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商颂》）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方将，帝立子生商。”（同上）
【备览】“契母，有氏之女。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赐姓子氏。”（《史记殷本纪》）
△引苏洵文辨契母吞卵之说
《史记殷本纪》云：“殷契母曰简狄，行浴，见玄鸟堕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其说盖因《商颂玄鸟》之诗而附会者。郑氏康成遂采之以笺《诗》，由是世多信之。余按：《毛诗传》云：“春分玄鸟降，简狄祈於郊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欧阳永叔云：“秦、汉之间，学者喜为异说；郑学博而不知统，又特喜谶纬诸书，故於怪说尤笃信。由是言之，义当从毛。”而明允苏氏辨尤详，今载其文於左。说并详《周後稷篇》中。
【苏明允《喾妃论》】“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禄，以能久其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圣人而有异於众庶也，吾以为天地必将储阴阳之和，积元气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堕卵於前，取而吞之，简狄其丧心乎？巨人之迹，隐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践之，何姜原之不自爱也？又谓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简狄、姜原为淫无法度之甚者，帝喾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虽然，史迁之意必以《诗》有‘天命鸟，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时惟姜原。生民如何，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惟後稷’而言之。吁，此又迁求《诗》之过也！毛公之传《诗》也，以‘鸟降’为祀郊之候，‘履帝武’为从高辛之行。及郑之《笺》而後有吞践之事。当毛之时，未始有迁史也。迁之说出於疑《诗》，而郑之说又出於信迁矣。故天下皆曰圣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迁之以不祥诬圣人也！或曰：然则稷何以弃？曰：稷之生也‘无无害’，或者姜原疑而弃之乎？郑庄公寤生，惊姜氏，姜氏恶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恶夫异也，恶夫迁之以不祥诬圣人也！弃之而牛羊避，迁之而飞鸟覆，吾岂恶之哉！”
按：说《诗》者当求其意，不得泥其文。若以“玄鸟降”为吞卵，则“维岳降神”亦将谓之吞石；以“履帝武”为践迹，则“绳其祖武”亦将为束缚其迹乎！苏氏之论得之矣。故今不载吞卵之事。惟以稷、契之母为喾妃，则亦沿《史记》之误。说已详前《唐尧篇》中。
“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诗商颂》）
【备览】“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史记殷本纪》）
○相土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商颂》）
“隐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左传》襄公九年）
【备览】“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韦昭《国语注》作“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史记殷本纪》）
【存参】“冥勤其官而水死。”（《鲁语》）
【备览】“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史记殷本纪》）
【存参】“上甲微，能帅契者也。”（《鲁语》）
【备览】“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史记殷本纪》）
△商先世之推测
按：商先世《诗》、《书》多缺，不可详考。窃以时世推之，相土为契之孙，当在夏太康世。盖因太康失国，羿、浞淫暴，诸侯无所归，而相土能修其德政，故东方诸侯咸归之。商邱在东，而西北阻于羿、，是以号令东讫於海，而云“海外有截”也。又相土居商邱，而汤居亳，相距绝远。疑上甲微以後亦尝中微，如不之窜戎，太王之迁岐者然；但不可知其为何世耳。
○成汤上
△成汤为本号
按：《尚书酒诰》、《多方》、《立政》等篇皆称为“成汤”，无但称汤者。盖禹，名也；成汤，号也。古多以一字名，未闻有以一字号者。然则成汤乃其本号，汤则後世之省文也。《商颂殷武》亦称“成汤”；《玄鸟》称“武汤”；唯《长发》或但称“汤”，或称为“武王”。盖史册主於纪实，诗人主於颂美，故其称参差不一。武王者，子孙追崇之称，即後世谥法所自仿；既或省文为汤，因以“武”加之为武汤耳。春秋，战国以後，率但称汤，称成汤者鲜矣。今从本号称为成汤，不敢从省，亦致慎之义也。
“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诗商颂》）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
【附论】“孟子曰：‘汤，武，反之也。’”（《孟子》）
“汤以七十里。”（《孟子》）
【备览】“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史记殷本纪》）
以上乃汤修身立国之略，故录之於篇首。
【补】“葛伯仇饷”（《逸书》）
“汤事葛。”（《孟子》）
【备览】“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孟子》）
△《孟子》葛伯仇饷事不尽实
按此事殊琐细，不类夏、商间事，亦不类国君之所为。牛羊既可遗，何难复与之以黍稻；而葛民非少，亦何至用亳众往耕？且其文颇繁碎，与《诗》、《书》皆不类。盖亳尝有童子以黍肉饷父兄而为葛伯所杀，是以《书》有“葛伯仇饷”之文；而当时说《尚书》者传其事如此，孟子因而述之：其大概则不诬，而其事之曲折则未必悉如此文云云也。或孟子但言其略而门人累累记之，亦未可知，不敢尽据为实录也。故但列之备览。
【补】“汤一征，自葛始。”（《逸书》）
△征葛在最前
按《逸书》以葛为始征，则是征葛在最前也。葛小国而愍不畏汤，则是此时诸侯尚未归於商也。是以《商颂》於“受共球”之後记汤之伐韦、顾、昆吾、夏而无葛，葛之征盖前此矣。故次之於此。
“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孟子》）
【存参】“葛伯不祀，汤使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史记殷本纪》）
△《史记》征葛事失孟子意
按《孟子》文，汤以仇饷征葛，非以不祀征葛也。《史记》此言殊失孟子之意。至汤、伊尹之言，不知采於何书；《孔壁古文》所多十六篇中无《汤征》，岂别有所本与？要之，《史记》所采经传之文往往有所窜易而失其真，观此篇後文所采《汤诰》之文可见矣。故但列之存参。
“帝命式于九围。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何天之休，不竞不纟求，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何天之龙，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恳不悚，百禄是总。”（《诗商颂》）
△诸侯归商
按此文在“有虔秉钺”之前，则是汤自征葛以後，诸侯已陆续归商也。汤德已为四方所归，然後乃有韦、顾、昆吾之伐以除暴安民，故孟子云：“为天吏则可以伐之。”非地丑德齐而专以兵力胜也。然则未伐夏以前，汤已非复人臣之度矣。说详见後《伐夏条》下。
【备览】“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史记殷本纪》）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商颂》）
△征伐次序
按：此文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则是汤先伐韦、顾，次乃伐昆吾，最後乃伐夏也。盖汤之初国小，其力不能伐昆吾；而桀之虐未甚，其心亦不忍伐夏。逮至韦、顾既灭，地广兵强，已无敌於天下，然後乃伐昆吾。昆吾既灭，而桀犹怙恶不悛，视诸大国之亡藐不以介意，然後不得已乃伐夏耳。然则未伐夏以前，汤非复七十里之侯服明矣。说详见後《伐夏条》下。
△武王非自号
《史记》云：“汤曰，‘吾甚武，号为武王。’”余按：《论语》载汤言云：“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圣人之谦且慎如是，乌有自高其功，为号以自标美者哉！盖谥法虽相传为周制，而其实亦由渐而起。成汤既没，其子孙群臣以为拨乱反正，创业垂统，功莫之及，故追崇之而号之为武王。周人因之，以文、武谥二王，而其後子孙群臣遂相沿以为例耳。不得泥《大戴记》之文，遂谓周以前必无谥，而武王为汤之自号也。说详见《丰镐别录》中。
“十一征而无敌於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孟子》）
“我後，後来其无罚！”（《逸书》）
【备览】“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史记殷本纪》）
△辨阻贡观动之说
《说苑》云：“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师。’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供贡职。桀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余按：圣人之伐暴，以民困已极，不得已往而救之耳，非有心於取天下也。乌有姑试伐之以观其可取与否者哉！且九夷之去夏远矣，汤与桀近在千里之内，而夏民方引领以待“偕亡”，九夷之师於缓急何济焉！此乃战国之时智取力争者之所为；彼固习见当世之如此，而遂自以其不肖之心度圣人而为是说耳。故今不录而为之辨。说并见《丰镐录武王篇》中。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後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书汤誓》）
【备览】“桀败於有之虚，奔於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史记殷本纪》）
【附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彖下传》）
【附论】“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
△辨囚汤夏台及汤为桀臣之说
《史记夏本纪》云：“桀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伐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曰：‘吾侮不杀汤於夏台，使至此！’”《儒林传》载黄生与辕固生争论汤、武事，云：“桀、纣虽失道，君也；汤、武虽圣，臣也。夫主有失行，臣不能正言匡过，反因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由是後之儒者皆以征诛为汤、武病。余按：为是说者皆误以汤为桀之臣故尔；而其实不然。《汤誓》曰：“今尔其曰“夏罪其如台。’”是桀固无如汤何也。使桀果尝囚汤，商民安得曰“夏罪其如台”乎！《汤誓》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是桀之政不行於诸侯也。使桀犹为天下共主，则当云“割万方”，岂得但云“割夏邑”而已乎！《汤誓》曰：‘今尔有众，女曰‘我後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是汤之伐桀，民亦有窃议之者也。使桀与汤有君臣之分，商民何故不以大义责之而反但言舍穑之细事乎？《商颂》曰：“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是汤未伐桀时已受诸侯之朝觐矣。若汤果臣於桀，安得晏然受之？以桀之暴，虽无罪犹囚之，况受诸侯之朝而安能容之哉！《商颂》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是汤未伐桀时已灭数大国矣。若桀果为天下共主，汤安得擅灭之？桀既力能囚汤，岂有听其坐大而不问，乃束手以待其伐己者乎！由《诗》、《书》之言观之，则汤与桀之事固不如世所传云云也。盖三代封建之制，与後世郡县之法异；而夏当家天下之始，其事又与商、周不同。昔者禹有圣德，天下归之，启能继禹之遗，则又归之，禹初未尝传之子也。大康既失德、则民之视之犹虞、夏之视朱、均耳。羿、浞迭起，後相远逃，天下之无主已数世矣。少康能布其德以收夏众，然後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当是时，人以继为然，非以继为必然也。孔甲既衰，诸侯复叛，韦、顾、昆吾迭起，夏之在天下若一大国然，但一二小弱诸侯畏其威力耳。是以汤之受球，受共，伐韦，伐顾，安然而无所疑，桀亦听之而不复怪。何者？诸侯本不臣属於桀也。桀安能召汤而囚之夏台哉！天下者，天之天下也，非一姓之天下也。故舜继尧，禹继舜，人以为固然也。会禹有贤子，间两世而又得少康、後杼之孙，天下附於夏者数世，由是遂以传子为常；犹齐之伯仅一世，而晋之伯遂至於数世也。然一姓之子孙必不能历千百世而皆贤，不贤则民受其殃，必更归於有德而後民安；而既已传子，又必不能复传之贤，则其势必出於征诛而後可。故揖让之不能不变而为征诛者，天也！圣人之所不能违也；虽尧、舜当之，亦若是而已矣！圣人之道，犹水也。清而不污，柔而能受，润物而使遂其生者，水之德也。纡徐萦洄，一泻千里者，水所遭之势也。水非有心於纡徐萦洄与一泻千里也，水不能违地故也。以一泻千里之水为有异於纡徐萦洄之水而优劣之者，诬水者也。以征诛之圣人为有异於揖让之圣人而优劣之者，诬圣人者也。自战国以後，杨、墨并起，而杨氏之言尤横，常非尧、舜，薄汤、武，毁孔子，以自张大其说；一变而於黄、老，再变而流为名法。是以《史记自叙》，六术之中有墨而无杨。何者？黄、老、名、法，即杨氏也。习黄、老者务以清净无事为贵，故以尧，舜为扰民，以汤、武为弑君。习名法者务以苛刻惨忍，先发制人为强，故谓启尝杀益，大甲尝杀伊尹以保其国；桀尝释汤於夏台，纣尝释文王於里而卒亡其身。其意惟欲人主之果於杀戮耳，岂顾其事之虚实哉！司马谈受道论於黄公，兼通名法之学，迁踵之而成书，故其中多载异端之说。然观辕固生之与黄生争论，则汉初儒者犹不惑於杨、墨，但以景帝讳言放伐之事，是以後此学者莫敢昌言明汤、武之受命耳。（语详《史记儒林传》）逮至魏、晋以後，狐媚相仍，遂公然借禅让之伪訾征诛之真，而曲学阿世之徒从而和之。相沿既久，习为固然，虽儒者亦不敢驳其谬，反若为不刊之论者然，良可叹也！曰：然则齐宣何以谓之“臣弑其君”也？曰：齐宣之问亦为杨氏邪说所误；《春秋传》中贤士大夫曾有一人之为是言者乎？然其所谓君臣云者，亦但就天子诸侯之名分言之，非以为食其禄而治其事之君臣也。故孟子曰：“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未闻弑君也。”正谓夏、商失道，政不行於天下，故不得谓之共主，非谓汤、武亲立桀、纣之朝而其君不仁，遂可不谓之君也。但孟子之意在於警人主，故以仁暴大义断之，而未暇详申其说耳。後儒惑於异端先入之言，不察其实，遂疑孟子之言不可为训，误矣！嗟夫，世之陋儒斥杨、墨为异端而薄汤、武以为亏君臣之义，不知汤、武之弑君、其说乃出於杨、朱，而孔、孟无是言也！此无他，不学而已矣！故今不载夏台之事，而并纠黄生之谬。说并详後《文王》、《武王》篇中。
【备览】“诸侯心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汤归，至於泰卷（陶）、中[B216]作诰。”（《史记殷本纪》）
△《伪书仲虺之诰》之谬
《伪古文尚书》有《仲虺之诰》，乃掇拾经传之文而参以己意联属成篇者；浅弱排比，绝不类夏、商间语，不但与诰体不相似也。尤可笑者：随季所引止“取乱侮亡”四字，子皮所引止“乱者取之，亡者侮之”八字，即前文而有详略耳；其“兼弱攻昧”乃随季自述武经之语，“推亡固存”乃子皮自告大夫之言；今乃悉取以入篇中，而云“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重复堆砌，不成文理，亦足以见其窘於词而穷於凑矣！故今不采其文。其篇首所称“惟有惭德”者，亦非是。说见後篇《吴公子札条》下。
【存参】“汤放桀而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汤从诸侯之位，三让。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後汤即天子之位。”（《尚书大传》）
△辨卞随、务光自沈之说
《吕氏春秋》云：“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曰：‘非吾事也。’又因务光而谋，务光曰：‘非吾事也。’汤遂与伊尹谋夏，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乃自投於颍水而死。又让於务光，务光乃负石而沉於募水。”余按：汤之伐夏，谋於国之卿大夫则有之，必不谋之隐士。天下者，天之天下，非汤所得私也，岂容私让之一二人！故《史记》云：“诸侯心服，汤乃践天子位。”正与朝觐讼狱之归舜、禹者同。《大传》亦称“汤会三千诸侯，三让，莫敢即位”，其言虽浅近，要其大概当如是。若《吕氏春秋》所云，乃杨氏为黄、老说者之所伪撰以非汤武者，其二人姓名亦假设言之。而後世之人称隐士者遂以随、光为首，谬矣！故今载《史记》语，并取《大传》之文删而存之，而《吕氏春秋》之言削之不录。
○成汤下（外丙、仲壬附）
【补】“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篇》）
△《尧曰篇》引汤言可信
按此文与《汤誓》、《立政》相表里，非圣人不能为此言也。盖圣人之伐国，非以辟土地，创大业也；圣人之用贤，非以示己恩，希厚报也。凡皆奉天以行事耳，圣人无所容心於其间也。且其人曰“帝臣”，明不敢私以为己臣也；举而用之，谓之“不蔽”，明此爵禄乃贤人所固有，己但不沮抑之，非分己所有以予之也。其於所举之人犹如是，况天下之民，天下之土地乎！然则圣人之心，一天也；圣人之心之光明，一日月也。汉高帝云：“贤士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其市恩之念固不足以相方。《伪尚书伊训》云：“敷求哲人，俾辅於尔後嗣。”其气量之大小，心体之广狭，亦岂可以同日语哉！呜呼，此汤之所以继尧、舜而得列於“闻知”者也！此章前载尧之命词颇失圣人之意，後载周之新政虽无可疑，然亦不若此文纯粹，盖由所采之书不一，斯其文亦不均。此必当日史臣实录，故今独取此文以补《诗》、《书》之缺。学者即是求之，庶圣人之心犹可见其万一云。
此文据孔注，以为伐桀告天之词。而《伪古文尚书》在《汤诰》中。玩其词意，似克夏後而告天者。故置之於此。
【补】“商汤有景亳之命。”（《左传》昭公四年）
【备览】“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於东郊，告诸侯群後：“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後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以令诸侯。’”（《史记殷本纪》）
△《史记》引《汤诰》
按：《史记》所载《尚书》诸篇，凡《今文》所有者，若《尧典》、《禹贡》、《皋陶谟》之属，皆全录其文；其余或仅载其略，或但记其由，虽小有异同而大意不失。若《今文》所无，独《孔壁古文》有者，惟此篇颇载其略，而语亦似欠醇古；其馀未有录者。窃疑科斗书废已久，时不能识，其二十八篇（《今文》所有），幸有《今文》书存，可以参证而得之；至二十四篇（《今文》所无），则安国但以己意揣度读之，不能无阙误；故《史记》、《汉书》并言“得多十馀篇”，而不言其文之可读。然则此十六卷（即二十四篇），不待王莽之乱，固已非全书矣，是以儒者多不传也。然与刘焯所传《古文尚书汤诰》之文无一语相同者，则彼为後人所伪撰而不出於安国，不待言矣。
“亦越成汤，陟丕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书立政》）
按：此文言“陟耿命”，又言“四方丕式见德”，盖统汤之始终言之。故次之於此。
“伊尹相汤以王於天下。”（《孟子》）
“仲虺（即中[B216]，古字通用）居薛，以为汤左相。”（《左传》定公元年）
按，伊尹之为相与汤相始终，仲虺之封薛亦当在汤有天下之後。故因“三宅三俊”之文，并次之於此。
【备览】“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史记殷本纪》）
【附论】“孟子曰，‘汤执中，立贤无方。’”（《孟子》）
△“立贤无方”之故
按，三王皆以进贤为务，而孟子独以“无方”称汤者，其时势不同也。禹承二帝之治，百僚皆得其人，十年而崩，无大变革。周则世有哲王，贤多出於亲旧，且其得天下缓，则其举直错枉亦当以渐；即有一二遗佚骤起，如伯夷太公者，要之为数无多。若汤则崛起於七十里，承夏失政之後，贤人失职者多，骤灭诸大国而一天下，“後”之民非悉择人以安辑之不可，是以广搜岩穴惟日不足，而用人多不次：其时势然也。故汤告天之词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盖不伐暴则虽有贤而无所用，不举贤则伐暴亦徒然而已。然则宅俊之用与夏、昆吾之伐正相表里，不分轻重。故汤生平所汲汲者惟此二事为要，而孟子亦专以是归於汤也。故今於伐夏事毕之後，悉次以汤得人之事。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商颂》）
△引张┉、李廷机言辨以身为牺之说
世传“汤时大旱，太史占之曰：‘当以人祷。’汤遂斋戒，剪，断爪，素车，白马，身婴白茅以为牺牲，祷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女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昌与？’言未已，大雨乃数千里。”宋南轩张氏、明九我李氏皆辨其谬，今载於左。
【张南轩曰】：“史载成汤祷雨，乃有剪、断爪、身为牺牲之说。夫以汤之圣，当极旱之时，反躬自责，祷於林野，此其为民吁天之诚自能格天致雨，何必如史所云！且人祷之占，理所不通，圣人岂信其说而毁伤父母遗体哉！此野史谬谈，不可信者也。”
【李九我曰】：“大旱而以人祷，必无之理也；闻有杀不辜而致常之咎者矣，未有旱而可以人祷也！古者六畜不相为用。用人以祀，惟见於宋襄、楚灵二君。汤何如人哉？祝史设有是词，独不知以理裁；而乃以身为牺，开後世用人祭祀之原乎！天不信汤平日之诚，而信汤一日之祝；汤不能感天以自修之实，而徒感天以自责之文；使後世人主一遇水旱，徒纷纷於史巫，则斯言作俑矣！”
余按：《公羊》桓五年《传》云：“大雩者，旱祭也。”注云：“君亲之南郊，以六事谢过自责，曰：‘政不一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妇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倡与？’（疏云：“皆《韩诗传》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谓之雩。”然则是以六事自责乃古雩祭常礼，非以为汤事也。僖三十一年《传》云：“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则曷祭？祭泰山、河、海。”注云：“《韩诗传》曰，‘汤时大旱，使人祷于山川’是也。”然则是汤但使人祷于山川，初未尝身祷而以六事自责也；况有以身为牺者哉！且雩，祭天祷雨也，三望，祭山川也，本判然为两事，──虽今《诗》、《传》已亡，然观注文所引亦似绝不相涉者，──不识传者何以误合为一，而复增以身为牺之事以附会之也？张、李二子之辨当矣。又按：诸子书或云：“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或云：“尧时十年九水，汤时八年七旱。”尧之水见於经传者多矣，汤之旱何以经传绝无言者？尧之水不始於尧，乃自古以来积渐泛滥之水，至尧而後平耳。汤之德至矣，何以大早至於七年？董子云：“汤之旱乃桀之馀虐也。”纣之馀虐当亦不减於桀：周克殷而年丰，何以汤克夏而反大旱哉？然则汤之大旱且未必其有无，况以身为牺乃不在情理之尤者乎！故今并不录。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韶》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季札言“惭德”不关伐夏
“惭德”，杜氏《注》云：“惭於始伐”。撰《伪尚书》者因之，遂云：“成汤放桀於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余按：《象Ω南龠》，文王乐也，而季札云：“美哉，犹有憾！”《大武》，武王乐也，而季札云：“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文王不伐商而反憾之，武王伐商而反不憾，然则惭德未必以伐夏故矣。所惭所憾，盖皆自乐论之，後世古乐亡而不可考耳，不得以揣度之词断之也。圣人举事，皆奉天而行者也，故必审度再四，无毫之疑，然後敢为之。伐夏果有未安，圣人必不轻举；果无未安，何容既伐之後复有惭德！故《论语》记汤之言曰：“有罪不敢赦。”赦之既不敢矣，伐之又何惭焉！若赦之不可，伐之又不可，是无一途可兔於罪戾也，天下有是理乎！盖凡为是说者，皆为杨氏邪说所误，以为汤尝立桀之朝故尔；而不知其未尝有是事也。然自异端言之，人有多疑之者；注经者采之，而人遂往往信之。至采其文以入《尚书》，而人遂无复敢议之。而乌知夫《伪经》之反本於《注》，《注》反本於异端之说哉！且即使季札果有此意，汤亦必不容有此言也。说已详前《伐夏条》下。
【存参】“宋公享晋侯於楚丘，请以《桑林》。荀辞。荀偃、土モ曰：‘诸侯：宋、鲁於是观礼。鲁有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还。”（《左传》襄公十年）
△汤乐名之异
按：《杜注》云：“《桑林》，殷天子之乐名。”则是汤之乐也。汤乐名《韶》，又名《大》，此何以称《桑林》？岂一乐而两其名与？抑有两乐与？姑存之以参考。
【附论】“孟子曰：‘由汤至於文王，五百有馀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孟子》）
【补】“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即位三（当作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长孙也。”（《史记殷本纪》）
△辨太甲继汤之说
外丙、仲壬二王，自《孟子》、《史记》逮《帝王世纪》皆同，无异词者。至《伪孔传》及唐孔氏《正义》因《书序》有“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之文，遂谓汤没之岁即太甲之元年，并无外丙、仲壬两代。由是唐、宋诸儒皆叛孟子而信其说。《蔡传》驳之云：“儒者以序为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与《本纪》所载，是可叹也。”其论是矣。然《伪孔传》所言亦初非《书序》意。何者？《序》言“成汤既没”，但为太甲失教，伊尹作书张本，非谓必没於作书之年也。《传》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孟子》云：“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神农没之年，黄帝固犹未作，何况尧、舜！尧、舜之尚有禹、启，何得遂云“暴君代作”也！古人於文，不过大概言之，乌得以词害其志乎！遂以此为太甲继汤之据，误矣。乃元、明以来编古史者因程、邵皆从《伪传》之故，遂以《蔡传》为谬，而削外丙、仲壬两代，因复论之如左。
程子云：“古人谓岁为年。汤崩时，外丙方二岁，仲壬方四岁；惟太甲稍长，故立之也。”东斋陈氏深以此说为然。余按：人君在位称几年，常事也；若其生之年，则必言“生”以别之。《春秋传》云：“逆周子於京师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又云：“盈生五年而武子卒。”而楚共王亦云：“不谷不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有徒言“年”而不言“生”者。且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则仲壬长於外丙矣，於文当先言仲壬，何以先弟而後兄乎？
邵尧夫《皇极经世书》谱帝王世次，汤起乙未，太甲起戊申，无外丙、仲壬。於是东斋陈氏，双湖（当考）胡氏并据此以立说，以为尧夫精於数学，必能推知帝王世数，无可疑者。余按：天下之事有可以思而得者，有必待学而後知者──理，可以思而得者也；事物名数，必待学而後知者也，──尧夫安能以数而知三千年以前帝王之名与世哉！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故其作《春秋》也，有不知则缺之。孔子不能以数知之，而尧夫能以数知之，将尧夫更圣於孔子乎！孟子生於战国之初，典籍犹存，其言必本之於古史。尧夫之书不过据前人传记以为说，既相传以为然，因亦以为然而未暇考耳，岂果以数知之；而乃据宋人之书疑孟子之言乎！且凡术数之学，可以得其仿佛而已，从未有能真知确见者也。汉眭孟知当有匹夫为天子者矣，而不知其应乃在宣帝。宋孔熙先知文帝以骨肉相残，非道晏驾，又知江州当出天子矣，而以为义康当之，不知其应乃在元凶劭与孝武。此其术皆不可谓不工，然卒不能得其实而反以杀身。是以术数之学，儒者之所不道；奈何欲以此折衷经传之是非乎！嗟夫，不求之经传而求之数，此东方朔“上天”之说也，恶乎其穷之！瞽者以生辰推人祸福，有不合，则曰：“必尔时误也，移以为某时则合矣。”二子之信《经世书》而疑《孟子》也，毋乃类是？
△辨胡宏立嫡孙之说
胡氏《大纪》云：“二帝官天下，定於与贤。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尊祖也。成汤、伊尹以元圣之德，戮力创业，乃舍嫡孙而立诸子，乱伦坏制，开後世争夺之端乎！公仪仲子舍孙而立子，言偃问曰：‘礼与？’孔子曰，‘否，立孙。’孔子，殷人也，而不以立弟为是，此以义理知其非也。”南氏《纲目前编》遂遵其说以纪商年，而世亦多信之。余按：三王惟禹在汤之前，而禹荐益於天，初不传启，岂惟未尝定於立嫡，抑且未尝定於立子。立嫡之所由来，非定也，乃渐也。盖上古之时，天子本不相继；至唐、虞而後相继，然惟其德，不惟其一姓也。启之继禹，偶然者耳；以德而继，虽传子犹之乎传贤也。大康失道，羿、浞迭起，天下之乱由於异姓之争。是以少康中兴，遂以一姓相继为常，然後异姓之觊觎息。然虽薪於一姓，仍惟其德，不惟其嫡与庶，弟与子也。及商中叶，兄弟争立，乱至数世，昔日异姓之患移於同姓。於是远虑之主复以嫡长相继为常，然後同姓之觊觎息。是故，一姓之传，非禹为之，羿、浞为之也；嫡长之立，亦非禹、汤为之，南之中叶为之也。由是言之，由传贤而为传子，由传子而为传嫡，皆渐耳。夫谁定於立嫡，而乃以责汤之遵守！是犹责史籀，李斯之不能为楷，而笑陶潜、鲍昭之不能为律也，岂不可笑也哉！然所谓立嫡者，特立子耳，尚未闻有立孙者也。《记》云：“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盾而立衍。”然则嫡孙之立当在成、康以後。孔子所谓“立孙”者，自谓仲子当然耳；古今不同，时势各异，非谓古圣贤皆当立孙也。胡氏据此，遂谓汤必无立外丙之事，然则文王亦无立武王之事，微子亦无立微仲之事乎！当汤之没，天下之定未久，此非少主所能临也明矣。武王之疾，周公请以身代，虑成王之不能安天下也；幸而武王又数年而始崩，然成王之立，天下犹几至於乱。况太甲本非令主，立之必至颠覆汤之典刑：宁坐视天下之乱，宗社之墟乎？抑将立庶子以安宗社，以靖天下也？是故，太甲之放，伊尹所不得已也；藉令二王得永其世，伊尹可以无桐宫之事矣。为伊尹者，必立嫡而放之乎？抑立庶而事之之为愈也？况放君与立庶孰为轻重：胡氏不怪放君之为乱伦坏制，而独怪立庶之为乱伦坏制乎！且嫡长之立，未见其必胜於立弟与立庶也。秦成公之立穆公，周明帝之立武帝，皆弟也；韩献子之立起，赵简子之立毋恤，皆庶也；然卒兴其国家。而晋武帝之不肯易嫡，周武帝之不肯废其子ど，唐太宗之不立庶子吴王恪，齐武帝之不废太孙而立庶子子良，皆可谓不乱伦坏制；然其後竟以致乱，或遂亡国。是故，立贤，上也；立嫡，非尽善也。顾蕲於立嫡者，非以是为义也，贤否无形而嫡庶易见，蕲於立贤则必至於立爱，故无宁立嫡之为可常耳，非谓遭人伦之变者少易之而即得罪於名教也，况商、周以前淳朴之世哉！嗟夫，圣人者，义之的也，经传者，圣人之案也，故求义必於圣人，求圣人必於经传；今胡氏乃自以其臆见断汤之事而绌孟子之说，二王之有无不足计，吾恐此说行而世之无忌惮者皆将挟其私见以悬断帝王之事而致失圣人之真也！故不可以不辨。
○附：伊尹
“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书君》）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孟子》）
【附论】“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同上）
△辨七十不遇之说
《帝王世纪》云：“伊挚丰下锐上，色黑而短，偻身而下声，年七十而不遇。汤闻其贤，设朝礼而见之。”（见《後汉书冯衍传》注）余按：伊尹相汤以王天下，其在汤朝必历有年所，其後又相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不下数十馀年，则伊尹之遇汤当在中年；以为七十，谬矣！至於短黑偻身云者，亦皆战国策士抑扬之词，非实事。故不录。
“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於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後知，使先觉觉後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同上）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同上）
【附论】“孟子曰：‘伊尹，圣之任者也。’”（同上）
【备览】“伊尹去汤夏。既丑有夏，复归於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史记殷本纪》）
△辨五就汤、桀之说
《孟子》书中有“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之语，论者因之，或以为伊尹罪。余按：孟子辫伊尹要汤事，称其非义非道，禄以天下弗顾；汤以币聘犹不肯往，必无一旦无故去商而欲辅桀之事。即就桀矣，桀之暴戾不可化诲，伊尹岂不见之；即由亳而夏，复由夏而归亳，一已足矣，五何为焉！孟子称伊尹言“何事非君”，而《史记》载《书序》复有“丑夏归亳”之事，然则伊尹固尝夏，或仕於桀，或未尝仕於桀，或如孟子在梁为齐客卿者然，皆未可知。惜乎《女鸠》、《女房》之篇已亡，其事不可详考。要之，五就汤，五就桀，则必无之事也。战国游说之士多喜妄谈古人，既流俗相传有至夏之事，遂从而甚其词，以为五就桀耳。且伊尹初就者，汤也，若果五就汤，五就桀，则当终於夏，何由复至商！其非实事，亦已明矣。大抵相传之言，往往过甚其词。《论语》中记子张言云：“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然以《传》文考之，初未尝有此事。子文初代子元为令尹，见於《传》；後让令尹於子玉，见於《传》。其间何时已之，何时再仕，何时再已，何时三仕，何以《传》无一言及之？楚自成王以後，令尹无不见於《传》者：代子文者何人，何以独不见於《传》？且子文之不为令尹，乃自欲授政於子玉，初未有人已之。然则其事为无征矣。春秋之世，列国执政之人从未有忽废忽用者，非若後世之以罢相复相为常事也，子文何以独有此事？子文之为令尹，始终皆在楚成之世。子文忠於楚者，楚子何故已之？後又何故用之？揆之事理，亦殊乖剌。然则此亦莫须有之事矣。盖子文之初为令尹也，自毁其家以纾国难，故相传以为“无喜色”也。其後授政子玉，绝无恋位之心，故相传以为“无愠色”也。相传日久而甚其词，故遂以为三仕三已而无喜愠焉耳。窃意伊尹之事亦当类此。记《孟子》者习於流俗所传，因误采之入於《孟子》言中耳，──正如汝、淮、泗皆入海而以为入江也。盖圣贤言之，圣贤初未尝自书之；後人记其言者但取其大意如是，原不保无一二语之失实。《论语》前十篇中犹不免有之，况《孟子》书中乎！此章乃辨淳于髡言道之不同，偶及尹尹，非其意所专注；若《要汤章》乃专辨伊尹事，必得其实。学者当取信於彼，不必以此为疑也。故今不载《孟子》此文。
【补】“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逸书》）
【补】“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孟子》）
【附论】“公孙丑曰：‘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同上）
△伊尹伪书五篇
《伪古文尚书》伊尹之书凡五篇：曰《伊训》，曰《太甲》三篇，曰《咸有一德》。然其文义率多浅易，文势颇杂排偶，非惟不类夏、商间语，亦并不类秦、汉时文。其中虽有名言佳论，而皆掇拾经传之文及经传所引《逸书》之语（如“昧爽丕显”及“作孽，犹可违”之类）而联缀以成篇者，正如集腋为裘者然；其为魏、晋後人之所拟作无疑。且《伊训》与《汉书》所引之文不同；《太甲》三篇，据《史记》乃褒太甲之书，而今乃戒太甲之语；《咸有一德》据《史记》乃作於汤世，而今乃以为太甲时伊尹归政之後。故今皆不录。
【备览】“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史记殷本纪》）
△阿衡、保衡非伊尹
《史记殷本纪》云：“伊尹名阿衡。”郑康成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汤倚而取平，故以为官名。”是以伊尹、阿衡为一人也。《伪古文尚书》因之，遂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书”云云。又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一夫不获，则曰‘时予之辜。’”皆以伊尹之事为阿衡、保衡之事。余按：《书》云：“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则是伊尹、保衡为二人明甚，安有同是一人而两举之，一则属之成汤，一则属之太甲，变其称谓以为奇乎！谓保衡即伊尹，亦可谓巫贤即巫咸乎！《诗》曰：“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夫曰“中叶”，即太甲世也；曰“有震且业”，即太甲居桐宫事也，但言阿衡之辅太甲耳，初未尝见有辅成汤之事也。《传》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孟子》书记伊尹事尤多，皆无有称之为保衡、阿衡者。何由而知保衡、阿衡之必为伊尹也哉？考古称谓之例，多以官名冠人名者。《诗》曰：“维师尚父”。师，官名也；尚父，太公字也，《书》曰：“保，其汝克敬”。保，官名也；，召公名也。《春秋传》中所载史佚、卜偃、祝它、师旷之属尤多，不可悉数。然则“阿”“保”当为官名，而“衡”当为人名矣。古者有师，有傅，有阿，有保；传记所载，未闻有以“衡”名官者。盖衡尝为阿，又尝为保，故或称阿衡，或称保衡耳。若以二字皆为官名，则一官既不应两称，两官又不必俱以衡名而又皆使伊尹兼之，其不然审矣。嗟夫，伏羲之与太皋，神农之与炎帝，南容之与南宫敬叔，明明为两人也，而後世皆以为一人；则皋陶之与庭坚，伊尹之与保衡，其两举於经传者，吾又安敢附和之而概以为一人乎！然王良伯乐，《国语》明明一人者，後世又分为两人；复何怪夫宋人之以尧、舜为一人，而唐人之以班固与班孟坚为两人也！是皆可为之一噱也。故今保衡、阿衡之文惧不载於《伊尹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