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德
人主所当学者四，帝王精一之传，一也；治天下大经大法，二也；古今治乱之迹，三也；天人感格精微之际，四也。精一之传，道所在也；大经大法，法所在也。治乱之迹，事也；天人之际，理也。道与理治内，事与法治外，内外交修，学问之道备矣。性之所具虽美，加存养之功则益莹。故匡衡曰，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今侍从日讲，古所云常伯之职也。昔四辅既备，成王鲜有过事。汉成帝时为经师者，朝夕入说尚书论语，金华殿中又诏亲侍之臣，皆受经于硕师，既无作辍之期，又非随牒而迁，故在君侧者莫非端士，入君耳者莫非善言。孟子一暴十塞、一傅众咻之喻，适可正明代经筵之失，但其语太直，廷臣不敢显陈，人君取而书诸讲幄闲，亦圣德之助也。朱穆曰，人君不可不学，当以天地顺道渐渍其心。天地之气以正而和，以邪而乖，君德亦如是。君德既正，和气盈于两闲，人则相亲相爱，物则并茂并育。君德不正，乖气盈于两闲，人则相戕相害，物则弱肉强食。故为君之道，必使正气充于人心，则太和洽于天地。置辅建亲，所以佐助居正之业；听言纳谏，所以匡扶不正之失。执大本，长庶物，与元同体，故称元年。秉直心，杖大义，常行正道，故称正月。不以人之情欲害其天德，使纯健之体无所亏损，故称体天行健而自强不息也。王者无外，其命既出即无不成之事，故王者之令不可轻出，当以义为质而又协诸舆情，所用器物皆无虚设，必象天地四方，或以色象，或以形象，要使色皆正色，形皆正体也。清庙尽饰，以茅屋存古。大路致美，以越席示俭。事天则钦翼祗栗，承亲则温恭敬顺。临朝则端正俨恪，享下则嘉惠和悦。物有其则，礼有其文，所谓威仪也。时当丰美则交于万物者亦当称其富厚，故天下已治，不可不兴礼乐，使苟且粗疏，鄙僿伧儜，举世觕然无温文之度。否则奢侈僭拟，恣情极欲，举世荡然，无法制之守也。修省变异，自有经义。不可斋醮祈禳，开淫祀之端；纵囚肆赦，决侥幸之窦。时巡省方，顺天而动，不可因嬖幸之请，轻法驾之尊。使若辈张威郡邑，揽权道路，纲目书巡行二十九皆讥也。虽曰人君不可以我累物，故以劳居逸则无为而治，以逸居逸则丛脞而乱。桓公有忧中国之心，江人黄人不召而至，迨其震而矜之。叛者九国，不可如齐之桓公、唐之玄宗，慎始渝终，因致祸乱也。勿受嬖幸默进，勿为嬖幸征发。凡节俭约省之事出自君心，考诸圣学，毅然为之，不可与臣下商略。谋及臣下，则从道不坚，不胜怂恿之言矣。慎己所独向，察众所共疑，为民害者忍而除之。贤之既得者，稽天以用之，百姓无知犯法者，罪己以训敕之，敬慎所未见，竦惧所未闻，或刻盘杅，或铭户牖，不可爱幸用于所惑，曲意留于非正，使贤智窃叹，百姓愁苦，朝有小明之悔，野有大东之怨也。广择贤才，使尽其谋虑；关白宰相，使审其当否。古人有云，谋从众则合天心。唐太宗曰，循正而行，自与吉会，不可综众事，备畏臣下，使君臣相猜，奸邪并进。驯致政令烦多，前后相承，省览不给，羣下因以生弊，缓急重轻，皆能为害。章虽下而有司不复，以待贿赂之至也。人君非躬嗜杀也，以攻城得地快心，不恤民之死生离散，即嗜杀也。或畏人不服，而宿兵以威之，严刑峻法以防之，亦嗜杀也。土木之役，玩好之众，转死满山谷，流宂盈道路，亦嗜杀也。圣明之君不但无罪之人不以膏草野，天下大定而省刑薄效之心无日忘之，至于若朽索驭六马，战兢临渊谷。以心所感发之理，通于感所未形；以理所必然之心，矫乎情所欲肆。不惟不忍取敌国之民以益吾民之数，亦不必杀一方之民以救天下之民，而后为不嗜杀也。喜怒哀乐不失其节，是以调和万民，燮理天地。若于此或倒置，必天下害气有结为世运者。君身喜怒哀乐为害气所冯，是以当喜者怒，当哀者乐，不自知而发悲悯于小物，亦不自知而贻大害于万物也。不可居心不敬，役于耳目，使精爽或驰而百度失贞也。国语载厉二事，一监谤也，一专利也。以专利之心张监谤之网，即以监谤之威盈专利之欲。然非曰吾敢于为此也，专利则真见匮乏而后专之，监谤则真见不道而后监之，果匮乏邪？果不道邪？抑操是心而不可餍足、不可容忍邪？必也布利而惧难。布利者，不必推所有以与人，因天地所生之物，养天地所生之人，不曰此吾土地所生，惟吾所用，而以其余予人也。惧难者不必多疑民之不可驾驭，惟以天下耳目助在己聪明，不曰此固非所宜言，是为大不敬，是为大不道而为法所必取也。不可使邪臣窥其意，奸民探其绪，假卫巫以大权，擅荣夷以厚利也。
内庭
汉高祖即位踰年而太公名号未定，家令之言以讽谏也。高祖善其言而赐之金，赏其缘彼而礼备于所尊，且以示天下后世之法则也。文王之德所以至于极盛者，上有圣母，其成之者远；内有赞妻，其助之者深。故祀先宜家，各得其道。闺门之内极其和，宗庙之中极其敬。屋漏隐微之际莫非道义，一饭之顷未尝违仁。仓卒之际，非礼不动也。礼称一娶九女所以极阳，数参骨肉至亲所以息阴。讼女未可行则待年于母家，所以绝求望、塞非常，自此之后虽缺不补，所以省约燕私、长保期颐也。杜钦举此以进成帝，盖举前代之约以正后世之奢，防闲之意寓于不言，使人情安于所习而不觉其难也。王凤循故事而不能用，后世途无称引此说者矣。宫闱之内求贤审官于臣下，勤劳分别大小而赏劳之，此女主佐治之事。趋走承业，小勤小劳也；奉职守官，大勤大劳也。所谓求贵审官者，止此而已。后能辨此，则识度过人，必克赞成帝业。至于黜陟荐引，则非女主之事，不得以险诐私谒干预外廷之权也。总之西汉之时犹有窈窕、德象、女师诸篇为后宫所诵习。班捷妤赋云，陈女图以镜监，顾女史而问诗是也。后世女训无闻。椒房无所取则，成帝虽减其用度，而身为侈靡，宫中之宠，后来居上，是必匹妇之说不可胜听，汉庭之乱不可胜救也。礼以己恕人，故天子之后父母犹得而子之，不夺人亲之义也。不使后族与政，盖有深意。见于经者，宋三世内娶，故公族以弱，妃党益强，威权下流，亲者出奔。国家廓若无人，朝廷久空，疾其末者正其本，故春秋举以为戒，而天戒有螽死堕地之象见于史者。元后宠任诸弟，遂至家国俱丧，东京之事一梁氏壤之有余，故范史云，商恨善柔，冀遂贫乱。皆其事也。解光所奏赵昭仪害嗣之事，皆在哀帝即位赦书之前，故引齐桓诛哀姜、元帝不赦发长陵傅夫人冢二事以明事关大逆，虽有诏恩不得原也。耿育之疏其为邪说甚明，史家胡以不删？大抵朝廷每有一事，必有人焉倡无礼之言为奸人解网，上荧主听，下乱国法。所云言伪而辩，王法所必诛也。哀帝于此能如叔孙昭子不以竖牛为功，蔽罪赵氏，固云甚善。或姑贷赵氏以全私恩，但将耿育伏罔上之诛，则汉家之事犹可振起。惟沾沾欲报赵氏之德，而忘刘氏之仇，纵邪臣妄说诳乱后世，天下已窥其无能，祖宗亦不享其禋祀矣。班氏详载育疏以着其案，使万世共罪之也。
东朝
三王位三公于世子之上，春秋尊世子于三公之上。虽礼之威仪各有宜适，总不若秦汉而后有常尊者，与前星之天象符也。春秋书子同生喜有正也，虽未正位，必举以礼，明示竟内，以定民志，亦重本尊祖之义。天子之子，八岁受之少傅，教以小学，业小道焉，履小节焉。十五受太傅，教以大学，业大道焉，履大节焉。必就学于外者，尊人伦之师，重先王之道也。及其正位东宫，特置太傅一官，职辅道之事，礼敬如师而不领官属，官属则少傅领之，示不臣也。所以张敞才轻，谓非师傅之器；阴侯戚里，终同视陋之嫌。只选文学之士，必端其心术，程其器识，望其威仪，熏其德性。坐则诵诗书，行则习礼容。不习惨刻之学，不取浮华之誉，不参比周之党。所谓承华之闼，更似通德之门、博望之园，直类华阴之市。家丞庶子，并入四科。洗马后车，俱通大学。盖言前后左右莫非正人也。有所欲为之事，必先考诸师傅之训，训所素具而后导其为也；有所欲致之物，必先稽诸肄习之业，业所不悖而后为之致也。恩有相及之序，齿有长幼之节，以贵德尚贤，为他日用人之本；以上德尊爵，为他日慎名器裁恩幸之本。要使受正人君子训迪，而无疾怒之心；行孝弟仁义恭敬恺悌之事，而皆出乎天性之自然。故易曰黄离元吉，喻子有明德，能附丽于其父之道，顺成其业，是以大吉也。又朝臣不可私侍太子，恐有君老之嫌；宿卫之臣不可往来东宫，恐有宫甲之嫌；詹事之官不可罢，恐有储位不以时定之嫌。其或军国重事，命太子总领者，臣下奏章仍于御前启封，太子先阅大纲，从旁参决。予夺可否，仍以父命行之，非谓全不达御，太子自决也。至于尤不可者，将兵与受方面之任也。盖太子居外必嬖子，居内为国人所窥，皆有二心夺适之事。宫内造端、宫外响应者，不谋而至，此最危之举也。秦人嫡子初生，不令人以名，他日或有余子，则择其勇猛者为嗣。故春秋秦君之卒多不书名，外之也。惟罃稻得书名，录其资也。汉元帝之生在宣帝潜邸中，宣帝即位即当正东朝之礼，何以霍光秉政，不行此事，迟至光死之后，然后行之？光之不学无术不其然乎？晋襄公卒，国无定储，为大臣者遂欲舍子而他立，人持一议，各右所私，终于不可行而生邻国之难。虽诸臣谋事之过，亦襄公不蚤建之失也。卫襄世子有恶疾，迨公将薨，乃命其臣废之。自下废上，鲜不为乱。敬嬴私事襄仲而属其子，是以嫡子见杀，皆危道也。宋太宗贤君，而立储一事极其犹豫。大渐之时，几有齐桓之祸，赖吕端持正，仅得无事。脱遇史弥远，将如之何？此臣下所不敢言，人君当自观省者也。
藩邸
朝廷之上，亲有常恩，贤有常任。亲者自亲，不必侵贤之职；贤自为贤，不必赖亲之宠。武王母弟八人，周公、康叔、耼季同登三事，五叔无官，是其义也。春秋之时，天子诸侯不务求贤而专事展亲。在位子弟皆蚤任以权，是以童昏并进，骄奢累积，沈溺放恣之欲，晏安酖毒之病，往往极其所至，而家国俱害，适足为世戒也。春秋之文，公子贯于先君惟世子母弟以今君录之，亲亲之义也。亲亲则直致之，有涉于民，必立法必善后，不以小忿废懿亲。亲亲也，不以私恩贻民患；仁民也，不以爱亲残其民，不以爱民妨其亲。诚信之中自生经制，享崇高之奉，无治民之责。立法善后，无过于此。汉初藩国之制，天子独为置丞相，其王国之官自内史以下，皆得自除。诸王又于许除之外私置御史、廷尉、博士之属，所云内史以下守土之官也，征其租税者也。御史诸官，皆其自置，则法令刑辟选举之权悉不领于天子，是以谓之外重。吴楚之后，一切夺之，山海之利亦不使专，而后合于古，非过刻也。甸师之制，所不可废。惟景王杀佞夫，诚为不友，又在父服之内，恩慕之中，而害先君遗体，故君子深恶之，以为失子行也。郑伯失教，叔段畔逆，二人各有曲直，孔颖达持论甚平。汉诸王擅爵人、赦死罪而天子不禁，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笞服其臣，使证其君。故中山有闻乐之泣，君子伤之。六朝则假以重权，权重而禽狝。秦隋则御以严威，威积而草薙。皆失先王之意，而行其私意者也。褚遂良一言而藩服之祸遂得末减，是以君子有取焉。明太祖取天下于元人，故其隐衷惟以防胡为亟。又即位未几，即有奸臣之诛，故其心又以防奸为亟。晚年所以重诸王之权者，盖以外扞元孽，内御奸邪也。此其为心，原与众建诸侯以固盘石之义不同，故一览叶伯臣疏，即以离间致罪，盖大拂其指而疑为宰辅游说，不但非所宜言也，易世而后，为宗社计长久亦当上体高皇之意，徐参贾生等谋国之说。要以权归朝廷，统一大宗，虽以渐图之，不为失时。夫贾生取譬髋髀斧斤，何尝不欲以汉法整齐诸王？但以贾生行之，必有次第，不失礼让之风。鼌错则卤莽急遽，无仁恩和义，所以藩臣倍叛而景帝亦寒心两宫间矣。当建文君即位，未及踰年改元，数月之间即杀一王、废二王，能勿亟乎？不知当时谋国诸臣操斧斤以割髋髀者，何若是峻烈？不惟不得贾生之意，视鼌错为更遽，谓之何哉？谓诸君子为失计固不可，谓得处事之宜，于以安社稷、定国家，免生民于汤火，弭忠贞之诛夷，亦未可许也。大抵后人学问彷佛古人，未审义理之实，不谙缓急之际居多，往往以此误国而身名殉之。故精义之学，尤处事榘矱也。贾生为文帝谋，所以弹压诸侯，了如指掌，以后事观之，无不符合。盖生之计，欲文帝王其两子于淮之南北，自淮以南至江为一国，自淮以北至河为一国，而以帝二子居之以辅翼太子。此二国者，横经中土，三吴、三齐皆在其外，长安之势益固，此胜算也。文帝但从淮北之计，而以地益梁，北至泰山，西至高阳，徙淮阳王武居之，谓之梁王。未尝从其淮以南为一国之计，亦未徒代王参于淮土，是从谊计者半，未从者半也。盖文帝处心积虑，不忍绝淮南厉王之封，欲以故地王其三子，故不从谊计。数年之后卒王之，谊复极陈其祸，当时亦不省也。观后日吴楚反时，止一梁王抗其锋，而江北之王未闻与梁为犄角，以淮南三子，非梁至亲，故不救助也。若文帝徙代王居此，梁代二国手足相救，其抗御吴楚更易为力，且形势既壮，未必不先折其谋，不敢合从西向矣。然后知贾生计果善也。至于藩王自处，亦良有法。河间献王以礼乐为学，史家称其大雅不群。束平孝王远隙以全忠，释累以成孝，遂为古今贤王之首称。北海王睦，因永平中法宪颇峻，乃谢绝宾客，放心音乐，常遣中大夫入朝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何词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臣虽蝼蚁，敢不以实？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耽。其匿迹若此。此三王者，祸何由至乎？范氏引晏子幅利之说而美明帝节诸子岁租，亦救败保终之笃论也。若淮南王安，文章之士，与畔逆相距悬绝，而为宾客所误，引而即于畔逆，若跬步焉，乐浮华远笃实也。夫浮华则志奢，奢则不孙，宜其于畔逆之路一引即去耳。宗禄之法，苦无善制，明末最受其敝。必也五世之内受禄天子，五世以外亲尽则禄亦尽，听其自为生计，但存厥属，籍以免婚嫁之渎、族类之夷，加以复除身家稍别黎庶尔，此外亦无可如何也。若贾谊之书亦曰，地尽而止，未闻更益以地以待生齿之繁。且汉刘辅、唐李石，未闻养以宗禄也。可类推矣。
戚里
后父重于帝舅，妻党昵于母党，此末世敝俗，非先王典制。汉成帝初基，后父帝舅同执国柄，杜钦虑其轻细微渺之渐必生乖忤，说王凤推让许嘉，可免霍上官之隙，且弭懿爽之衅，岂非良策？然使举朝共美凤让，人主信之愈坚，而大委任焉，亦可巧奢许氏之权，又非必非其隐情也。成帝独反俗情，不用后家而用母家，自以为盛德之事。不思盛德之事非勤慎警敏不能行也，身溺晏安，委政外庭，后家母家同一辙耳。晏安既久，祸发有日，焉可救哉？王凤饰美名而大权归，成帝矫常情而大宝替，虽事机之变，亦运命之奇也。西汉之乱始于吕而终于王，中间武安博陆许史丁傅相续不绝，履危者数矣，故卒以此陨丧，可不鉴欤？明代垂典，勋戚不问政事，故无两汉之祸，则初服贻谋善矣。成就外戚令德，不可不谨其交游，盖以贵戚好客，诚为懿行，然游其门者必非安静守约之士，多属瑕衅禁锢之人，又且更相牵引，转相贩卖，其徒日多，其势日炽。至于如此，必有黩货倚势之行，见诸民间，达于朝廷，而灾祸立至，延蔓生焉。汉文帝选长者有行与二窦游处，二人皆为退让君子。阴兴好施接宾，而门无侠客。所不好者，知其有用，犹称所长而达之；所厚善者，知其华而少实，但私以财，终不为言，谨慎如此。然宾客犹有废徙者，故明帝曰，倾身待士，不如为国。戴盆望天，事不两施也。若冯奉世父子兹居朝廷，论者谓器能皆当其位，非用女宠所得。郭况之家虽有金穴之号，要皆出自赏赐，非求取请谒所致。阴兴对贵人曰，外戚家苦，不知谦退，嫁女欲配王侯，取妇盼睨公主，愚心实不安也。此古今美谈，后代准则也。其余帝室之亲，王信好酒。田氏兄弟以贪名。修成子仲横于京师。许史子弟比周中官以陷贤相、定陵罪，至大逆。窦宪立功荒外，而以末衅损其实。梁商愿谨自终而以凶嗣陨。其世风斯下矣，此刻辟待之无法，宠至而生骄也。
治化
君子治天下且无言致人感化，当先尽其区画之心。区画不善，使群下同具之心反为上人设施乖方，俾喜怒哀乐一切抑郁不遂，下情所以愤叹，上指所以格阻也。区画之方，当以我与人相较量，随吾身所值，上下四方各处乎当然之位，遂其当得之愿。又以人与人相较量，虽千万人之纷杂，而亲疏厚薄，隆杀先后，皆予以不爽，不使渗漉倒置，而在此有余、在彼不足也。后世治绩，所以不如古者，其所云利民者，未必即古人所以致治之事；所云不以害民者，未必即古人所以防乱之事。此由学之不讲，不能知治乱之本也。且所云利民而欲施者，未必真出利民之心；所云害民而欲去者，未必真出不忍害民之心。此由私之未尽，不能得性情之正也。故其道必先积学以明理，不贻害于兴利中，又在修身以去私，不以利民为自利之门，俾所行之事有名无实、有始无终，而与于不仁之甚也。故措诸政事，惟当顺天之命，成人之性。好生恶杀，所以顺命也；正纪纲、重伦常、本教化，所以成性也。心存乎天，故无偏颇；政法乎古，故无谬戾。以此施行，然后风俗齐、学术端，上可以持一统，下可以守一法。纪之以文物，宣之以声教，发之以光明。不取小惠，教化久则无贪人；不取小恩，施泽久则无邪人。其为号令也，劝诱多而督责少，是以九经之事，曰劝者六。所谓事业，皆在制礼作乐之中。礼不以玉帛，治臻皇极则礼作矣；乐不以声器，仁及飞走则乐作矣。又在仁义礼智中，仁无为而治，智与礼防于未乱之前，义制于已然之后。易曰，利物足以和义。思其所行必合于义，则自然之利必及于物。为高必因邱陵，为下必因川泽，非计利而为之也，不反天地之性与自然之位也。治天下而行善政，亦自然之位与天地之性也。是以入人甚深而共为君子，此顺命成性之效也。其或措置无法，使纲纪文章荡然泯然，群臣百姓无所遵守，人自为政，各行其私，则无以救一世于汤火。或内极嗜欲，外假嬖幸，下恣掊克，缓急不得宜，始终不一致，群臣百姓皆以文法相应、智巧相欺、货赂相狥，则无以垂法制于永久。夫治君子者治其情，治小人者治其形。治其情者，引以礼义也；治其形者，威以鞭扑也。以君子治之，人皆自饬为君子；以小人治之，人皆自弃于小人。先德后刑，百姓悦其尚德，又谅其不得已而用刑之心；任刑弃德，百姓不惟恶其好杀，虽有仁义之言、仁义之事，亦疑其不诚而无感恩之意。夫郡守县令，牧民之官也；州牧刺史，执法之吏也。以州牧刺史统辖守令，执法者居上，抚字教化者居下，轻重倒持，孰过于是？所以后世人主治天下之心非不切也，然所悬者违法之令，所任者执法之臣，不数年间执法者因而弄法，守法者从而侮法，恒天下诛名而不诛实，名实既乱，彰瘅易位，君子小人不相筦摄，愿治之心尽为怙乱之心，此反道逆性之害也。至于天下已平而思患预防亦有道焉，周公坐以待旦，即阴雨绸缪之旨，非虑人之为患而我防之，正虑己之分量既盈，道德未充，纵情极欲，为人所患而不自知也。易曰，损益盛衰之始，盖谓损中有益，则盛之始；益中有损，则衰之始。盛衰互藏于损益也。为人君者，宜先自治，虽其时可以无所不为，而不克自遂之怀常若轮之见曳、尾之见濡，此自治之道也。天下以防患而致乱者多矣，不防己之致乱而防人之思乱，严其刑辟，众其兵卫，下苦于参夷，上困于资给，皆防人之为患而适以生患者也，非周公阴雨绸缪之旨也。
致和
为治之道，自草昧而之明备，自明备而趋华竞，不过数年之间。老成简拔多士，多士复为老成，亦不过数十年之简。惟人主之心，始终如一，则百年无弊之征也。盖主心不移则气运亦不移，主心不易则人才亦不易。风俗无陵替之患，人才无卑薄之忧，所以百年无弊耳。要之取法宜正，急务宜明，取三代以下之书为本，自然不能为三代以上之事业，故非五经之指不可取法也。司马光曰，大人用世，必以礼乐正天下，使纲文章粲然有万载之安，岂直一时之功名而已邪？此非三代以下之言也。五经之指，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主教，欲其相通，不欲其相戾；欲其相济，不欲其相伤。太平之事，相通相济者也；衰乱之事，相戾相伤者也。欲其相通，故为典礼以养其和平，为伦常以笃其恩爱；不欲相害，故以刑辟治其狱讼，以兵戎除其叛逆，欲使太和之理常在人心，太和之气常在天下，充满洋溢，上达乎天德，下达乎物类，而礼乐可兴也。礼乐者，三纲之规矩绳墨，九畴之门户涂径也。三网不紊，九畴不刓，则人心皆正，嗜欲不炽，庄正齐肃，从容简静，而和气盈于中矣。又能宣人心和气而使不郁，养人心和气而使不戕，故其效也，馨香之德格于祖考，雨露之恩施及方外，莫非大和之所致。周之卜世卜年，岂不由此。故为治者，一代之初宜事事与民休息，不可以禁暴锄奸开苛察之门，惟以仁义为心，则风俗可厚，国脉可久。晋帅以位相让，而一国之民皆和，四邻诸侯遂睦。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商之末年，小民相为敌仇，卿士师师非度而大臣出奔，宗庙弗守，乱亡随之。有国家者可使乖戾之风通于上下，以为无与治乱之数而若罔闻乎？盖上有好善之庆，则下蒙其福；上萌不和之心，则下与其祸。理之必然，无可逃者。至于急务之事，宜就世所偏重，随事察之，观其掣肘所在，定是何处。若事事至此掣肘，不可舍此而别求急务。如汉成帝时事事为王氏所碍，唐中叶以后事事为强藩宦竖所碍，鲁自宣公以后事事为三桓所碍。贵者执政，当观时之所碍，若所碍牢不可破，更不必徘徊顾恋，即当纳履去矣。何也？以其不能第三代以上事业也。故曰，为治之道在乎休息。若虑豪强梗化，惟当重礼让而尊贤哲，使教化大行，则豪强自敛。故董子对策亦云，教化以正人心，人心苟正，刑罚可省。后世上下之间所以相驭者，法律而已矣。法律刑名，正礼乐对垒之敌，此重则彼轻，此进则彼退。先王以礼养人，欲其免于用法也。然法以绳人，礼必自绳，故有位之人敢于持法，惮于循礼。贤者在上，不过风裁齐物，未尝谋及大体。贤者在下，不过惶恐趋命，未尝奋其学识。不幸遇不贤，则以法惧人而求其货，以货事人而免其法，不耻无礼，不愧权谲，废弃典型，姗笑正士。其稍能洁白者，亦皆不自为政，不免胥史窃权、幕客鬻货而成其否隔。是以戕贼人生，败坏人伦，愁苫相寻，怨怒并兴，小则告讦日纷，大则寇攘并作。其余窃位固宠、徇私忘公者，皆自足于旦夕之间，而无复指擿，后生小子恬不知怪，所谓邪吏、弊政、僭令、薄民，四者并见，可比尧时四凶也。若以礼义相尚，则邻德而助信，何戾气之有哉！
敦信
天下之事取必于同，则伪者出矣。一售其伪，则作者怠矣。伪之一字，通于上下，则天下之乱可立而待。君子知同之必伪，故不以君上之命责信从之虚名。发言盈廷，莫执其咎，末季之风也；询谋佥同，龟筮协从，盛世之典也。是以致治之道莫如敦信。所谓信者，非直不背盟誓、不爽期会之谓也。居心行政，有不可对匹夫者，非信也；承流宣化，有不可告君上者，非信也；赏善罚恶，有不可质鬼神者，非信也。洗涤利欲之私，一动一静皆为法度，使臣民有所依据，不赏私劳，不罚私怨。所劝人者，身先行之；所禁人者，身先虔之。上之于下有驺虞之仁，下之于上有死麕之贞，则可谓信矣。易曰，临观之义，或与或求。言上亦有求，下亦有与，故君民自有相关之义。不必供吾财赋，助吾御侮，然后爱之也；不必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操潢池之戈，铤而走险，然后畏之也。矫天下不善而归于善，齐天下不一而归于一，非曰既善既一之后吾可晏然享其成功，而免兢业之勤。人皆憬然从吾政令而无刑辟之惨也，总是相关之义，自然至此尔。虽以圣人立法，不能尽塞天下之奸，皆合众人之欲，但取便国利事，察失立防，斯善政矣。故圣贤论治，不轻变法，以为法行既久，上下相信，易以成功。虽偶有流弊，其自然之理，常在人心。故法有时弊而理未尝弊，理有时湮而心未尝湮。但仅守其法，弊自可除。虽以奸邪侮而玩之，而在廷有必争之臣，则犹可反正，盖深人人心者不能湮灭而遂熸也。若一朝从而革除，更赋新规，人心风俗又别是一局，得无数世之利，失则数世之害也。孔子未尝不欲变法也，所谓变者，反功利夸诈而之礼教信学，使天下之人各得其业则无争心，各申其理则无怨心。违义则罹法，行礼则蒙赏，罚顺乎义，赏顺乎义，焉有不服者哉？如高帝反秦人之风，霍光改武帝之行，不立变法之名，因民所欲，与以休息，使天下大势默移于不言不动中，夫岂强人从己，震动天下以行其意见、就其功名也哉？后之变法者，行法是也，而宽猛不出于公正，则远义矣；爱人是也，而厚薄不得其宜称，则远礼矣。且学术浅陋，心志颇僻，非真有良法以革敝政也，亦非如商鞅变秦、管仲变齐，舍繁重而从简捷，厌远图而趋近功也。不过奸吏欲坏已成之法以遂阴私，先为猖狂之说竦动人情、扰乱人心，使倥偬危惙、惊骇顾盼。重足一迹，道路以目，而不暇诘其短长、指其瑕罅，虽有大祸，不卬自恤，此非两观之诛不能禁也。大凡以变法进者，不待观其成败，但举事之初，如商鞅折盈廷之论，安石树举朝之帜，使寮采不和，上下不亲，固可卜其终必有害而亟弭其端，斯不伤元气矣。若会昌翻开成之案，元佑埽丰熙之迹，一时矫偏则有之，终不可经久，故君子无取焉。春秋之义，名从主人者，本其所自始也；物从中国者，以义礼裁制之也。虽有圣主，不能夺人所自始；虽云天性，不可不受裁于法。故发此二义以明治人治物之道，非直为一名一物也。法可轻变哉？
名器
尧舜禹汤垂拱而视天民之阜，桀纣幽厉安坐而视天之民死，此无他，礼之存亡而已矣。君子让下，小人事上，是谓有礼，有礼则治；上人陵下，下人伐上，是谓无礼，无礼则乱。夫名器者，礼之所托以长存也。公卿、大夫、士庶、舆台、阜隶、牧圉各有胜人之心，各致争胜之力，圣人使之安其职业，当其名实，名以命之，器以旌之，尊卑上下，贤愚清浊，各当其所。会见有朝廷之上不争升降，乡曲之间不争隆薄，而干戈骤动，狱讼繁兴，盗贼窃发者乎？故奸人利改制度，制度改则政令纷而易于藏奸；乱人利无等级，等级去则人类混而易于俯陷。一哄之市，必立之平，防其奸也；袵席之上，让而坐下，防其乱也。人事尊卑不乱则天道阴阳不逆，人主与万民皆蒙福佑。故名器者，天下所欲共尊也，苟不自贱，谁敢贱之？或以私佞幸则贱矣，以私宫闱则贱矣，以易货贿则贱矣。出于己者甚贱，人亦从而贱之，得之不以为荣。用其器者甚轻，则主其器考人亦从而轻之，谓可攘而取也，此夷王所以下堂而见，成周所以陵替而微也。不独此也，文德为君子而设，武备为小人而设也。爵赏旌诸朝，宅里旌其家，名器旌其身，皆所以待君子也。小人危则谋乱，安则思欲，故有弓矢甲兵以诛其叛，有邱甸井里以防其奸，有刑戮囹圄以绳其陵犯，此专为小人设也。治天下者必君子之道治之，则有无限公正仁义之事相因而出，积而为三代之直道。苟概以小人待之，必有无限暴恶奸宄之事相因而出，积而为秦隋之末俗。圣贤所以偃武修文，不欲倒用，以酿天下之乱也。至于廪禄所以养廉，尤不宜爱惜。盖有德之人非有奢望于世也，得其所当得之禀饩则亦足以养矣，膺其所当受之典章则亦足以劝矣。故禄以养廉，章服以劝善，人君待天下贤士止于如此，此外虽欲隆厚贤者，亦将辞让而不敢受。若贱名器而惜廪禄，简俊造而宽恩幸，于所当得刓而弗与，所不当授滥而不戢，俾贤者卷怀而去，而贪叨掊克厌其溪壑，帑藏山积，金穴万仞，顾视锱铢之饩，给半通之银黄，不啻鸿毛之轻、升斗之微，不能系属人心矣。汉之顺帝减官吏奉、借王侯租、贷户口钱以供军国之费，而内庭嬖幸耗其大半，徒使史官书之、后世诮之，谓忘艰难而效辟惑也。若夫制治之本，尤在君心。君心精白则和惠可亲，宫府一体。无论在上在下，胸中皆有所敬畏而不敢肆，体中皆有检束而不敢放，耳目之前皆有所持循而不可离，日用之间皆有所惩戒而不可犯。以此助流政教，则至治之道也。若道德不充其内，则志气昏惰，嗜欲流行矣；义理不明于世，则阴阳易位，天地倒置矣；法令不行于下，则奸邪得志，疆圉不静矣；礼义不重于朝，则谗说殄行，忠信蒙难矣；制度不谨于俗，则物力穷屈，盗贼公行矣。时已至此，居官以墨败而人不耻，上下为奸利而诛不行，天下之患孰大于是？所以人主兢业之心与明断之才最不可少。凡端扆之学、辅弼之谟、谏诤之力、左右史之书，皆以助其兢业与明断，其在春秋之义，讳大恶不讳小恶，亦此道也。有王者起，意欲治人，必先自治。己无大恶，然后可正人之大恶。故臣子之义当讳其不可告人者而劝以侧身修行，所为皆可以治人，使其君为治世之君，与尧舜比德。至于利心不戢，举动无常，喜怒失中，黜陟乖方，犹在过误之列，可以速改。故亟书之，欲其知所惩戒而不必讳，以为大节未亏犹可起而正人之大恶，其王道固在也。若在四邻之国，于义已疏，姑正其大体大纲，以存达道于天下，不苛责细微，伤吾忠厚，是以大恶书小恶不书也，此洽己治人详略宽严之别也。
去害
凡害治最甚者，莫如与民争利。放利之事亦多端矣，大略可数者：有司通问遗，一也；倚公求取，二也；吏为商贾，三也；地方物产赋于下以贩卖，四也；鬻爵，五也；通暮夜金，六也；多罚锾，七也；迫胁下僚，八也；破坏富家，九也；恃通显而请求无厌，十也。此十端者皆乘富贵资力与民争利者也。董子对法天稽古，其说甚大，而要指则曰，食禄之家不与民争利。大学一书论治平事极备，乃举孟献子不察鸡豚、不畜牛羊以终篇，诚见治道之壤，无如在位之人莫不好利，至治之兴，无若屏除好利之风以安民生也。故王者为治必先去人求利之心。汉之初年，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高帝立法，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盖贵廉恶贪如是其严。是以人皆力作治生，吏皆奉法爱民，萧何不治垣屋，曹参贵清静而民自定。自高祖至交景数十年间，民间逸乐，风俗淳厚，驯致刑措不用，称隆盛焉。当此之时，王侯将相之家，岂有僮仆被文绣，犬马余粟肉，一食万钱犹云无可下箸者？从宦归家，岂有资装徧路车轝驼马负重什袭，络绎数百里间，填塞旅舍，顿勤间左者？大府胥吏，岂有浆酒藿肉，蹈藉金珠，阿缟衣婢妾，锦绣裹倡优，资装华筛，赀算巨万，计彼此相尚，曾无检举者哉？元世祖既平天下即立规措，所置征理司行钩考钱谷法明示天下以好利之风，是以阿合马、卢世荣之流接踵于朝，昔贤以为至元一统之年皆小人聚敛之日，未及百年大运遂讫。其将讫也，女宠、宦官、权臣、强藩、剧盗无不兼备，昔人谓朝多苟且之政，士无謇谔之风，官有贪婪之实，吏多欺诳之文。盖由上下交征利故至此也。夫汉以俭朴致刑措，元以好利乱纪纲，治乱之分，岂不昭然？然求利之心，非刑法所能胜，当明教化以正其本。计然之策可以治越，而非先王生财之道；管仲之法可以治齐，而非三代教化之方。教化一坏，贫富相耀，竞心遂生，馈遗既奢，贪吏必众，用物无度，营谋必工而廉耻丧，奉养太安，神明必懈而奸猾进。始则强取于下，终必篡取于上。民间盗贼，不谋俱起，其势固然也。又患使奸人有所几幸，几幸成心，虽暂时绳束，终必发泄；几幸成俗，虽绳束无所用矣。以吏议绳束君子，而吏议先不清；以刑辟绳束细民，而刑辟先不中。皆藏奸之道也。又患不自为政，而假手胥吏，子弟宾客相与比周，贿赂公行，廉耻道丧，是疗饥而用乌喙也。更有君德末纯，不能旷然大变天下之俗，一时任事之臣莫不因时就势，进权宜之谋，济片时之急，求一切之安，遂使纲维潜倾，风俗暗坏。欲贤之速用，必开奔竞之门；欲奸之速去，必长攻讦之俗。数年之事，责效旦夕，急遽无序，渗漏多端，为世道忧尤剧也。是以论治者别等级以定众志，明法度以一群心，亲贤哲以励廉耻，尊大道以裕远图，庶能防患于微。然当事以为可缓可急，不听其言，即或听之，因以防之，此患遂抿于无形，赏事又以为固然不计其功。或不听而事偾，用天下之力维持倾覆，不患不能反正，当事因归功维持之人，丰其赏赍，其人亦受成功之赏而无愧向之防于未然者。又以身在事外，无复省录其人，亦无自为表章之理，所以忠直远虑，常苦不能显庸，伏藏隐微之患，必至章着决裂而后已。徼功乐祸之人侧目抚臆，幸国家危乱，猎取功名，人主不能禁也。此无他，无事之时莫适远虑，事后之赏不及先事之言也。故曲突徙薪之说，班氏详之，为万世戒，不独美徐生也。
任相
人君得一贤相则黜陟皆当，其实羣臣各修其职，招权幸进者不售，奉法循谨者自奋，礼让之风被于海内，刑辟之用日就减省，所谓萧曹为冠，丙魏有声，皆由此也。光武任相，先远业而后小数，伏湛急乡社之礼，侯霸奏宽大之令，故东京一代之业由此而隆。盖圣出必有耦，王出亦必有耦。王者之耦，伊吕也；圣人之耦，渊骞也。故大臣之道当佐人主镇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尽忠蹇之职。凡诸侯背叛，吏治奸邪，皆当引为己责，不可但责人也。然权不可不重，而又恶其擅权也；任不可不专，而又虞其罔上也。夫恶其擅权而先抑之，虞其罔上而故疑之，则任使之道不专，事君之道亦难尽，上下皆失，此之谓矣。人臣之才，宽者可以容物，慎者可以定谋，密者可与图几。刚者好断，可与守义；介者绝俗，可与励节。然而欲当大任，非德与仁不可。仁者以天地为心，视民犹子之谓也；德者行道有成，而能不愧屋漏、不昧宠利之谓也。阳处父曰，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贤者，不使贤者佐仁者。其论仁太浅，只如孟子能者在职之能。论贤亦杂，不及仲虺德懋懋官之德。以此论相，犹界纯疵，果德与仁，则纯乎纯矣，何有恃权罔上之事？不此之求而循牒推迁，猜防必用。寄耳目于小臣，泄意旨于御，贤者折而不挠，毁言日至，则谢事恐迟；不贤者比周同欲，设变诈以取信，探微旨以先尝，兼官据势，无不如意。王凤所以辞之愈坚，蔡京所以不招自来也。更有可虞者，汉之三公分职任事，朱博为御史大夫，欲夺丞相之位，又恐失御史之权，先请以身为率，尽举御史之权归诸丞相，然后起而夺相位，而权亦兼有之，是杀权之时少，揽权之时多也，其诡谲加此。故人君之道，不可不修身，修身则居心以敬，嗜欲不留，贤否当前，自有气类相向。于此神志不惬于彼者，一切诡谲之谋不戒而消阻矣。若诚信未至相协，仁义不能相依，于是有忠恳见疑，权术取信。天下之事往往昭于日月，震于雷霆，后出愈可怪，晚发愈可惧，而朝云不见，公云不闻，犹为国有人乎？此亦人君之过也。夫天下有乱，宰相上疏任过，求去求贬，自是正理。其眷留与否，听人主自为之。若凡事隐匿，多方弥缝，上固主恩，下箝众议，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受其斥逐，则声名俱丧矣。悲夫，据大位执重权者，全未虑及此也。
才德
通籍之人，无论爵有崇卑，职有内外，皆与人主共承天地，同安海内者也。人君欲闻古训则亲博识之士，欲防过失则亲伉直之士，欲谨容貌则亲严毅之士，欲安百姓则亲廉能之士，欲诘戎兵则亲将略之士，欲正身以立本则亲道德之士。是能以人之长绩其短，以人之厚补其薄也。故宫人之事在乎宫中府中，而天下人情从此分焉。贵人聚于朝则患难弭于外，大臣非其人则奸宄生于内。圣王论才，欲其皆可为宰辅，岂但能效一官而已哉？才德之辨，一爽其宜，则不尽其才、不称其德两者习虚生于世、素餐于朝也。司马光曰，聪明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人则昵之；德者才之帅也，人则远之。由此观之，今之良臣，古之民贼，皆取才之害也。取才之敝足以乱天下，人特习而不察耳。且才器不一，或以廉静寡用，或以敏捷乏品，故用人者闲曹以处天下之端士，剧曹以牧天下之轶才，随所长用之，皆称职之人也。今试吏者，一切出剧曹，故端方之士莫不困于始进，惟跅弛放轶、陵厉恣睢乃克称职，而显庸于世，居官既久，大位遂臻，汲引汇征，莫非厥族，胥天下而功利矣。夫廷尉之才不为三公，赵魏之老不可滕薛。操用人之柄者宜思所以位置廉靖一流储养天下品望之士而励其余，使知贵行谊、薄才略可居大位者多也。重品望而轻才能，先表率而后职业，有劳者报之以禄，有德者懋之以官，不以一眚掩善，不以二心生疑。师表之地，所以优贤，不复课以吏事。妻子夜食之费、车舆臣仆之劳，所以养廉，不可使有不足。明堂之上，所以策勋论道，不义之人不得而升。爵禄章服，上系于天，出纳不可不慎；土地人民，天之所殖，授受不可不择。不私人以官，不程人以名，不器人以艺，不习人以吏，皆古今通义也。凡下位之上与上位之下，皆易所谓危地。郡县之官为天子牧民，而政令得自专，是下位之上也；监司之官持纲纪于外，而天子临其上，是上位之下也。公廉材干、存心爱物者，使为郡县，专抚字之职；刚方正大、深识治体者，使为监司，持风宪之权。监司不识治体，苛刻绞绕，俾寮属不得尽其才；贪利好势，陵下罔上，俾寮属得容其奸。郡县不取爱民，专以簿书期会第其殿最，不问人品，惟以趋走媚悦，居强项吏之前，计货以取官，随牒以居上，滥及匪类，旁引罪戾，事上惟恐不得其欢，临下惟恐不尽其威，如此之人必不为义所动也，此世道之忧也。人主用名儒于朝，不但取其奉职勤事，欲论难衎衎共求政化也。若但以职事用之亦为弃才，即罢政之后，犹欲长奉朝请以备顾间。
举劾
人君欲天下之多才，必使士大夫相与共励，而后贤才日多也。一登仕籍，有相忮懻者，有相争夺者，有相鄙夷者。求其相师法者少矣，求其相砥砺者少矣。出于道义，则相师法矣、相砥砺矣；出于势利，则忮懻矣、争夺矣、鄙夷矣。故圣主造士必以道义，然后贤才不可胜用。中主课士以功利，是以庶官虽多，日见其不足用也。盖以功令造士，得士尤少；以风俗人心造士，得士必多。贤者在天下，异地而相符，未见而相亲。其立朝也，长短可以相资，道塞可以相共，去就可以相让，廉隅可以相饬，坊表可以相因，俾人主有得一士之劳，因有得多士之庆；有用一贤之实，因有用群贤之功。不肎败多士之名，即不肎败一贤之名；有弃多士之忧，即不肎有弃一贤之忧。此以风俗人心造士也。若夫功令所在以毁誉取舍，其患在私；以功绩殿最，其患在伪。去私去伪，非法度所能齐也，在乎国是之明与人心之正，所谓不以言举人者先以道自居，而后尽人之能，则不道之人不得进矣。不必人废言者，不啻爱人已成之善，尤必爱人未成之善，故人虽不合道而言之合道者，不可遗也。其不举也，非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其不废也，非难于谢绝其人而姑慰藉其言也。总之道取其正，理取其同也。是以圣君在上，皆可使为君子；闇君在上，当自弃为小人。非有忠有不忠也，求进之心则一也，惟真君子真小人则不在此论。若朝廷之上，称誉则疑其有私，诋毁则以为至公，小人窥见此意，共为丑言以击去异己，异己者去，则立于朝者自然莫非其类，不烦称誉而群然并进矣。是以朋党之弊习废推让之盛典，惩羹吹虀，既见嗤于昔贤，且终于不胜而使小人愈张，则立法不善有以使之然也。更有小人在大位，不能以时决去，己乃偶尔违旨，然后以不合众望斥之。人主之意本谓其不肖而逐也，乃此人竟得违旨之名而去，论者以为小人之幸而人主之不幸也。况谗佞之人，子弟亲知，羽仪附托者，实繁有徒，以群言之多饰疑似之迹，无翼而飞，不胫而走，求其败露斥逐不亦难乎？汉元帝每案群下奸恶之迹辄略施责让，得其叩头而止。是以石显窥见此指，知其易欺而难悟，敢于极力以害正人，以人主为玩弄。郑朋、华礼、杨兴之流公然颠倒是非、爚乱天下，而身不与其祸，乃知孔子所谓远佞人，非但不用也，乃决去远屏，隔绝其源，不使得至人主之前也。公羊传曰，佞人来矣，佞人来矣。遥见其方来而即畏之，知其必有伤败也。教人知戒，当如是耳。
阶级
官以代工为义，故不义之事不可设官。周礼一书，所为以天地四时为之程限也。晋之新军无帅，悼公使什吏率其卒，乘官屋以从下军，先儒谓得惯举之礼。盖为官择人，无人则宁阙其官，犹得先王遗意。后世不稽古义，凡主意所欲为，时势所偏重，即设一署领之，如汉平准期门，宋青苗均输制置三司条例之类，稽诸代工皆不合也，而恬不知止者，不谨乎奉天之义也。书曰，惟时亮天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思及于此，可滥设一署哉？人主不可私授，人臣不可虚受，不如此者，是偷天之官而得罪于天也。成周之制，爵止五等，凡命于天子，皆受五等之爵。有百里之土者，皆使自治其民，虽有方伯连帅不相承事，虽大国之卿大夫不与小国之君抗礼。后世设官太多，相辖甚严，亲民之官处于最卑之品，临其土者率伺察偏阿，取予自己，同则举为尤异，异则中必刑法。否即垂头塞耳，采取货赂，悉如马严所云。为之下者仰面而请，折腰而见，若牛圉马牧受制于主人，此何为者耶？杜林曰，人情挫辱，义节之风损；法令烦多，苟免之行兴。至于国无廉士，家无完行，使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弊弥深。今日之事适如此言。为守令者，凡事疑畏，故精爽消沈，壮气委顿，才智不用而自竭矣。夫近君者有顿至之辱，则为君者有潜损之威，是亦主威之替也。人君何赖焉？若使同为诸侯，共事天子，则无此敝习矣。
泽宫
士不可不用，尤不可不养也。天下既定，人主立法养之，养之数年而后可用。不能素养而遽用之，所得当皆奔竞浮华，而称职者少，大任者尤少也。且立法不善，日趋浅薄矫伪，人心风俗不出数年遂可大壤，国家虽有纪纲，莫能维持。故议贡举者不可苟且立法，行贡举者不可苟且得士，其要在士子所习之业，不可苟且求售也。义理精通者，天下贤士也；学问优裕者，天下名士也。造就人才，必从一乡一邑中择学识雅正、心术端方之士以教乡之子弟，其人立教亦以修饬人品、开广器识为务，使贤士居前，名士居后，而后人才可劝。盖为圣为贤，原非俗儒所能授受，又岂应试文字所能兼收？若不必人品器识为先，徒使俗师授以末学，师儒之官应副文书提举学校之职，数年一试，邈不相关人性几何，其能堪此更番迭出，凿削根本乎？董子所云，一郡一国之众对无应书，是王道往往而绝，其积渐固由此也。夫科举之业，亦不能妨为学之功，不善用之，适足害为学之志。夫经义者，端方之士所以自道其志，亦端方之人所操以观士之心术者也。因文字知心术，因心术观事业，经义益精，道德亦富，事业亦伟，故曰与为学之功不相妨也。所以相妨者，以试官为仪的，卷牍为弓矢，一发相值，志满意得，顾视旧学，不啻虚器，自此以后，一生所务，皆在利禄显荣而不及事业。此何故哉？向来急于射策之念，结乎胎骨，不可湔浣，所以大有害于为学之志也。人主之心，果知贤才之生，天所以安定国家，当吾世用之。宗社生民，有所托命，则求贤之志出于至诚，选举之法务求尽善，所得皆有用之士而浮竞不与。应举之人自重其身，以天所笃生自期，不侥幸名利；考试之官亦尽心择士，不以市恩殖货两念夺衡鉴之明也。若谓一代之初，不可无法以系属天下，姑以选举为縻，使天下踊跃奔走，求吾录用。勿使南走越而北走胡，则此求贤之心不出于至诚，故所行之法，一切卤莽，人之应之，亦不以安天下国家为志，各务利禄进取，营私背公，操其柄者亦不必得贤，妄谓所举之士即功名富贵属焉，冀厥身厥子孙皆责其报，如樊鯈所云，率取少年能报恩者，耆宿老儒有意不录。所以奔走贩卖，非法所能禁也。故得其法者，选举虽少，贤才遗佚亦少；不得法者，所举虽多，贤才遗佚更多。皆由君臣上下，未尝敬慎其事也。汉高帝曰，贤士大夫有能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万世而下，犹恨此语未纯，而况苟且牢笼之意乎？
征聘
尊礼高贤，是初定天下第一节目，虽朝指未逮，有司以意行之，亦可宣朝政之仁声也。任延任会稽，聘请严子陵等，待以师友之礼。至于龙坵苌则曰，都尉洒埽其门，犹惧辱焉。修书致药，吏使相望于道。盖立国之初，必得宿儒耆德长厚君子用之，规模乃能长久。贤者不必速仕，好贤者不必骤谐，物色求之，久乃相值，所谓聚精会神，契合弥章。若伯牙操钟，逢门子弯乌号，有自然之感也。明太祖初基，不必尽用军前幕僚，每下郡邑，急征贤士为守令。故治民之官，莫非端士。天下既定，此辈计其功阀，亦皆布列上位，处表率之任，为后来典型，而功效绵延矣。最善者，停科举十余年，专以延访为务。故山砠水涯，翘车之招，先后累毂而至，虽进退不同，而其才足用，其志可则，要皆有益于世。若尔时骤以科举奔走天下，不惟鸿飞冥冥，莫可羁致，展转数年，其人已老，虽安车驷马，征四皓于商山，而精力既竭，无可驱策矣。若夫功名之士，无时无之，养育既久，然后立法收罗，何患无人？岂开国急务乎？且科举既设，即当立法防奸，故有糊名、易书、藩棘、露索诸事。司贡举者皆先待以末世不肖之心而为法督察，非圣明求贤盛事也。明太祖开一科而即停之，以为得贤之道不尽在科举。迨十余年后，在野耆耇求之已尽，人主经明行修、名实相称之指既已昭著四海、深入学者之心，父兄之教不令而习，子弟之职不谋而同，莫不出于笃宾深厚，光明俊伟，内融外洽，识定气充，竞心忒志，销释殆尽，然后取其养育之士而才诸庶位，若榛楛之济济也。夫岂悬一制科之名为的，不问何如人皆可祈中者乎？征聘贡举，要皆有公有私，然而征聘之法，私则有害，公则所收者莫非宿儒耆德、有识有守、知进知退之士，所益甚大。不若贡举者，私之为害不待言，即矢公矢慎，要皆较量文字之业，与三德六行相去总远，以此权之，征聘为优。明太祖迟迟贡举，最为得法，近三百年矣，人材往往闲出，士风不甚大坏，其所由来者善也。夫欲得贤士而委诸列侯郡守，此三代法也。欲有司所举皆贤，必非赏罚所能致。当先以教化正其心志，使所欲有甚于赏，则不同乎世俗之欲；所恶有甚于罚，则不同乎世俗之恶。鲍宣言龚胜为司直郡国，皆慎选举，此必有不赏而劝、不罚而毖者矣。若王鏊请设博学宏词科以救謏闻之陋，亦空言也。自有制科以来，清华之选何尝无人？核实求之足矣，何必更开一窦以长奔竞哉？
纳谏
人君必待臣民之言而后可知天下之事，言之至于君侧者少，则知之达于幽隐者稀。故人君之道，当推诚以示物，举善以为类。知其为谠人，虽词涉激讦，亦当容之；知其为佞人，虽其术以渐而至，当蚤杜之。色霁于谠直，罚先于佞谀，则推诚举类在其中矣。谏者举先王之制以陈戒后王，人君受所谏之言以省察愆谬，天下之人所赖以遂其生也，否则必有兵革之乱、权奸之祸。故取泰于否，易昏以明，必于听言得之。盖臣民之言未有无所见而妄发者，必其虑诸心而以为诚然者也。史鱼既没，余忠末讫，委柩后寝，以尸达诚；汲黯居外思内，发愤舒忧，遗言李息以儆君侧之慝；刘向依兴古事，悼己及类，着疾谗擿要救危及世之书，尝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其言痛切，发于至诚；谷永为北地太守，越郡吏之职，陈累年之忧，所谓忠臣事上，志在过厚，远不违君，死不忘国者也。故人君左右不可不常近忠直之士，听之熟则不怒，习之久则不拒，然后深者不隐，远者不塞，天下所由以治也。然人君之道，不惟当听有言之言，又当听无言之言。盖无言之言，天下之大利害，人主之大得失也。以疏远之臣斥旁侧之奸与君身之失，非无言之言孰敢直陈，非无言之听孰能详察乎？右尹子革诵祈招之诗以止灵王之猎，公仲进三贤士而歌者之田自罢，皆无言之言也。王章奏王凰之罪，举三事为征，以为皆帝所见，足以知其余。及他所不见者，欲其有无言之听、不闻之察也。故曰，臣之忠也，主所道也；言之直也，主所养也。人主有不言之听，则奸佞绝迹矣。不然者，一人得罪，举世杜口，匹夫传谤，率土离心。正直之气一馁，不肖之舌必张。向之用以击奸者，后乃因以翼奸，天下事可胜言哉？若夫亲狎之人，尤不可居谏职，恐臣言虽挚，主听常藐。宫之奇少长于君，君常慢易之，亦交臂失之矣。
进谏
人臣进说，当知轻重缓急。朝廷之上事类甚多，小大先后当有明辨。不可以小事掩大事，不可以后事闲前事。凡必小掩大、以后闲前者，皆欲避敌而徇私也。杜钦云，万事之是非何足尽言？谷永曰，背可惧之大异，问不急之常谈，废敬天之至意，角无用之虚文。二人之言，最中末世言路之病。草草结谏争之局，而天?下大害匿而不奏，人主无由周知。后世谏章往往可焚者，皆坐此也。夫古人谏疏讲说典制居多，后人谏疏筹度利害居多，盖后人重利害不重典制也。然而利害止及一事，彼此不能相通。若申明典制，使人君知先王之法，然后一身之私欲可潜，制其微渺，为利更大。而后世莫及，奈之何哉？至于进退之义，所以行道三谏不从，道之不行可知，从而去之，申贤者之志，免素餐之耻，亦辟内难不辟外难之义也。
凡一事自有一事之正理。叔孙通谏易太子，称引晋之乱、秦之亡，此正理也。高祖虽不听，然有此段正理入于耳而存于心，自尔删除不去，故留侯等奇策可入。若不闻正论，专用奇策，恐戚夫人之党从旁攻讦，谓其招来诡异、欺君要君，属有鬼神助之，以滋其凶慝，不惟坚高帝不从之心，且缘此而兴大狱者有矣。所以孔道辅邹志完皆不可谓无益于事而独诵留侯奇策为可尚也。凡好权略、废正论者，吾恐不足定大事也。
光武称郅恽恕己量主之语，先儒极论其失，大启人臣不肎责难陈善，以贼其君之罪。此论理之言也，愚谓人主盛怒之下，不稍有以杀其怒，恐激而为祸，株连蔓延，害及万家。则抗直之士，虽徇以微躯而无及。故曰赵高之乱，正先趣之，亦君子所当戒也。郅恽之言，良有合于讽谏之旨，厥后光武恩礼郭氏，不见隆薄衰替之迹，且保全东海，无庞凉冬杀金寒玦离之祸，不必不由此时一言之感悟也。若班伯画屏之对，有体有术，可为人臣应对之准。仓卒得之，尤为不易，平日学问真纯，故言词温文，又非郅恽比也。
泄冶之谏，固人臣之职，孔子以为不得同于比干，此何义乎？盖人臣所当谏者，事关宗社。国有存亡之分，君德偶乖，当有悔悟之萌。存亡则身不可去，悔悟则几不可失，于此塞默，非委贽之义，虽以谏而死，犹冀君之一悟、事之速改也。陈灵公情色所惑，锢蔽已深，非忠言可救。且秽乱之迹见于朝端，非一朝可居。为之臣者，因当辞宠于乱朝，洁身于秽廷，乃欲以区区直言尝试斧钺，进非致主之节，退失藏身之智，所以君子不贵，谓之死而无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