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事要其终知人用心
天下之事，要其终而后可以知人之用心。恩之已甚者，未必非以杀之；而忍于抑其所爱者未必非以全之也。苟不于其终焉而观之，则恩者人以为真恩，忍者人以为真忍。盖至于此，则是非之在天下，始为之失其实矣。婴儿之甚其饱，贵人之极其宠；而婴儿之病、贵人之祸则生于饱之宠之之日也。严师之笞楚、慈母之呵叱，而子弟之成就则在于笞楚、呵叱之时也。孰谓人君之于天下，恩可遽指以为恩，威可遽指以为威哉！昔者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一日有疑，下之狱吏，几死而仅免，则文帝疑若少恩矣。孰知文帝之少恩，乃所以抑去其骄蹇之意，而务以全其宗也。宣帝之于霍氏，厚之以权，不约之以礼，使其不肖之子侄，且假之以当路之权柄；则宣帝之于霍光，其厚之亦至矣。不知夫厚之者，乃所以速其逆节之露也。人主之恩威未定，大率类此。
管仲侈淫。田氏俭约。郑庄公叔段事。曹参饮醇酒事。陈平从吕后王诸吕。
三十议论不一理未尝异
至真无二，至公不殊。言语议论不一，而方之于笑哭，则天下无异声。贵贱贤愚有异，而较之于生死，则天下无殊途。理之在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彼（谓）〔于〕夫议论之间，未尝纷乱而不可诬。是以圣人在上，众正路开，人人得以自尽。不有得于此，则有得于彼。其初，杂然而不可听，然其论利害也详，言是非也明。吾惟审择而谨取之耳，又何病夫议论之不一也？世之谈者类曰：“‘谋夫孔多，是用不集’。言之多，徒以败事也。外廷百口徒乱人意。言之多，徒以惑人也。”不知夫所以惑、所以败者，不在于言之之多，而在于择之之不审。使有尧、舜、禹、汤、文、武之君在上，于众言不一之中，必有卓然不惑之见。其言愈多，其理愈明，其见愈审。又岂至于多而惑、惑而败也哉？闻仁宗朝杜祁公衍、范文正公仲淹、韩魏公琦、富郑公弼、欧阳公修、余靖、蔡襄之徒，相继在列。每朝廷有大事，议论纷然，累日而不决。司马君实与范纯仁号为至相得者，钟律一事，亦论难数十而不厌。夫其所谓累日而不决、数日而不厌者，当时亦曷尝病其惑人而败事也哉？以至一之理，而为是不一之议论，言者不止，而听者不厌，则亦以吾胸中有卓然之见，而夫人之所欲言，不得不使之自尽也。
三十一法废则人得肆其情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以为不可。齐宣王欲毁明堂，孟子以为不可。夫具饩羊而不存夫礼，则不如无饩羊；有明堂而不知其政，则不如无明堂。古之人何眷眷于此而独以为不可耶？予尝论之曰：“彼其不知其礼其政，然犹有先王之物存焉，则肆其情者犹将有所碍也。苟取饩羊而去之，取明堂而毁之，其所以碍人之情者既不复存，则荡然无所限制，纵意肆欲，将何所顾忌耶？”今夫法之设，以迹绝私也。事私行于无形，而人莫得见其情。故圣人设法以为寓公之具。寓公者有具，则戾公者有形矣。
春秋之世，诸侯相与削去周书之籍。夫何仇而为此？直恶夫行私之有形耳。后之君子不知夫法可以碍行私者之情，以为任法不若任人，于是取天下之法而罢之。为用刑之说，则曰无为刑辟，议事以制可也。为用人之说，则曰毋拘定制，见贤而用可也。夫使朝廷常清明，大官常得人，则法之所在，循之可也，立之亦可也。不幸而有纵情以行私者出焉，前无所顾，后无所忌，喜怒予夺，惟我所欲，则典刑之坏，必于是焉始矣。盖昔者裴光庭之设循资格，而张九龄极论其弊。及其为相，一切罢之。其意盖以奖拔人才、激厉士气，且使不得执法以徼其上，而权之出于朝廷也。吁！孰知是法之废，而朝廷始无所守，荡然得以肆其情耶！
尝观明皇开元之初，资格未废之际，以苏廷硕之能，明皇欲大用，必问宰相：“有自工部侍郎而拜中书，其果宜乎？”宰相以为：“惟贤是用，何资之计？”明皇乃敢从之。李元之才，公卿交荐籍甚，明皇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书。斯未为骤进也，然宰相以其资薄，止拜侍郎。夫以苏廷硕、李元卒为宰相。虽使当时擢自众人，以管机政，未为过也。又况一自工部而拜中书，一自侍郎而拜尚书，非躐等也。然必问大臣，许而后授之，不许则不敢也。盖其法度，人臣在于资格，而不敢忽也。及其惑林甫之奸，欲相牛仙客，则自河湟使典擢班尚书。遂不复计资。而九龄虽尽忠，援故事而且不听矣。明皇即政之初，其资格虽毫厘必计；而其终也，虽尊卑疏戚，颠倒易置，而有所不恤。岂非资格一废，彼固得以肆其情而无所碍耶？本朝李定以资浅入台，事最细也。若未害治也，而宋敏求不奉诏，苏颂又不奉诏。夫亦审诸此而已耳。
用人以资，则盛德尊行、魁奇俊伟之士，或拘格而迟回焉。张释之十年不得调，扬子云官不过执戟是也。
三十二任用不可使人取必
圣人之于天下，惟其我既取必于人，而人不能取必于我。夫是以天下惟圣人之为听。何者？我取必于人，则权在我；人取必于我，则权在人。人不敢为而奔走天下者，权也。以奔走天下之具，而委之于人，则欲富者富，欲贵者贵，如执券取偿，其势不得不应。其势既应之，则在我之富贵有限，而彼之欲无穷。置而不问，则怫然有所不平于其心。夫圣人者不牵于天下之私情，而务合于天下之公议。必其有可以得富贵之理，然后遗之以富贵之资。故得之则释然有以自慰，而不得者亦慊然有以自愧。
昔者尝读西汉《百官表》。见武帝之用人，废置予夺，何其杂然。出于不然必然之不可测也。张欧为中廷九年而迁，而王温舒之迁五年，韩安国之迁一年。商丘成为大鸿胪，十二年而迁，而田千秋之迁一年。田广明之迁五年。是则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迟速推。西汉宰相之缺，则取之三公；三公之缺，则取之九卿。然而石庆之死，御史大夫儿宽当迁而不迁，而太仆公孙贺得之。公孙之死，御史大夫商丘成当迁而不迁，而涿郡太守刘屈得之。御史大夫延广之罢，九卿当迁者甚众。夫何取诸济南之王卿？御史大夫公孙弘之罢，九卿当迁者甚众，夫何取诸河东之番系？是则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次第度。彼武帝以为吾之爵禄，而使天下得以意度而情窥之，则吾爵禄之权将折而归于下。是故示之以为天下之端，而引之以不可穷之绪。使天下惟知爱之而为之之力，终莫能以歆羡邀持于其间。此固帝之所为雄才大略也。则天下之人何其可以驯致而必得也？定日月以为迁就之期，盖将以沮躁进者之心也。循资格以为进擢之阶，盖将以杜侥幸者之路也。此二者则甚公矣。然愚之所虑者，士大夫取必于朝廷之爵禄，而朝廷又自开其取必之门也。
汉宣帝之役用人才，其规矩法度，凛然有武帝之余风。九卿之秩视郡守，则九卿崇矣。而当时乃有自少府而为冯翊者。郡守之职视三公，则郡守卑矣。而当时乃有自颍川而入为宰相者。朱邑之治行第一，视黄霸无愧也，而其官则止于大司农。王成为伪自增加，视赵、盖、韩、杨有余罪也，而其爵则至于关内侯。
三十三逆耳之言不可不听
人主之尊，天也。其威，雷霆也。人臣自非忘躯徇国、奋不顾私者，谁肯抗天之尊、触雷霆之威，以自取戮辱也哉！故自昔人臣，类皆觇主意之所在，奉迎投合，惟恐其或后。以失为得，以非为是者，人人然也。
昔梅福言于成帝曰：“自阳朔以来，天下以言为讳，群臣皆承顺上旨，莫有执正。取民所上书，陛下之所善，试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魏明帝时，侍中刘晔为帝所亲重，或谓帝曰：“晔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陛下试举所向之意而问之）〔陛下试与晔言，皆反意而问之〕，必无所复逃矣。”帝如言以验之，果然。后不复敢在群下默视而疾趋如此。至于犯颜而谏，苦口而诤，岂人臣之所乐哉？非其所乐而奋然为之，是必有夫不顾私者而夺之也。而人主于此，顾方痛抑而深沮。怒之未足，而继之以斥；斥之未足，而继之以诛。士亦何望而不为谄谀佞媚以自取疏外也哉？且汉高帝之创业，光武之中兴，当时言听计从，无以龃龉，宜不复有阿容而不尽己意者。然诏群臣择有功者以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卢绾，皆言太尉长安侯卢绾功多可立。光武大会群下，问谁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阴兴可。附会投合，卒无一人异辞。彼二君好贤乐谏，如此之切而当，时犹有承意顺志、逢迎阿附之风，况夫斥之诛之而使之不敢言耶！故愚以为朝廷之上，幸而有方正之人、节义敢言之士。人主正当鉴自古人臣希合之弊，而为优容奖借，以作天下忠直之气。就使其言时有不中于理，犹当和颜开纳，以屈于天下之公论。人心之所同是者，恶可以却而不听也哉！
三十四为治不可以图美名
人主之有为于天下者，不可诱于古人之美名，而忘今日之大势也。夫诱于古人之美名，而忘今日之大势，则其施设措置必有龃龉而不顺其所为者矣。是故苏威作《五教》以齐民，其意以为有虞之治顺其势，而民以大谨。太宗欲袭封刺史，亦庶几于三代之所为，然而功臣不乐。名则美矣，而势有所不顺也。后周以来，至于南北之际，而不免于乱亡。房效车战于陈涛之役，而卒以取败。名亦美矣，而势有所不顺也。势之所在，上古之礼乐不用于后世，商周之质文不袭于虞夏。其初非圣人制之耶？而后之圣人革之，不以为嫌。夫亦顺其势而已矣。周公之井田历三代而后备，至良法也，而齐侯变之为内政。内政之兵，非不强也，而太宗乃近取周隋之制，葺而为府兵。太宗亦岂不能复古哉？自桓公不能从井田之制，太宗不能从内政之法，夫亦顺其势而已矣。不顺其势，而徒诱于其美名，是犹以乡饮酒之礼而理乱秦之市、干戚之舞而解平城之围，不可得也。故夫人主之为治，于名有所不敢诱，于势有所不敢违。
按今之法而为之（地）〔也〕，虽若近于循常蹇浅，终不屑于爱古之美名，而自诒今日之实患。盖其所以深思孰计而权事理之轻重者，胸中素见已定矣。逆时乖数之事，终有所不为也。昔者尝疑汉文帝不兴礼乐、宣帝之不用周政，以为二君者不能为经久之虑，以还三代之治于汉。及考文帝之时，而后知其势之所在，惟在于清净玄默。以与斯民息肩于疮痍凋瘵之际，则礼乐制度诚有所未可兴也。考宣帝之时，而后知其势之所在，惟在于刚明果断，以起天下委靡、偷懦、不立之气。是以虽美名，亦有所不可用也。二君之所为，可谓得当时之宜，而不为古人之诱矣。
三十五去夫积弊当以其渐
人常言：“亟解纷者，益其纷；纵理御者，固其御；遏河之奔者，必恣其奔；息人之怒者，必饱其怒。”去天下之弊，亦若是而已矣。阴解其乱，而徐去其弊，则悠然日趋于平安而不自知。奋然而击去之，而求以称快乎吾意，则其害始大横流溃决，而有不可收拾者矣。虽然，是特一时之害耳。至于积弊之所在，其成也非一日，其积也非一世，源深流长，有不可以旦夕遏者。是又恶可以不胜其忿而奋然为是侥幸速成之计耶？周自平王东迁，王室既卑矣。桓公愤诸侯之不朝，一旦连三国之兵而伐郑，以自取中肩之辱，而益成诸侯之强，则实一锐不思为之也。鲁之政在于三家，久矣。昭公不能去之以渐，不忍一朝之忿，而求逞夫私欲，而祸卒以自及。盖鲁之所以失，无以异于周也。在《易?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九五”以君位之尊，居屯难之世，威权不行，膏泽不下，故曰“屯其膏。”渐正之则吉，骤正之则凶。圣人垂戒之意深矣。故夫人君将去天下之积弊，要当以周鲁之事为鉴，以《易》之辞为法。
昔者汉七国之治，非可以旦夕而裁削之也。晁错不忍数年舒服，浮躁踯躅，亟下削地之诏，遂激其反。唐藩镇之悍，非可以旦夕而剪锄之也。德宗不能为岁月之远虑，不胜其忿锐，于遣三将而一伐，遽起泾原之变。在《易?需》之“九五”曰：“需于酒食，贞吉。”乾（上）〔下〕坎（下）〔上〕，是乾之刚健，遇险而未能进，故需须也。今九五居至尊之位，而息于险难。故曰“需于酒食”。宴乐雍容之象也。言人君处险难之际，正宜宽以待之，不当以惊忧自沮。唐文宗当积弊之后，每朝群臣，则泣下沾襟，魂飞气索。此不知“酒食”之义也。
自武而成，自成而康，历三世而商人利口靡靡之俗未殄。自高而惠，自惠而文，历三世而秦人借（锄）〔帚〕谇语之俗犹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