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定初，术虎高琪为相，建议南京城方八十里，极大，难守。于内再筑子城，周方四十里，坏民屋舍甚众。工役大兴，河南之民皆以为苦。又使朝官监役，分督方面，少不前，辄杖之。及北兵入河南，朝议守子城，或云，一失外城，则子城非我有，遂止，守外城。外城故宋所筑，土脉甚坚，北兵攻之，旬余不能拔而新筑子城竟无用也。嗟乎！愚人之虑何如哉？使天下郡邑俱失，纵然独保一子城，何以国也？然子城初起时，于地中得一石碣，上有诗云：“瑞云灵气锁城东，他日还应与北同。岁月迁移人事变，却来此地再兴功。”亦有数云。其字书类宋人，迄今犹在相国寺。
大梁城南五里号青城，乃金国初粘罕驻军受宋二帝降处。当时后妃皇族皆诣焉，因尽俘而北。后天兴末，末帝东迁，崔立以城降，北兵亦于青城下寨，而后妃内族复诣此地，多﹃死，亦可怪也。
南渡之后，南京虽繁盛益增，然近年屡有妖怪。元光间，白日虎入郑门。又，吏部中有狐跃出，宫中亦有狐及狼。又，夜闻鬼哭辇路，每日暮，乌鹊蔽天，皆亡国之兆。迄今为丘墟瓦砾，伤哉！
南京同乐园，故宋龙德宫，徽宗所修。其间楼观花石甚盛，每春三月花发，及五六月荷花开，官纵百姓观，虽未尝再增葺，然景物如旧。正大末，北兵入河南，京城作防守计，官尽毁之。其楼亭材大者，则为楼橹用；其湖石，皆凿为炮矣。迄今皆废区坏址，荒芜所存者，独熙春一阁耳。盖其阁皆桫木壁饰，上下无土泥，虽欲毁之，不能。世岂复有此良匠也！
宣宗喜刑法，政尚威严。故南渡之在位者，多苛刻。徒单右丞思忠，好用麻椎击人，号麻椎相公。李运使特立友之号半截剑，冯内翰璧叔献号马刘子。后雷希颜为御史，至蔡州，缚奸豪，杖杀五百人，又号雷半千。又有完颜麻斤出、蒲察咬住，皆以酷闻。而蒲察合住、王阿里、李涣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宣宗后妃皆出微贱，南渡人有云：“头巾王、过道史、白酒庞”，指三外戚家也。王氏有成国夫人者，宣宗皇后之姊，末帝之姨，奢侈尤甚，权势薰天，当涂者往往纳赂取媚，积赀如山，且出入宫掖无时度，号自在夫人。天兴改元，末帝东迁，崔立之变，凡富贵家皆搜括金银，成国竟捶死。又有平章政事完颜白撒，以内族位将相，尤楮奢僭。尝起第西城，如宫掖然，其中婢妾百数，皆衣缕金绮绣如宫人。在尚书省，恶堂食不适口，以其家膳供。然为将相无他材能，徒以仪体为事。从末帝东征，方渡河督战，遽劝上回奔睢阳。众以其误国，归罪请废，末帝不得已，下狱，饿死。
南渡之后，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凡有人言当改革，则必以生事抑之。每北兵压境，则君臣相对泣下，或殿上发叹吁。已而敌退解严，则又张具会饮黄阁中矣。每相与议时事，至其危处，辄罢散曰：“俟再议。”已而复然，因循苟且，竟至亡国。
南渡之后，朝廷近侍以谄谀成风，每有四方灾异或民间疾苦将奏之，必相谓曰：“恐圣上心困。”当时有人云：“今日恐心困，后日大心困矣。”竟不敢言。又，在位者临事，往往不肯分明可否，相习低言缓语，互推让，号“养相体”。吁！相体果安在哉？又，宰执用人，必先择无锋、软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故正人君子多不得用，虽用亦未久，遽退闲，宰执如张左丞行信，台谏官如陈司谏规、许司谏古、程、雷御史，皆不能终其任也。
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为耳目以伺察百官，故使其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切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监战”。每临机制变，多为所牵制。辄遇敌先奔，故其军多丧败。
贞间，术虎高琪为相，欲树党固其权，先擢用文人，将以为羽翼。已而，台谏官许古、刘元规定之徒见其恣横，相继言之。高琪大怒，斥罢二人。因此大恶进士，更用胥吏。彼喜其奖拔，往往为尽心，于是吏权大盛，胜进士矣。又，高琪定制，省、部、寺、监官，参注进士，吏员又使由郡转部，由部转台省，不三五年，皆得要职。士大夫反畏，避其锋，而宣宗亦喜此曹刻深，故时全由小吏侍东宫，至今佥枢密院事、南征帅，又有蒲察合住、王阿里之徒居左右司，李涣辈在外行尚书六部，陷士夫数十人，亦亡国之政也。
南渡后，屡兴师伐宋，盖其意以河南、陕西狭隘，将取地南中。夫己所有不能保，而夺人所有，岂有是理？然连年征伐，亦未尝大有功，虽能破蕲黄，杀虏良多，较论其士马物故，且屡为水陷溺，亦相当也。最后，盱眙军改为镇淮府，以军戍之，费粮数万，未几亦弃去。又师还，乘夏，多刈熟麦，以归助军储。故宋人边檄有云：“暴卒鸱张，率作如林之旅；饥氓乌合，驱帅得罪之人。”驸马都尉仆散阿海、佥枢密院事时全，皆回辕即诛。后又谋取蜀，时胥平章鼎镇关中，奏请缓发，胥由此罢相。嗟乎！避强欺弱，望其复振，难哉。此皆宣宗时事，末帝即位，无南伐之议矣。
甚哉，风俗之移人也！南渡后，吏权大盛。自高琪为相定法，其迁转与进士等，甚者反疾焉。故一时之人争以此进，虽士大夫家有子弟读书，往往不终辄辍，令改试台部令史。其子弟辈既习此业，便与进士为仇，其趋进举止，全学吏曹，至有舞文纳赂甚于吏辈者。惟侥亻幸一时进用，不顾平日源流，此可为长太息者也。
金朝取士，止以词赋、经义学，士大夫往往局于此，不能多读书。其格法最陋者，词赋状元即授应奉翰林文字，不问其人才何知，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顾问不称上意，被笑嗤，出补外官。章宗时，王状元泽在翰林，会宋使进枇杷子，上索诗，泽奏：“小臣不识枇杷子。”惟王庭筠诗成，上喜之。吕状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阳诗，造素不学诗，惶遽献诗云：“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旋令外补。故当时有云：“泽民不识枇杷子，吕造能吟喜欲狂。”
兴定初，朝议县令最亲民，依常调数换多不得人，始诏内外七品以上官保举，仍升为正七品。官资未乃者，借注人。一时能吏如王庸登庸令洛阳，程震威卿令陈留，皆有治绩。或入为监察御史、台部官，自是居官者争以能相尚，民亦多受赐。其后，往往自纳赂请托得之，故疲懦贪秽者亦多。然士大夫为之首犹自力，此良法也。
正大初，末帝锐于政，朝议置益政院官，院居宫中，选一时宿望有学者，如杨学士云翼、史修撰公燮、吕待制造数人兼之，轮直。每日朝罢，侍上讲《尚书》、《贞观政要》数篇，间亦及民间事，颇有补益。杨公又与赵学士秉文采集自古治术，分门类，号《君臣政要》，为一编进之。此亦开讲学之渐也，然岁余亦罢。
士气不可不素养，如明昌、泰和间崇文养士，故一时士大夫争以敢言、敢为相尚。迨大安中，北兵入境，往往以节死，如王晦、高子杓、梁询谊诸人皆有名。而侯挚、李瑛、田琢辈皆由下位自奋于兵间，虽功业不成，其志气有可嘉者。南渡后，宣宗奖用胥吏，抑士大夫，凡有敢为、敢言者，多被斥逐。故一时在位者多委靡，惟求免罪罟，苟容。迨天兴之变，士大夫无一人死节者，岂非有以致之欤？由是言之，士气不可不素养也。
南渡后，疆士狭隘，止河南、陕西，故仕进调官皆不得遽，入仕或守十余载，号重复累，往往归耕，或教小学养生。故当时有云：“古人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今日一举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无人问也。”其后，有辟举法行，虽未入仕，亦得辟为令。故新进士多便得一邑治民，其省令史亦以次召补。故士人方免沉滞之叹云。
大臣尤当以至公至正黜陟百官，大不可畏嫌避党为自保计。南渡为宰执者，多怯惧畏懦不敢有为，凡执处一事，先恐人疑己。如宰执本进士，或士大夫得罪，知其无辜，不敢辨言，恐人疑其为党也。又或转加诘责，以示无私。或要职美官宁用他流，取媚于众。一登省府，遽忘本来用心，如此望其成功名、立节义难矣。然亦往往不能以富贵自终。向使以公正自持，未必如是得罪也。人之用智巧者竟何如哉。
宰相之职，佐人主治天下，最患耳目不广，不能周知民间苦乐、国势安危，故当忘私去智，取诸人以为善，以天下治天下。至于百官士流贤否，皆当如家人美恶，一一辨其才，然后进退用舍合公望。办职业而为国者立法，使百官、宾客不得谒见于私第，何哉？其意止以防其请托而徇私也。夫果察其人徇私不公，岂可使为宰相哉？既以为宰相，是已以天下付之矣，诚不宜犹尔防闲也。唐裴晋公一日拜相，遽请于私第见百官、宾客，可谓远谋，而宪宗信之，卒平淮蔡，此其君臣遇合，故有此奇伟士成功名。使龊啮者为之，亦不敢请，而庸主亦不听也。余观南渡后为宰执者，自非亲戚故旧，往往不得登其门。若夫百官士流，未尝接议论，局局自保，惟恐失之。如此，望其取用得人、闻见不塞者，未之有也。
士大夫为吏者当以至公无心处之，事自理，民自服，不可委曲要誉以枉义也。余在南方时，见辟举为令者，往往妄用心。如富家与贫家讼，必直贫民。势家与百姓争，必直百姓，不问理何如也。又，或故旧同道之家有科征，必先督促不少贷，至加之刑罚。其意以为如此，示我无私，且贾细民称誉。嗟乎，贫富相争，自有曲直，彼贫民中亦有桀黠不逞者，富家中亦有循良懦弱者，乌可执一哉？故旧同道之家，义当假借，不然止以无心处之可也。至首加讯责，不亦伤乎？不抵此曹志于升进故尔。甚者榜于门云：“无亲戚故旧”、“不见宾客”、“不接士人”。世岂有一为郡邑而遽无亲无旧者？尝记有一人为县令，禁其子不令出。其子犯禁，笞责之，其子赴井死。哀哉！不循中道，纵得升迁何荣也？
国所以官取士，士所以居官，先以养其口体妻子，然后得专意王事，虽不可取于民奢纵害公，亦不必钓名要誉太俭陋也。余见河南为令者，有夜盖纸被，朝服弊衣以示廉，又令妻子辈汲爨，不使吏卒代者，其意皆欲闻上位，媚细民。然其听断、抚养之道殊不在是，能使其车骑仪从、屋宇、服用鲜整，而遇事风生，吏民称快，较之此曹何自苦也？
南渡后，士风甚薄，一登仕籍，视布衣诸生遽为两途，至于征逐游从，辄相分别。故布衣有事，或数谒见在位者，在位者相报复甚希，甚者高居台阁，旧交不得见。故李长源愤其如此，尝曰：“以区区一第傲天下士邪？”已第者闻之多怒，至逐长源出史院，又交讼于官。士风如此，可叹！
省吏，前朝止用胥吏，号“堂后官”。金朝大定初，张太师浩制皇制，袒免亲宰执子试补外，杂用进士。凡登第历三任至县令，以次召补充，一考，三十月出得六品州ヘ。两考，六十月得五品节度副使、留守判官，或就选为知除知案。由之以渐，得都事、左右司员外郎、郎中，故仕进者以此途为捷径。如不为省令史，即循资级，得五品甚迟，故有“节察令推何日了，盐度户勾几时休”之语。浩初定制时，语人曰：“省庭天下仪表，如有胥吏，定行货赂混淆，用进士，清源也。且进士受赇，如良家女子犯奸也，胥吏公廉，如娼女守节也。”议者皆以为当，屏山尝为余言之。然省令史仪礼冠带，抱书进趋，与掾史不殊，有过，辄决杖，惜乎，以胥吏待天下士也。故士大夫有气概者往往不就，如雷翰林希颜、魏翰林邦彦、宋翰林飞卿及余先子，或召补不愿，或暂为，遽告出，皆不能终其任也。李丈钦止为余言，宋制，省曹有检正，皆士大夫，其堂吏主行移文字也。且问余以宋制与金制孰优？余以为宋制善，钦止曰：“此议与吾合也。”
金朝用人，大概由省令史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首领官，取其簿书精干也。由左右首领官选宰相执政，取其奏对详敏也。其经济大略安在哉？此所以在位者多长于吏事也。
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骚动。其民家有数丁男好身手，或时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阖家以为苦。驱此辈战，欲其克胜，难哉。贞初，下令签军，会一时任子为监当者以春赴吏部调数，宰执使尽拣取，号“监官军”，其人愤愠叫号，交诉于台省，又冲宰相卤簿，告丞相仆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免之。元光末，备潼关、黄河，又下令签军，诸使者历郡邑，自见居官者外，无文武，小大职事官皆拣之。至许州，前户部郎中、侍御史刘元规，年几六十，亦中选，为千户。至陈州，余先子以前监察御史，亦为千户。自余不可胜言。既以立部曲，须依军例，以次相钤束，物议喧然。后亦罢之。嗟乎，以任子为兵已失体，况以朝士大夫充厮役乎？当是时，余以终场举人获免，而先子以御史不免，立法之弊以至于斯。余赴试开封，先子以诗送之，且寄赵闲闲、雷希颜，有云：“老作一兵吾命也，芳联七桂汝身之。厚禄故人如见问，为言尘土困王尼。”二公览之，为一笑。
金朝近习之权甚重，置近侍局于宫中，职虽五品，其要密与宰相等，如旧日中书，故多以贵戚、世家、恩ヘ者居其职，士大夫不预焉。南渡后，人主尤委任，大抵视宰执台部官皆若外人，而所谓心腹则此局也。其局官以下，所谓奉御、奉职辈，本以传诏旨、供使令，而人主委信，反在士大夫右。故大臣要官往往曲意奉承，或被命出外，帅臣郡守百计馆馈，盖以其亲近易得言也。然此曹皆膏粱子弟，惟以妆饰体样相夸，膏面镊须，鞍马、衣服鲜整，朝夕侍上，迎合谄媚。以逸乐导人主安其身，又沮坏正人，招贿赂为不法。至于大臣退黜，百官得罪，多自局中，御史之权反在其下矣。其后，欲收外望，颇杂用士人。完颜伯阳居之不岁余亦罢。又于台部令史选奉职数人，又于进士中亦选一二人充备。其人既入局中，则趋进举止，曾亦未闻有正言补益者。且此曹本仆役之职，士大夫处之可羞，而一二子泰然自以为荣，亦陋也。
宣宗尝责丞相仆散七斤：“近来朝廷纪纲安在？”七斤不能对，退谓郎官曰：“上问纪纲安在，汝等自来何尝使纪纲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