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间，学术则五变。

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教皇也。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故杨雄变之以《法言》。

《法言》持论至剀易，在诸生间，峻矣。王逸因之为《正部论》，以《法言》杂错元主，然己亦无高论（《正部论》元书已亡，诸书援引犹见大略，下论亡书准此）。顾猥曰：颜渊之箪瓢，则胜庆封之玉杯（《艺文类聚》七十三，《御览》七百五十九引）。欲以何明，而比拟违其伦类？盖忿狷之亢辞也。

华言积而不足以昭事理，故王充始变其术，曰：“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也。”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孔氏。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未有能逮者也。然善为蜂芒摧陷，而无枢要足以持守，斯所谓烦琐哲学者。惟内心之不充颎，故言辩而无继。充称桓君山素死相之迹，存于《新论》（《定贤篇》）。《新论》今亡，则桓、王之学亦绝。或曰：今之汉学，论在名物，不充其文辩，其正虚妄，审乡背，近之矣。

东京之衰，刑赏无章也。儒不可任，而发愤者变之以法家。王符之为《潜夫论》也，仲长统之造《昌言》也，崔寔之述《政论》也，皆辨章功实，而深嫉浮淫靡靡，比于“五蠹”；又恶夫以宽缓之政，治衰敝之俗。《昌言》最恢广 上视杨雄诸家，牵制儒术，奢阔无施，而三子闳达矣。法家之教，任贤考功，期于九列皆得其人，人有其第，官有其伍，故姚信《士纬》作焉。乱国学者，盛容服而饰辩说，以贰人主之心，“修誉不诛，害在词主”（二语即《阮子正论》之言，见《意林》四引），故阮武《正论》作焉。自汉季以至吴、魏，法家大行，而钟繇、陈群、诸葛亮之伦，皆以其道见诸行事，治法为章。然阔疏者苟务修古，亦欲以是快其佚荡。故魏衰而说变。

当魏武任法时，孔融已不平于酒几，又著论驳肉刑。及魏杜恕倜傥任意，盖孟轲之徒也。凡法家，以为人性忮悍，难与为善，非制之以礼，威之以刑，不肃。故魏世议者言：“凡人天性多不善，不当待以善意，更堕其调中。”惟杜恕惎闻之，而云：“己得此辈，当乘桴蹈仓海，不能自谐在其间也。”（《魏志杜恕传》注引《杜恕新书》）恕为《兴性论》，其书不传。推校之，则为主性善者。其作《体论》，自谓“疏惰饱食，父忧行丧，在礼多愆，孝声不闻”（引见《意林》五）。荀卿所谓“顺情性而不事礼义积伪”者也。盖自魏武审正名法，钟、陈辅之，操下至严。文、明以降，中州士大夫厌检括苛碎久矣。势激而迁，终以循天性、简小节相上，固其道也。会在易代兴废之间，高朗而不降志者，皆阳狂远人。礼法浸微，则持论又变其始。

嵇康、阮籍之伦，极于非尧、舜，薄汤、武，载其厌世，至导引求神仙，而皆崇法老庄，玄言自此作矣（魏晋间言神仙者，皆出于厌世观念，故多藉老庄抒其愤激。独葛洪笃信丹药，而深疾老庄，恶放弃礼法者如仇雠。观《抱朴》外篇《疾谬》、《诘鲍》，其大旨在是矣。盖吴士未遭禅让，无所忿恚，故论多守文。及其惑于仙道，根诸天性，亦视愤世长往者为甚也）。

凡此五变，各从其世。云起海水，一东一西，一南一北，触高冈，象林木而化。初世雄逸，化成于草昧，而最下矣。

然著书莫易以杂说援比诸家。故季汉而降，其流不绝。汉时周生烈已为《要论》。其后蒋济作《万机论》，谯周作《法训》，顾谭作《新语》，陆景作《典语》，杜夷作《幽求新书》，杨泉作《物理论》。秦菁、唐滂之徒，皆有论著，或称杂家，或缘儒老。上者稍见行事兴坏，其次乃以华言相耀。惟荀悦、徐干为愈。《申鉴》温温，怀宝自珍。《中论》朴质理达矣。殷基曰：“质胜文，石建；文胜质，蔡邕；文质彬彬，徐干庶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