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命官考绩下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後稷，播时百！’”（《书尧典》）
“後稷教民稼穑，树艺五；五熟而民人育。”（《孟子》）
△命稷
水土平，然後耕耨可兴，故命稷次之。是以孟子之叙教稼穑亦在禹治水之後。
稷非喾子，说见前《尧建极篇》中。履迹之诬，说见《商周稷契篇》中。
“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书尧典》）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
△命契
衣食足，然後礼义可教，故命契次之。是以孟子之叙教人伦亦在稷教稼之後。
契非喾子，说见前《尧建极篇》中。吞卵之诬，说见《商周稷契篇》中。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书尧典》）
“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孟子》）
“舜有天下，选於众，举皋陶。”（《论语颜渊篇》）
△命皋陶
不教而杀谓之虐，教之不从然後齐之以刑，故命皋陶次之。此四官皆救民之急务，正民之要术，故舜先之。
皋陶似非庭坚，说见《夏皋陶篇》中。
△命禹与稷、契等不同之故
命稷、契、皋陶何以不咨也？因禹之让，帝已知其才也。命词何以详於禹也？因咨而命者，事略具於所咨，故从省也；因让而命者，事专见於所命，故从详也。
△稷、契、皋陶均非申命
《伪孔传》以禹、垂、益、伯夷、夔、龙六人为新命，以稷、契、皋陶为美其前功以勉之。《蔡传》因之云：“此因禹之让而申命之，使仍旧职以终其事也。”余按：《经》之命官凡九，於弃曰“汝後稷”，於契曰“汝作司徒”，於皋陶曰“汝作士”，於垂曰“汝共工”，於益曰“汝作朕虞”，於伯夷曰“汝作秩宗”，於夔曰“命汝典乐”，於龙曰“命汝作纳言”，八人之命词如一：稷、契、皋陶为申命，何所见垂、益等五人之独为新命？垂、益等五人既为新命，则稷、契、皋陶之亦非申命可知矣。稷、契、皋陶因禹之让而命之者也，夔、龙因伯夷之让而命之者也：苟因让而命之者即为申命，则夔、龙何得独不为申命乎？禹之为司空，自尧时者也，则其命必别白言之：先云“伯禹作司空”以见其官之非新命，後云“咨禹，汝平水土”以见其功之尚未毕，不云“汝作司空”也。若稷、契、皋陶亦旧为此官，则亦当著之於命词之上，必不云“汝为稷、司徒、士”也。四岳、十二牧，皆旧职也，然所谓“四门”、“食哉惟时”云者，皆新命，非美其前功；稷、契、皋陶即使果仍旧职，亦岂得独为美其前功乎？且三人之功果在尧时，尧未崩以前何以不书？舜即位後纪新政之不暇，乃於此时叙舜之追美其前功，有如是颠倒舛谬之史官邪？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子夏曰：“舜有天下，选於众，举皋陶。”然则兹数人者，任官效职皆在舜时明甚。或初仕於尧世，要之必未为後稷、司徒、士，──故《史纪》云：“自尧时皆举用，未有分职。”──不得以舜为申命也。盖《伪传》之失在误以四岳为四人，是以与下“二十二人”之文不符，乃不得已而曲为之解，谓稷、契、皋陶之命皆美其前功而不得与二十二人之数；由是凡舜时事皆以为尧时事，颠倒错乱，而二帝治天下之大法不彰。至《蔡传》出，始以四岳为一人，然则稷、契、皋陶无庸谓为申命矣，乃亦沿《伪传》旧说而不改，岂非习闻其说遂不觉其非邪！故今补其未备而详辨之。说并见前《命禹条》下。
“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暨伯与。帝曰：‘俞，往哉，汝谐！’”（《书尧典》）
【附录】“垂之竹矢。”（《书顾命》）“垂之和钟。”（《明堂位》）“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书尧典》）
【存参】“垂、益、夔、龙，其後不知所封。”（《史记陈杞世家》）
△命垂、益
本务举而後末务可图，人性尽而後物性可遂，故命垂命益次之。
命垂、益何以不咨於岳而咨於众也？以其职少轻，故泛言之也。何以但命以官而不戒以职也？以其职少轻，故略言之也。
△“谐”为偕义
《蔡传》云：“《史记》曰：‘朱、虎、熊、罴为伯益（《史记》称益未有加以“伯”者，《传》误）之佐’，则殳、┥、伯与当亦为垂之佐也。”余按：禹之让稷、契、皋陶也，帝曰“汝往哉”，伯之让夔、龙也，帝曰“往钦哉”，独於垂、益之让则曰“往哉，汝谐。”“谐”，犹偕也，谓偕垂、益而同治一官也。“往哉”者，允不垂、益之让；“汝谐”者，允垂、益之荐而用之也。稷、契、皋陶、夔、龙皆别命之，殳、┥、伯与、朱、虎、熊、罴皆不别命：既俞其荐，安有置之不用之理，其为垂、益之佐明甚。古之人固多以所能名（本《蔡传》文），亦多以所职名：垂共工而所让者曰殳、┥，益作虞而所让者曰熊、罴，则所让之人後即为二人之佐可知也。细核前後文义，谐之当为偕义显然。《伪孔传》乃释为“谐和此官”；《蔡传》因之，而引《史记》之文以见其为二人之佐：不知《史记》即因“汝谐”之文知之，故云：“舜曰：‘往矣，汝谐。’遂以朱、虎、熊、罴为佐。”於垂不言之者，盖《史记》引《尚书》文至“垂为共工”而止，无让殳、┥、伯与之语：此或司马氏误脱《尚书》文，或後人传写误脱《史记》文，均不可知，非《史记》别有所据，《书》但有朱、虎、熊、罴佐益之事而无殳、┥、伯与佐垂之文也。因《传》说未明，故今详释之。
△垂、益之佐之人数
“殳┥伯与”，《伪孔传》以为二人，《蔡传》以为三人。今以上“让於稷、契暨皋陶”之文推之，《蔡传》说是。“朱虎熊罴”，《伪孔传》亦以为二人，《蔡传》以为四人。疑亦《蔡传》得之。
△伯翳非益
《郑语》云：“嬴，伯翳之後也。”《史记秦本纪》云：“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是秦之祖乃伯翳也。《陈杞世家》云：“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时封於秦；项羽灭之。垂、益、夔、龙，其後不知所封。”是伯翳自伯翳，益自益也。乃《汉书地理志》云：“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颛顼；尧时助禹治水，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赐姓嬴氏。”颜氏注云：“柏益号伯翳，盖翳、益声相近故也。”是谓伯翳即益，而益为伯益矣。自是学者相沿，皆信之而不疑。虽朱子注《论语》亦称之为伯益。（《舜有臣章》注云：“禹、稷、契、皋陶、伯益”）叶大庆《考古质疑》云：“伯益、柏翳，一人也；《史记》於《陈杞世家》则以为二人”。本注云：“益、翳乃一人；声转，故字异耳。”余按：“益”“翳”声相近而致误，理诚有之；然非《史记》因声之转而误分为两人，乃《汉书》因声相近而误合为一人耳。《书尧典》云：“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皋陶谟》云：“暨益奏庶鲜食。”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禹荐益於天”，“益避禹之子於阳城（刚案：“阳城”当作“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皆称以益，未有冠以“伯”者；而《国语》称“伯翳”，《史记》作“柏翳”，亦未有徒称“翳”者。如果益、翳通用，何以遇益则概不称“伯”，遇翳则必加以“伯”与“柏”也？《春秋传》於列国最好溯其先世：於齐、许称炎帝、大岳；於陈称颛顼、幕、舜；於杞郐称夏，称後相；於宋称商，称相土；於薛称奚仲、仲虺；於六蓼称皋陶、庭坚；於郯称少；於任宿、须句、颛臾称大：凡古帝王名臣之裔未有不及其先世者。乃至周初封建之国，晋、楚、鲁、卫之伦，亦往往及之。独於益之肤功，秦之大国，绝无一语。班氏生於汉代，何所见而知伯翳之必为益也？将谓二人之功相类邪，则禹之佐固非一人，即虞之职亦不止於调驯鸟兽。且《秦本纪》之文采之秦史，秦人自称其祖亦未必不涉於附会：鸟身人言，信邪，否邪？如之何其可以据此文而遂以柏翳为益，以益为伯益也！黍稷之稷，汉以来谓之粟，今北方农人谓之（南方人或呼为小）；祭（稷去声）乃黍属之不粘者：经传之文甚明，《说文》之训尤显，迥然两物也（语详《稷祭辨中》）。而今北方往往读入为去，或遂有读稷与祭同音者。作《本草群芒谱》者不考之古，遂误以稷为祭。班氏之误，与此正同：不得据《班书》而疑迁《史》也。且“朕”者舜之自称，“虞”者官名，而《汉志》云“为舜朕虞”，其误会《经》文如是：若必谓班氏不应有误，将“朕虞”亦果焉官名乎！嗟乎，《汉书》合之，误也，而反信之；《史记》分之，是也，而反讥之：是者必以为非，非者必以为是，吾真不解其何故矣！师古、大庆皆精於考核者，然犹如此，甚矣考古之难言也！大抵古人文字异者，非有显然之证，宁可从古而分之，不可妄意而合之。幕之与思，合之而祖孙易位矣。羲、和之与重、黎，合之而族姓紊乱矣。伊尹之与阿衡，合之而名臣湮没矣。羲、农之与太、炎帝，合之而世代颠倒矣。南容之与南宫敬叔，合之而贤哲受诬矣。故不必分而从古而分之，其失小，不当合而妄意而合之，其失大。故今於益之命不载《国语》伯翳之文，《史记》大费之事。
△益非皋陶子
孔氏《尚书正义》称益为皋陶之子。张氏《史记正义》云：“《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大业乃伯翳父，张氏以益为柏翳，故云然。）近世有人据此立说，遂谓朱子《论语集注》，蔡氏《书传》之有缺略。且云，“舜五臣，禹让稷、契、皋陶而不及益者，实因益为皋陶子也。”（此说太陋，故不欲举其名，见其书者自知之耳。）余按：鲧用於尧世，禹用於舜世，前後不相及也；而益与皋陶同时登用，比肩授职，绝不类为父子者然。禹为鲧之子，《尚书》言之，《春秋传》言之，《大戴记》、《史记》皆言之；益果皋陶之子，何以传记绝无言及者乎？刘向之书，诬者多矣，而《列女传》尤为纰缪：药酒之覆，馀光之分，皆以策士喻言记为实事，唐刘知几讥之详矣；而五岁佐禹亦必无之事。藉令向果明言益为皋陶之子，犹不可信，况向但言“陶子”，何以见其当为皋陶之子？而禹之佐亦不一人，又何所见言佐禹者之必为益也？此特注家屈曲猜度之言，岂得遂以为实！朱子、蔡氏盖已深知其妄，故不之采；而今反用此为讥议，人之无识何至於此！至以《论语》“五臣”为证，其说亦谬。谓五臣有益者《集注》文耳。或以为四岳，或以为伯夷，义皆可通，安知其决为益？且舜贤臣多矣，禹安得人人而让之；《经》言五人则以为四人者皆当让，如《经》言十人则以为九人者皆当让乎！此论尤为无理；恐後人为其所惑，故亦附辨之。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帝曰：‘俞，往钦哉！’”（《书尧典》）
【存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书吕刑》）
△《吕刑》言伯夷“折民惟刑”之非
说此篇者皆以下文“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之士为皋陶。吴氏云：“《二典》不载有两刑官，盖传闻之谬也。”蔡氏云：“皋陶未为刑官之时，岂伯夷实兼之与？’余按此篇後章文云：“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其今尔何惩，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明明分承上章“苗民弗用灵”及“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两项而言，则所谓士者非皋陶即伯夷明矣。稷、弃之世官也，故今（刚案：“今”当作“经”）传多称之；若皋陶则未闻有称士者。且既谓伯夷典刑矣，又谓皋陶为士，不但於政体有乖，即以文义论亦不可通。然则所谓“制百姓于刑之中”者即承上文“伯夷”而言，非皋陶明矣。盖盛世之文多谨严，衰世之文多轻易；况事在千馀年前，传闻不一，盖有误以皋陶之事为伯夷者，作诰者因本之以为言。吴氏以为传闻之谬，是矣。蔡氏疑在皋陶之前，犹未免於曲为说也。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书》之《吕刑》，《诗》之《宫》皆不能无疑：非但其作之晚，亦以所称述者久远之事，不能保其不失实耳。故列之於存疑。
△《郑语》言姜为伯夷後之非
《郑语》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礼於神以佐尧者也。”余按：《春秋传》或以姜为大岳之後，或以姜为炎帝之後；《周语》、《晋语》亦然。四岳在炎帝後，容或出於炎帝：则谓四岳之後即炎帝之後，理尚可通也。若伯夷则与四岳比肩事主，又四岳之所荐，安得四岳之後即伯夷之後乎！且伯夷乃舜所命官，以为“佐尧”，亦误。故今不载。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书尧典》）
△夔一足非指人
《孔从子》称：“或问孔子：‘夔有一足，信乎？’孔子曰：‘皋陶为夔请佐，舜曰：“夔一（句），足矣，”非一足也。’“余按：夔本兽名，──故《鲁语》云：“木石之怪，夔罔两；水之对，龙罔象。”夔之名夔犹龙之名龙也，犹朱、虎、熊、罢之名朱虎熊罢也。所谓“夔一足”者，谓夔之兽一足，非谓夔之人一足也。儒者知其不经而不知所由误，乃撰为此事，又诸孔子之言以曲解之：嘻，亦劳矣！且九官皆官属之长，未有无佐者：垂之佐殳、┥、伯与；益之佐朱、虎、熊、罴；禹、稷、契、皋陶之伦亦必有佐，但不见於《经》耳。典乐教胄岂一人所能理，夔安得独无佐乎！以无佐解一足，则龙之两角又何说焉？今不载。
△乐以志为本
世儒论古乐者皆求之律。自班固以来，娶妻生子之喻，十分九分之疑，王朴、蔡元定之所定，范景仁、司马君实之所争纷然不一。余之意独以为不然。《经》之言乐，此章详矣。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四言而乐之事备矣。何者？凡乐必有其本，──本也者，志是也。有志而後有诗，──诗者，取志而宣诸喉舌者也。有诗而後有歌，──歌者，取诗而畅其音节者也。有歌而後有声，──声者，取歌而布之於丝竹者也。是故，诗曰“言志”，歌曰“永言”，声曰“依永”：“言”即其言志之诗也，“永”即其永言之歌也；即其诗而长之之谓“永”，随其歌而应之之谓“依”。然则声之抑扬疾徐视其歌，歌之抑扬疾徐视其诗，而诗之抑扬疾徐视其志矣。是故，志者本也，声者末也。其志必中正和平也，而後其诗其歌其声从容舒畅，而俯仰迟速无不其宜者。志不美，求之於诗，无益也；诗不美，求之於歌，无益也；歌不美，求之於声，无益也。故曰“作乐崇德”，“见其乐而知其德”也。然又制律以和声者何居？八音并作，彼此恐其不均，数章迭奏，先後恐其不符，故为律以考验之，使归於一耳；非以律为乐也。《书》曰：“同律度量衡”，律之於音也犹度之於布帛，量之於粟，衡之於金也。长短之形，目能察之，而一左一右不能必其无分杪之差，故受之以度而後齐。高下之音，耳能辨之，而一彼一此不能必其无几微之异，故受之以律而後调。是故，律者所以均高下，而非所以为高下也；度者所以均长短，而非所以为长短也；量与衡者所以均多寡轻重，而非所以为多寡轻重也。後世儒者之为古乐也则不然，不求其原於志与诗而惟斤斤於律；声从律起而不自歌生，诗缘歌作而非由志出，取命夔之语而颠倒施之；正使所制之律毫厘不爽於古，亦与古乐无与，况未必然乎！如但持古人之律即可为古乐，是得周尺而即可以制周礼也。曰：然则何以淑其志？曰：《经》言之矣，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刚直，《乾》之德也，宽简，《坤》之德也。有其德者必有其偏；温也，栗也，无虐且无傲也，德之不偏不倚，纯粹至善，所以为中正而和平也。由是而发之诗，著之歌，播之声，舜之乐所以为至也。故“诗言志”云云者，所以为乐也，古乐之与後世异者也；“直而温”云云者，所以为《韶》也，舜乐之与三代异者也。故古今知乐者莫如孔子、孟子。孔子曰：“乐则《韶》舞”，“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闻《韶》，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此论乐之品也，为夫不能“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者言之也。孟子曰：“今之乐由古之乐也：百姓之疾首蹙而相告者，不与民同乐也；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者，与民同乐也”，──此论乐之本也，为夫不知“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者言之也。盖乐犹文也：文之本在明理达意，不如是则非文，孟子之论乐是也；文之品则有高下精粗纯杂之分，当求其上者而法之，孔子之论乐是也。孔子之论乐，与颜、曾之徒知乐者言之也；孟子之论乐，与战国之君臣不知乐者言之也。彼且不知乐之本，何暇与之论高下。譬诸近世之文，不求之理而但揣摩西汉、盛唐之体，格於语言音响之间，此姑使之返而求所以明理者，未可遂以文之高下语之；非谓文之遂无高下也。宋韩魏公琦《上仁宗疏》云：“不若穷作乐之原，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简，民物熙洽：斯则古之乐也，可以器象求乎！”呜乎，三代以还，知乐者一人而已矣！若夫诸儒所论，累黍为尺，由尺生律，以黍尺之多寡长短为古乐者，吾不知乐，吾知其非乐也！
【备考】“有仍氏生女，<黑真>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後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忄林无餍，忿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後羿灭之，夔是以不祀。”（《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帝曰：‘龙：朕┾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书尧典》）
△九官以龙终之故
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物成，万物之理得矣，天地之气和矣，夫然後礼乐可兴，故命伯夷命夔次之；而又虑谗殄之害正也，故以命龙终焉：此治化之成也。颜渊问为邦，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言礼也；曰：“乐则《韶》舞，放郑声。”言乐也；而又继之曰“远佞人”，何？盖佞人不去，虽有贤臣不能为治，即治亦不能久；故欲久安长治者必以近佞人为永戒。舜之┾谗殄於制礼作乐之後，亦此意也。
△命伯夷、夔、龙
命伯夷何以亦咨於岳也？犹命禹之咨於岳也，亦重之也。命夔、龙何以亦详於伯夷也？犹命稷、契、皋陶之详於禹也，亦因让而命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书尧典》）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同上）
△九官非一时所命
自“询咨四岳”以後，郑氏以为皆“格於文祖”时所敕命。《纲目前编》因之，悉载之於舜即位时，而以舜之三载为“考绩”之年，九载为“熙绩”之岁。余按：舜之摄政二十有八载矣，自弃以下八人，为知其材邪？为不知其材邪？知其材邪，何以二十八载而不用？不知其材邪，何以一日而尽用之？如云咨於众而知之，则何以二十八载之久而不一咨，独於此一日偏咨之也？向之为此官者，为称职邪？为不称职邪？称职邪，不应一日而尽易之。不称职邪，不应二十八载而不易。即云向无其官而今设之，亦不应二十八载之久而无一设，忽於此一日而偏设之也。由是言之，舜之咨，众之举，皆非朝夕之故；盖以渐而知之，遂以渐而用之，而记事者连类而记之耳，不得以为一日之所命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曰：“教之”。圣人立政自有先後次第。况巢窟者切肤之急祸，教养者治民之大纲，皆非可以须臾缓者；工虞之事固已末矣。至於礼乐乃盛治之成功，非厚生正德之後未易言也，安得一日而同亮天工，三载而咸奏厥绩哉！帝之命禹昌言也，禹以“决川距海”、“民乃粒”告之帝，则是此时水土固已平，树艺固已成矣；而帝方谆谆焉以“山龙黼黻”、“六律五声”与“庶顽谗说”为尤，则是此时礼乐犹未兴，讠殄犹未绌也。然则禹、稷功成之日，伯夷、夔、龙始各任职耳。若与六官者同命而考，何至此时尚廑帝忧乎！曰：然则舜有“咨二十二人”之言，何也？曰：古人之文简质，贵得圣人之意耳：其事皆当日之事，其言不必皆当日之言也。而“典”之为体，综其始终本末言之，又与《春秋》之编年纪事者不同。即如“畴若予工”、“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者，岂果临朝一问而已乎！佥曰“垂哉”、“益哉”者，岂果同朝一应而已乎！帝曰：“汝共工”、“汝作朕虞”者，岂果漫不加察，付以重任而已乎！如此，则不惟舜能之，人人皆能之矣。《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记》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然则舜之访盖不知几何，而众多称垂、益平日之才略者，舜乃询以言，试以功，待其有效而後授以此官；而《书》之所云特其梗概耳。故曰：其事皆当日之事，其言不必皆当日之言也。不宁惟是，韩子《平淮西碑》云：“曰‘光颜，汝为陈许帅，’曰‘重胤，汝故有河阳怀，今益以汝’，曰‘度，维汝予同，汝遂相予’”者，岂果一日之事，当日之言乎哉！夫《尧典》之文亦若是而已矣！呜乎，圣主贤臣之心与其经纶设施之次第，其晦於拘牵文义之儒者岂可胜道哉！故识其说如此。
“苗顽弗即工”。（《书益稷》）
“皋陶方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同上）
“分北三苗。”（《书尧典》）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泰伯篇》）
【附论】“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篇》）
△三苗丕叙在“顽弗即工”之後
按：三苗之见於《虞夏书》者凡四。其一，“窜三苗於三危”，乃尧时事：此在最前，不待言矣。其二，“分北三苗”，乃舜命官之後考绩时事。其三，“苗顽弗即工，皋陶方施象刑”，乃舜、禹问答语：考其时势，当即分北之事。盖“苗顽”者，原分北之由；“分北”者，记象刑之实，所谓“五流三居”者也。然则《典》正如《春秋》，直书其事；《谟》正如《左氏传》，详志其本末耳。其四，“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惟此当在最後：盖因顽而分北，因分北而後丕叙也。若先已丕叙，则禹不当谓之顽弗即工，舜亦不当分北之矣。盖水土虽平於分北之前，而《禹贡》实作於分北之後，故有“作十三载乃同”之文，“声教讫於四海”之语：是知此篇乃赋定功成後所记，故云丕叙也。三篇之文正相发明。自《伪孔氏古文》以《禹贡》为作於尧世，又撰禹摄政後征苗一事，於是丕叙之後复谓之顽而分北之；既分北之而惟命是听矣，无故而又动大众以征之。首尾衡决，事实淆乱，莫此为甚。故今载丕叙於後篇，删征苗之伪誓，而取《谟》中禹、舜之言列於《典》文“分北”之前，庶学者可以一见而然也。说并见後《治定功成篇》中。
○舜体国经野上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书禹贡》）
【存参】“禹乃遂与益、後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史记夏本纪》）
△本录义例三──“敷土”置“咸熙”後
此篇与《尧典》羲、和之命相表里。四时之定，尧之所以成天；九州之制，舜之所以平地。授时者，损益前古而集其成；敷土者，范围後世而开其始。故授时命於“庶绩”之先，敷土记於“咸熙”之後。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书禹贡》）
△九州之章法次第
篇名以《贡》，纪贡制也。《贡》冠以禹，志禹功也。水土既平，经制既定，天下诸侯怀舜之德，感禹之勤，已各择其土宜之贵重者以荐於帝畿，以致其爱戴之诚，史臣因而纪之於册以表禹之功，以见舜德化之盛。是故，九州之文皆主言贡。篚亦贡也，包亦贡也，贡之盛於篚包者也。有赋而後有贡，──赋者，庶人所以奉国君；贡者，国君所以奉天子也，──故以赋先之。有田而後有赋，有土而後有田，故又以土与田先之。然使九山未刊，九川未涤，九泽未陂，何由辨土之色与性，而况於田赋贡乎，故又以平水土之事先之。水土之平，往日事也，──故其文曰“既载”“既修”、“既作”，於山则曰“既艺”、“既旅”，於水则曰“既道”、“既入”，於泽则曰“既泽”、“既潴”，皆以明其为前日之事，──而因原贡所由致，故追溯之也。每州为一章，章各分三节：第一节平水土之事，第二节土田赋之别，第三节贡篚包之制；而以辨州域始之以识贡道终之。此九州之章法次第也。
△冀州平治之序
既载壶口，治梁及岐，言治河也。水之患河为大，故先治河。冀之患在西河，兖之患在东河，故西河之治记於冀，东河之治记於兖。壶口、梁、岐皆山之当河冲者，壅隔阻塞，河不得顺流而南下，则东溢於太原、岳阳之间，故以三者为始事也。“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言治河东之平地也。河既轨道太原，岳阳乃可施功，故次及之。“覃怀绩，至于衡章”，言治河内之平地也。冀地太原最高，岳阳次之，覃怀又次之，衡漳之南又次之：高者易涸，下者徐安，故其平治之序如此。“恒卫既从，大陆既作”，言治山东之平地也。自衡漳以东，北至海，地益下，多积水，二泊贯于南，两淀横于北，故自太原至于衡漳田既垦，赋既成，然後山东乃平治也。漳言衡者，漳逾山出东流，然後北折贯泊以入于河，故谓其东流者为衡，北流者为从也，次恒、卫、大陆於田赋後者，衡漳以下，土疏而水涸迟，田瘠赋轻，连覃怀、衡漳言之则嫌於田赋与全州无异，故先言田赋，次乃及之也。治水之文独详於冀州者，帝畿也，大河之所环也，不言贡者，蔡氏所谓“天子封内之地无所事於贡”者是也。九州治水之文皆有先後难易轻重之异，而冀尤为明著；故详释之；八州可以类而推也。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诗大雅》）
【备考】“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左传》成公五年）
“梁山，晋望也。”（《尔雅》）
△梁山在河东
《伪孔传》云：“壶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蔡传》云：“梁山，吕梁山也，在今石州离石县东北。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狐岐之山。先儒以为雍州梁岐者，非是。”余按：梁岐果雍州山，《经》必不载之於《冀州章》内；况雍之岐山距河数百里，与河何涉而连及之！《蔡传》驳之，是也。然不本《大雅》文，求梁山於古韩墟，乃取《水经注》之吕梁当之。《注》称吕梁在离石之东北二百馀里其距河远矣。况《注》自有梁山在雍州境，与《伪传》同，非吕梁也；而介休之狐岐亦非河所经：皆不得指为《禹贡》之梁、岐也。夫《诗》咏梁山而云“维禹甸之”，则此梁山即《禹贡》之梁山明甚。然则梁山当在韩地。其後韩灭於晋，故《春秋传》、《尔雅》皆以梁为晋山。《水经注》谓即龙门者近之（《水经注》云：“大禹疏决梁山，即《经》所谓龙门”），但不当又以为在河西耳（《水经注》又云：“梁山原在冯翊夏阳县之西北”）。盖缘说者误以陕西之韩城县为古韩国，因谓梁山当在河西；不知韩实河东国也。何以言之？《诗》云：“韩侯入觐。”又云：“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则韩乃畿外之诸侯：河西，周畿内地，不得谓之“入觐”。亦不得锡之为连帅也。《春秋传》云，“秦伯伐晋，涉河，三败，及韩，晋侯谓庆郑曰：‘寇深矣，若之何？’则韩乃晋之近郊地。若在河西，秦伯不容涉河，晋侯亦不容谓之“寇深”也。晋惠公之入也，“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其地在今河南，不在河西；河西近秦而不以赂，则是河西无晋地也。魏寿馀之伪叛也，“既济，魏人讠而还”，秦、晋以河为界，则是河西无晋地也。韩晋既在河东，梁山安得在河西乎！唯岐无可考者。然山同名者多，雍荆之有荆山，梁徐之有蒙山，皆两书於《经》文：鸟得以雍州有岐遂谓冀州不得复有岐乎！盖此二山皆当跨河，在雍冀之界上，故能阻塞河流；而梁岐又当在壶口之下：因其利害在冀而不在雍，故记之於冀，犹九河之记於兖也。但古今山名更易者多，而梁又属崩颓之馀，难以辨识，是以不得其实。要之《经传》之文具在，不得以他地之山冒之也。故今取《诗》、《春秋传》、《尔雅》之文悉载之於《冀州章》下，以见其为一云。
【存参】“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史记秦始皇本纪》）
△碣石在海岸
《伪孔传》云，“碣石，海畔山。禹夹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蔡传》云：“冀州北方贡赋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转，而碣石在其右转屈之间，故曰‘夹右’。历世既久，为水所渐，沦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馀里矣。”余按：《伪孔传》不知“皮服”之为贡，故以“右”且“入”者为禹；蔡氏以为贡道，是也。然谓“沦入于海”，则不若《伪孔传》之以为“海畔山”者为可据也。《经》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於海。”古今之山名虽不同，而山势则不改。今太行恒山自易定东折，过古北、喜峰等口，转而南行，至临渝县东境海岸仡然而止，故燕、赵间说者皆以其山为古碣石。何所见海岸仡然而止，故燕、赵间说者皆以其山为古碣石。何所见海岸之山之必非碣石而必当求之於海中乎？《史记》云：“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是秦时碣石未沦於海也。《汉志》云：右北平郡有碣石山”，是汉时碣石亦未沦於海也。乌得以为“去岸五百里”乎！且如《蔡传》所言，则与恒山太行之势中断者数百里，证之《经》文亦不合矣。盖《蔡传》之失皆由误信臣瓒之说，谓此山在河口，求之河口而无此山，故遂以为沦於海耳。不知此山原未尝在河口。何者？此文承上“岛夷”而言，岛夷在渤海东，必由海道乃入于河，而海道漫澜无可指，故以山志之曰“夹右碣石”：言由海道夹右碣石而西行然後入于河也，非谓夹右碣石之处即入河之处也。贡道言河凡七：兖、徐、豫之“达于河”，荆之“至于南河”，梁之“乱于河”，未有志其山者；入河自有常处，不必繁此文也。惟《雍州章》上言“积石”，下言“渭、”，皆河也，不志其山则不知为何地，故变文云“至于龙门、西河”。由海入河岂有两地，而烦志其山乎！且《禹贡》固有志其山者矣，“导河”之文是也：其东折也，志“华阴”焉；其北折也，志“大亻丕”焉。禹之於河防详且慎矣，况於入海之要地，岂容有大山而反不书：碣石之不在河口明矣。至谓入河者为“冀州北方贡赋”，亦非是。《经》所谓“入河”者，但承上“岛夷”文耳；冀固无贡，而冀北境之至帝都非惟不必浮海，亦无事於达河也。
“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复既泽；氵、沮会同。桑土既，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书禹贡》）
【备考】“徒骇、太史、马颊、覆、胡苏、简洁、钩盘、鬲津。”（《尔雅释地》）
△徒骇等水未必即为九河
朱子以“简洁”为二水，并其七而为九。《蔡传》以“简洁”为一水，并其七则为八；其一则河之经流也。余按：《经》既统称九河，其水势当相等，不容别有经流，馀皆支派，似以朱子之说为长。然九河之名不见於经传，而《尔雅》记九州之名与《禹贡》殊异，──故郭氏不得已，疑以为商制，──其他文亦往往有与经传异者，然则《尔雅》所载且未知果为禹之九河与否，况“简洁”之为一为二乎哉！故今但列之备考而不强为之说。
【存参】“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馀里。”（《汉书沟洫志》）
△九河湮塞非沦于海
《通典》谓覆釜在德州安德。《寰宇记》谓钩盘在乐陵东南；马颊在棣州滴河北。《舆地记》谓简洁在临津；钩盘在乐陵；马颊即笃马河。（以上并本《蔡传》文）《蔡传》皆以为非是，独据汉王横言，“往者天常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又据程大昌言，引碣石为九河沦海之证，谓“九河入海之处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今在平州（今永平府）正南海中，去岸五百馀里。则是古河自今以为海处向北斜行，始分为九，其道已沦入于海矣。”余按：汉世近古，九河之迹容或有一二未湮者，许商所言虽未敢必其果是，然惟鬲津差南，徒骇、胡苏皆傍禹河故址，或不尽诬。若《通典》、《寰宇记》等书所指，则多在今德州、济南之间，地直大陆以东，於《经》文当云“又东播为九河”，不当云“又北播为九河”矣。兼其地势东下，水不北流，必东行由海丰入海；无由与成平之徒骇，东光之胡苏同为逆河以达天津也。至笃马河，则《汉志》已明谓其在九河南矣，乌得以为马颊！且汉人仅知其三，更历千年理宜益加湮塞，而唐、宋人所知反倍於汉人而有馀，有是理乎！盖缘魏、晋以後，河日南徙，帝决分流往往而见，故川旧渠所在有之，学者僻於好古，遂附会之以为九河故道；犹今清河之有大河故道，乃宋时北流之迹，而浅学者遂以为禹河也。大抵谈古迹者多无依据，故晋人避乱之城而以为文王之里，孔子时卫在今开、濮二州间，而卫辉城南有孔子击磬亭。此皆不学之人强不知以为知者。《蔡传》非之，是矣。然谓九河之地已沦於海，则其说亦不经。何者？秦、汉以上载籍固多缺略，然海水溢出至数百里之广，其所漂没国邑民居不知几何，此非常之大变，岂得传记皆不之载。传记既不之载，横又何从得其说而传之乎？永平之南，海岸南北相距仅数百里；果去北岸五百馀里，则山当在南岸，何由复在海中！九河果自今渤海岸东北斜行以趋永平，则及其入海时已抵北岸，何由复至碣石之下！且以碣石为河入海之处，特出臣瓒之说，非《经》意也。《经》之“夹右碣石”，自记海道所经，非与“入于河”相连为文也。凡贡之入河，未有记其山者，有常地也；唯导河乃志其山，重河防也。今碣石不志之於导河，反记之於贡道，其非河口之山明矣。然则碣石即在海中尚不足为九河之证，况不在海中乎！由是言之，谓九河之尚存与九河之悉沦者皆非也。惟郑康成以为八流皆塞，说独近是；然谓齐桓塞以自广，则诬。朱子与蔡氏据《孟子》“曲防”之禁驳之，固也。然即使桓公无曲防之禁，而此八流亦非一时之所能塞，乃水势与人事积渐而为之耳。盖水之在山，势峻流急，故岸易崩，水常挟沙而下。若水盛而源远，挟沙必多，故河水一石，其泥至数斗。至平地则流缓而沙停，旁出之派停沙尤易。停久沙高，其流必梗，其势必并於一而旁皆塞，──水势然也。古者川有涯ㄛ，田有封洫，各有疆界，故民不能与水争地。自阡陌开，井田废，民尽其力之所至，以为田苟有沙涸，斯田之矣。田之既久，则突者渐夷，凹者渐满，不数百年遂成平土，──人事然也。以余耳目之所闻见，河北诸水故道之在百年前者，尚皆断续零落，十不二三；甚至有今岁畅流，明岁已为平田者。况自禹以来数千年，岁岁沙之，岁岁田之，九河之道杳不复存乃其常事。而说者俱未言及，是将天下之水势各别邪？抑说《经》者下帷之日多，未尝久处河干，躬履水ㄛ，而莫知其故邪？且水之分而为九，与其合而为一，孰大孰小，孰广孰狭，孰当先塞，孰能久存，不问而可知也。今大陆以上及逆河合流之道，其阔且大者尚皆荡然平原，无复遗迹（余乡即禹时大河所经处）。况九河之狭且小者乃欲历历求其道乎！开州城南，唐、宋时大河故道也，其地高於旁者数仞，州民谓之南罔（盖河两岸有缕水堤，日久沙与堤平，故尔），但中有微凹耳；人亦不知其为河也。此数百年前之全河已依稀如是，况数千年前之分流乃欲强求其所在，不得则曲为之说，亦可谓不达於事理矣！故今但载《汉志》许商之言以为参考之助，其馀诸家之说概无取焉。碣石见前《冀州条》下；大陆见後《夏禹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