:“朝廷立法,凡诸司官员及百工技艺之人,皆许言事,况风宪官职当言路,朕所倚信者,岂可有所顾忌?尔宜以其职喻之,若当言不言,以失职论。”

宣宗与儒臣论汉、唐诸君曰:“汉武好大喜功,海内费耗,末年能惩前过;玄宗初政,有贞观之风,久而恣欲,疏忠任邪,遂致祸乱,窜身失国。武帝犹为彼善于此。”又曰:“善心生则明,欲心生则暗。武帝以田千秋为贤,玄宗以李林甫为贤,此治乱所由异也。”

宣宗御文革殿,召大学士杨土奇、杨荣、金幼孜,特赐鲥鱼醇酒,加赐御制诗,有“乐有嘉鱼”之句。士奇等沾醉献和章,上嘉曰:“朕与卿皆当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几不忝祖宗之付托。”

宣宗因侍臣言为政在人,知人为要。曰:“知人固难,然临事听言之际,以理为主,君子小人,亦可辨。天下事,即尧舜处之,亦取善于人。人臣有爱君之心,随事规正,以利国家,此君子也;若不念君德,不恤国家,阿意曲从,以求容悦,此小人也。”

宣德四年,宣宗谕六部都察院曰:“国以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朕君主天下,孜孜夙夜,以安民为心,顾国家用度有不得已取之民者,朕犹惓惓轸恤民艰。比闻中外奸弊纷然。嗟怨盈路,皆由尔等不体朕心。凡朝廷科买一物,辄差数人促办。所差之人,又各有亡赖十数为之鹰犬,百倍科征,民被箠楚,不胜其毒。百分之一归官,余皆入于私室。人之困苦,罔所诉告。尔等非不知之,盖实纵其所为。风宪耳目非不闻之,亦略不纠举。此岂仁人君子之心哉?自今当洗心悔过,以革前弊。朝廷有紧切重务,慎选廉公官员催办。不及之事,悉不许差人。假公营私,扰吾良民,违者罪之。”宣宗闻府军后卫有题进本夜递至北中门,守卫不肯转达,因谓锦衣卫官曰:“祖宗成法,朝罢外廷有事急奏者,不问晨夜,即具本进,守门者即为上达,所以通警急,绝壅蔽。今敢若此,不可宽贷,其执付法司罪之。”

宣宗尝谕鸿胪寺臣,凡遇祖宗忌日,通政司、礼科、兵马司免引囚奏事。

宣宗因户部上户口登耗之数,语侍臣曰:“隋文帝时,户口繁殖,财赋充足。自汉以来,皆莫能及。议者以在当时必有良法,后世因其享国不永,固无取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财国之大务,若汉、唐初,立法未尝不善。至其子孙,或恃富厚,力役频兴,费用无度,天下不能不凋弊。若隋文克勤政事,自奉俭薄,足致富庶,岂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后世犹有存者,亦未尝计其享国长短也。大抵人君恭俭,国家无事,则生齿日繁,生齿繁则财赋自然充足。”又曰:“天下富庶,致理之本;民物凋耗,兆乱之阶。使炀帝不纵其奢欲,能谨守隋文之业。安得遽至败亡哉?”

宣德四年七月,宣宗临文渊阁,与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论经史,遂咨政务,已而悉召诸学士及史官,谕之曰:“国史贵详实,卿等宜尽心。”于是赐士奇等及学士以下钞有差。

洪武初,凡遇正旦等节,在外大小衙门庆贺,俱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礼。后来,惟五品以上衙门进表行此礼,至节日止于露台设香案行九拜礼。至宣德时,以安庆府潜山县知县俞益言,始定五品以下衙门仍旧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礼。

宣德四年八月,宣宗谕礼部尚书胡濙曰:“祖宗时,文武官之家不得挟妓饮宴,近闻大小官私家饮酒,辄命妓歌唱,沉酣终日,怠废政事,甚者留宿,败礼坏俗。尔礼部揭榜禁约,再犯者必罪之。”此革官妓之始。

宣德四年十月,宣宗临视文渊阁,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太子少保金幼孜,学士杨溥、曾棨、王直、王英,侍读李时勉、钱习礼,侍讲陈循等侍,命典籍取经史亲自披阅,与士奇等讨论,已询以时政,从容密勿者久之。命中官出尚膳酒馔赐士奇等,井赐纂修实录官,士奇等叩首谢。复谕之曰:“朕闻有道之朝愿治之主,崇礼儒硕,讲求治道。卿等为朕傅保,与诸学士皆处秘阁,朕躬至访问,冀有所闻耳。稍暇当复至,卿等必有所陈论也。”已而亲制诗赐士奇等。诗曰:“秘阁弘开当巽隅,充拣之积皆图书。仙家蓬山此其处,上与东壁星相符。罢朝闲暇一临视,衣冠左右环文儒。琼琚锵锵清响振,宝鼎馥馥香烟敷。维时日上扶桑初,始看瞳胧绚绮疏。忽似粲烂明金铺,从容燕坐披典谟。大经大法古所训,讲论启沃良足娱。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无?诸儒志续汉仲舒,岂直文采凌相如?玉醴满赐黄金壶,勖哉及时相励翼。辅德当与夔龙俱,庶几治至希唐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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