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
△考辨古书之方法
唐、虞有唐、虞之文，三代有三代之文，春秋有春秋之文，战国、秦、汉以迄魏、晋亦各有其文焉。非但其文然也，其行事亦多有不相类者。是故，战国之人称述三代之事，战国之风气也；秦、汉之人称述春秋之事、秦、汉之语言也。《史记》直录《尚书》、《春秋传》之文，而或不免杂秦、汉之语；《伪尚书》极力摹唐、虞、三代之文，而终不能脱晋之气：无他，其平日所闻所见皆如是，习以为常而不自觉，则必有自呈露於忽不经意之时者。少留心以察之，甚易知也。宋时，有与其从兄子讼析赀者，几二十年不决。赵善坚以属张氵昊。讼者云：“绍兴十三年，从兄尝鬻祖产，得银帛楮券若干，悉辇而商；且书约，期他日复置如初。”氵昊曰：“绍兴三十年後方用楮币，不应十三年汝家已预有若干；汝约伪矣！”由是其讼遂决。此岂非自呈露於忽不经意之时者乎！夫氵昊以考古名於时，宜其不长於吏事矣，然乃精於听讼若此，何哉？考古之与听讼，固一理也。是故《易传》之述包羲，帝而称王（唐、虞以前无称“王天下”者，说见《补上古录》中），《蔡传》之引《史记》，益而加伯（《史记》以前称益，未有加以伯者，说见《唐虞录》中），此行文者所不自觉也。《传》之《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杜注》但云“皆古书名”，及《伪书序》既出，而《林注》遂历历数之：无他，文必因乎其时故也。所以汉人好谈谶纬，则所撰之《泰誓》，“乌流”、“火覆”，祥瑞先呈；晋人喜尚排偶，则所撰之《泰誓》，“胫”、“剖心”，对待独巧。誓诰不及二帝，而《伪古文书》虞世有伐苗之誓；盟诅不及三王，而《吕氏春秋》武王有四内之盟。甚至王通之《元经》，以隋人而避唐讳。是知伪於古人者未有不自呈露者也。考古者但准是以推之，莫有能遁者矣。然而世之学者往往惑焉，何也？一则心粗气浮，不知考其真伪；一则意在记览，以为诗赋时文之用，不肯考其真伪；一则尊信太过，先有成见在心，即有可疑，亦必曲为之解，而断不信其有伪也。正如绍兴三十年後方行楮币，此宜当日人人知之，即不知，亦不难考而得之，乃历二十年而讼不决也。最可笑者，《月令》中星明明战国时之躔度，少通历法者皆能辨之，而《伪周书》有之，人遂以此为周公之制。嗟夫，嗟夫，此《考信录》一书之所以不能已於作也！
△上达与下学
自明季以来，学者大抵多为时文，购买讲章墨卷，晨夕揣摩，以为秘笈；此外不复寓目。其能读书不专为时文者，千百人中或仅得一二人耳；然又多以文士自居，以记览为宏博，以诗赋为风雅。其能不仅为记诵词章之学者，又千百人中之一二人耳。就此一二人，已为当世不可多得之人，然又多以道学自命，谨厚者惟知恪遵程、朱，放佚者则竟出入王、陆。然考其所言，大抵皆前人之陈言，其驳者固皆拾庄子、佛氏之唾馀，即其醇者亦不过述宋儒性理之剩说。其真殚精经义，留心治术，为有用之学者，殊罕所遇。然後知学问之难言也！述自读诸经《孟子》以来，见其言皆平实切於日用，用之修身治国，无一不效，如布帛菽粟，可饱可暖，皆人所不能须臾离者。至於世儒所谈心性之学，其言皆若甚高，而求之於用殊无所当。正如五色彩纸，为衣可以美观，如用之以御寒蔽体，则无益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盖本於《书尧典》“克明俊德”七句之意。自《大学篇》始推之於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然要仍以修身为本。逮宋以後，诸儒始多求之心性，详於谈理而略於论事，虽系探本穷源之意，然亦开後世弃实征虚之门。及陆、王之学兴，并所谓知者亦归之渺茫空虚之际，而正心诚意遂转而为明心见性之学矣。余窃谓圣人之道大而难窥，圣贤之事则显而易见，与其求所难窥，不若考所易见。子贡曰：“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述赋性愚纯，不敢言上达之事，惟期尽下学之功，故於古帝王圣贤之事，尝殚精力以分别其是非真伪，而从无一言及於心性者。固自知其不贤，甘为识小之人，亦有鉴於魏、晋之谈名理而尚《老》、《庄》，卒至有陆沉之祸也。
△自述考辨古书之经历
余少年读书，见古帝王圣贤之事往往有可疑者，初未尝分别观之也。壮岁以後，抄录其事，记其所本，则向所疑者皆出於传记，而经文皆可信，然後知《六经》之精粹也。惟《尚书》中多有可疑者，而《论语》後五篇亦间有之。私怪其故，覆加检阅，则《尚书》中可疑者皆在二十五篇之内，而三十三篇皆无之，始知齐、梁《古文》之伪；而《论语》终莫解其由。最後考《论语》源流，始知今所传者乃汉张禹汇合更定之本，而非汉初诸儒所传之旧本也。至於《礼记》，原非圣人之经，乃唐孔颖达强以经目之，前人固多言之，余幼即饫闻之，更无足异者矣。由是言之，古人之书高下真伪本不难辨，但人先有成见者多耳。昔有显官之任，遇陆羽於江浒，邀共品茶，使仆以十馀盎渡江往取潭水。归舟遇风，盎水半倾，乃取江水代之。既至，羽扬而视之，但云“非是”。过半，乃云：“此潭水矣。”显官诘仆，仆以实告。苏子瞻使人买金华猪，中途而逸，以他猪代之。及宴客，莫不称美者。既知非金华猪，始相视而笑。此无他，子瞻座上之客皆有成见在心，而羽无成见故耳。余生平不好有成见，於书则就书论之，於事则就事论之，於文则就文论之，皆我人之见存。惜乎今之读书者皆子瞻座上客，果有识古书之真伪，如陆羽之辨水者，必不以余言为谬也。
○考古提要二卷
《考信录》何以有《提要》也？所以自明作《考信录》之故也。薛敬轩先生云：“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此不过因世之学者心无实得，而但剿袭先儒道学陈言以为明道，以炫世而取名，故为是言以警之耳。朱子以後，岂无一二可言者乎！朱子以《书传》属蔡沈，以《丧》、《祭》二礼属黄，至於《春秋经传》，绝无论著，是朱子亦尚有未及为者。《鸱》，《诗传》沿用《伪传》旧说，及与蔡沈书，始改以从郑，是朱子亦尚有未及正者。况自近世以来，才後之士喜尚新奇，多据前人注疏，强词夺理以驳朱子，是朱子亦尚有待後人之羽翼者。苟有所见，岂容默而不言。故先之以《提要》，以见茹之而不能茹者，良有所不得已，阅者当有以谅其苦心也。
○补上古考信录二卷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伪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後之儒者皆尊其说；余独以为不然。夫古帝王之书果传於後，孔子得之，当何如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於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以前之无书也明矣。《周官》一书，所载制度皆与经传不合，而文亦多排比，显为战国以後所作，先儒固多疑之，不足据也。《春秋传》云：“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杜氏注云：“皆古书名。”悉不言为何人所作。使此序果出於安国，杜氏岂容不见。而林氏尧叟乃取《伪序》之文以释《左传》，甚矣宋儒之不能阙疑也！《虞书》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又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是知尧、舜之世已有五典之名；盖即五伦之义，书之策以教民，所谓“敬敷五教”者也。不得舍《经》所有之五典，而别求五典以实之也。典籍之兴，必有其渐。仓颉始制文字；至於大挠，然後作甲子以纪日；至於羲、和，然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以纪年：必无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以情度之，亦当至唐、虞以降然後有史书也。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黄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後人所追记。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及《国语》、《大戴记》，遂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舛驳不可胜纪。加以杨、墨之徒欲绌唐、虞、三代之治，藉其荒远无征，乃妄造名号，伪撰事迹，以申其邪说；而阴阳神仙之徒亦因以之。由是司马氏作《史记》，遂始於黄帝。然犹颇删其不雅驯者，亦未敢上溯於羲、农也。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又推而上之，及於燧人、包羲。至《河图》、《三五历》、《外纪》、《皇王大纪》以降，且有始於天皇氏、盘古氏者矣。於是邪说讠皮词杂陈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而唐、虞、三代之事亦遂为其所淆。窃谓谈上古者，惟《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证百家之谬，或亦有不可废者。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於《六艺》。”是余之志也夫！
右前录四卷
○《唐虞考信录》四卷
《考信录》何以始於唐、虞也？遵《尚书》之义也。《尚书》何以始於唐、虞也？天下始平於唐、虞故也。盖上古之世，虽有包羲、神农、黄帝诸圣人相继而作，然草昧之初，洪荒之日，创始者难为力，故天下犹未平。至尧，在位百年，又得舜以继之，禹、皋、陶、稷、契诸大臣共襄盛治，然後大害尽除，大利尽兴，制度体乐可以垂诸万世。由是炙其德，沐其仁者，作为《典谟》等篇以纪其实，而史於是乎始。其後禹、汤、文、武迭起，拨乱安民，制作益详，典籍益广，然亦莫不由是而推衍之。是以孔子祖述尧、舜，孟子叙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即文章之祖也。周衰，王者不作，百家之言并兴，尧、舜之道渐微，孔子惧夫愈久而愈失其实也，於是订正其书，阐发其道，以传於世。孔子既没，异端果盛行，杨、墨之言盈天下，叛尧、舜者有之，诬尧、舜者有之，称述太古以求加於尧、舜者有之，於时则有孟子辞而之。迄乎孟子又没，而其说益诞妄。司马氏作《史记》，遂上溯於黄帝；虽颇删其不雅驯者而所采已杂。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等书，又以黄帝为不足称述，益广搜远讨，溯之羲、农以前，以求胜於孔子，而异说遂纷纷於世。何者？唐、虞以前，载籍未兴，经既无文，传亦仅见，易於伪，无可考验，是以杨、墨、庄、列之徒得藉之以畅其邪说。唯唐、虞以後，载在《尚书》者乃可依据；而《伪孔氏古文经传》复出，刘焯、孔颖达等羽翼之，猜度附会，而帝王之事遂茫然不可问矣。唐、宋以来，诸儒林立，其高明者攘斥佛、老以伸正学，其沉潜者居敬主静以自治其身心，休矣盛哉！然於帝王之事皆若不甚经意，附和实多，纠驳绝少。而为史学者，则咸踵讹袭谬，茫无别择，不问周、秦、汉、晋，概加采录，以多为胜。於是荒唐悠谬之词，相沿日久，积重难返，遂为定论，良可叹也！且夫孔子，布衣士耳，未尝一日见诸事业，而杨、墨、佛、老之徒各持其说以鸣於世，何所见孔子之道之独是？正以孔子之道非孔子之道，乃尧、舜之道，人非尧、舜则不能安居粒食以生，不能相维系无争夺以保其生，不能服习於礼乐教化以自别於禽兽之生。然则尧、舜其犹天乎！其犹人之祖乎！人不可悖尧、舜，故不可悖孔子也；人不可不宗孔子，即不可不宗尧、舜也。余故作《考信录》自唐、虞始，《尚书》以经之，传记以纬之，其传而失实者则据经传正之。至於唐、虞以前纷纭之说，但别为书辨之，而不敢以参於《正录》，既以明道统之原，兼以附阙疑之义，庶於孔子之意无悖焉尔。
○《夏考信录》二卷
《夏考信录》者何？继治也。尧崩，天下归于舜。舜崩，天下归于禹。唐、虞之政千古未有能及之者，况“宅百揆”而“熙帝载”皆禹所同更定，而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然则夏於唐、虞之政，其必因之而不改者，理势之自然也。但太康以後不能无废坠耳。故考夏政者不必别求夏政，唐、虞之政即夏政也，禹之继治然也。太康以後何为以中衰别之也？羿、浞迭兴，权力雄於天下，诸侯从之者多，仲康微弱，後相失国，夏政不行於天下也。皋陶何以附於禹之後也？其功德大也。孟子曰：“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皆以禹、皋陶并举，故特表之也。
○《商考信录》二卷
《商考信录》者何？革乱也。夏自太康失道，已非禹之旧矣，况至於桀，善政尚有复存者乎！且汤之事与禹不同：汤承先世之业，崛起一方，自相土、上甲微以来，必有良法善政，宜於民而不当变者，此固不得改之而复遵夏政也。盖汤之心无以异於尧、舜、禹之心，然汤之事不能不异於尧、舜、禹之事，汤所处之势然也。何以不言《殷考信录》也？殷其所居地名，非国号也。商何为始於契也？莫为之前，则崛起者难为功，契敷教以启商，故叙汤之政必追述之也。伊尹何以附於汤之後也？伊尹相汤以王天下，历相数世，卒定商业，故特表之，犹皋陶之附於禹也。
○《丰镐考信录》八卷
夏、商皆以代称，周何为独系以丰、镐也？周至幽王之世而止也。周何为止於幽王也？东迁以後，载籍较多，称引亦繁，辨之不胜其辨，且非圣王贤相得失所关，故从简也。何为於成王独系之以周公之相也？曰，周公者，上继文、武，下开孔子者也，故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又曰：“悦周公、仲尼之道。”韩子曰：“文、武、周公传之孔子。”此非特表之不可也。而周公之事即成王之政，又非可分系者，故系之以“周公相成王”也。周何为始於稷也？稷播种以开周，故叙文、武之政必追述之，犹商之始於契也。周之贤臣哲辅何以统附之於後也？曰，周之人才盛矣！太公、召公创业守成之功固已，他如泰伯之让，伯夷之清，召穆公之四方，卫武公之称睿圣，亦卓卓者，皆不可以从略，故别为一卷，统附於後也。
○《洙泗考信录》四卷
《唐虞》、《三代》诸录之後，何为继之以《洙泗》也？曰，二帝、三王、孔子之事，一也；但圣人所处之时势不同，则圣人所以治天下亦异。是故二帝以德治天下，三王以礼治天下，孔子以学治天下。尧、舜以圣人履帝位，故得布其德於当世，命官熙绩，以安百姓而奠万邦，天下莫不遂其生而正其命。故曰二帝以德治天下也。禹、汤、文、武虽亦皆有圣德，然有天下至数百年，其後王不必皆有德；其所恃以维持天下者，有三王所制之礼在。故启贤，能承继禹之道，则天下之朝觐讼狱者归之；太甲颠覆汤之典刑，则伊尹放之於桐。《传》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故三王之家天下也，非以天下私其子孙也；其子孙能守先王之礼，则德衰而天下有所赖以不乱。故曰三王以礼治天下也。夏之礼将敝也，汤起而维之。商之礼将敝也，文王起而维之。至周之衰，礼亦敝矣，非圣人为天子不能维也。而孔子以布衣当其会，以德则无所施，以礼则无所著，不得已而订正《六经》，教授诸弟子以传於後。是以孔子既没，杨、墨并起，非尧、舜，薄汤、武，天下尽迷於邪说，及至於秦，焚《诗》、《书》，坑儒士，尽灭先王之法，然而齐、鲁之间独重学，尚能述二帝、三王之事。汉兴，访求遗经，表章圣学，天下咸知诵法孔子，以故帝、王之道得以不坠，至於今二千馀年，而贤人君子不绝迹於世，人心风俗尚不至於大坏。假使无孔子以承帝、王之後，则当杨、墨肆行之後，秦火之馀，帝、王之道能有复存者乎！故曰孔子以学治天下也。是以《孟子几希》诸章述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事而继之以孔子；《好辩章》叙禹、周公救世之功而亦继之以孔子。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二帝、三王之与孔子，无二道也。是以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後世学者不知圣人之道体用同原，穷达一致，由是经史始分。其叙唐、虞、三代事者，务广为纪载，博采旁搜，而不折衷於圣人之经。其穷经者，则竭才於章句之末务，殚精於心性之空谈，而不复考古帝、王之行事。其尤刺谬者，叙道统以孔子为始，若孔子自为一道者。岂知孔子固别无道，孔子之道即二帝、三王之道也。故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又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夫子焉不学！”假使孔子别有一道，则亦何异於杨、墨、佛氏，而独当尊信之乎！故今采摭经传孔子之事，考而辨之，以继二帝、三王之後云。
○《丰镐别录》三卷
周一代之政事经制，有相为首尾，不可以年世分系之者。有经传本无正文，後人猜度而为之说，以致失其实者。亦有前人所未及详，而今补释之者。皆未便以参於《正录》，故为《别录》以考辨之。
○《洙泗馀录》三卷
唐、虞、三代皆以圣人为天子，故能布其德泽於四方万国，而後王有所遵守以安其民。孔子则不然。位不过大夫，然亦仅数年耳，权不过听一国之政，然亦仅数月耳，其德泽初未布於天下。虽圣与尧、舜齐，後世何由知之而遵守之？然乃能继尧、舜、禹、汤、文、武之统而垂教万世者，皆门弟子与子思相与羽翼而流传之也。是以战国之时，人皆骛於功利，纵横之徒方盛，杨、墨之说肆行，而孔子之道卒以不坠。及秦焚《诗》、《书》，而齐、鲁之间犹皆诵法《六经》、《论语》。至汉，访求遗经，其道遂大布於天下。藉非有羽翼而流传之者，则当横议之时，焚书之後，孔子之所传述能有复存者乎！非惟孔子也，即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业亦且泯然俱尽。然则诸弟子与子思之为功於後世也大矣！又按：《论语》前十五篇，言简义宏，深得圣人之旨。大小两戴所记，则多肤浅，不类圣人之言。他书所述，尤多舛谬。意此十五篇者，虽後人所汇辑，然皆及门诸贤取圣言而书之於策以传於後者，故能久而不失其意。向无《论语》一书，後世学者但据《两记》百家之言，何由得识圣人之真！至於《春秋》一书，尤圣人之大经大法。《左传》虽不尽合经意，而纪事详备，学者赖之，得以考其事之首尾而究《春秋》之义。此其功皆不可没也。顾战国、秦、汉之间，称其事者往往失实，而後世说经者亦不能无揣度附会之失。故余於《洙泗考信录》成之後，类辑颜、闵以降诸贤之事，别为《馀录》以订正之。但自周、秦以上，典册罕存，今惟取见於经传者少加编次，而於其失实者考而辨之。一以表卫道之功，一以正流传之误。或亦稽古者所不容缺者乎！
○《孟子事实录》二卷
孟子何以别为录也？传道之功大也。孔子之时，王道犹存，异说未起，故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战国时则不然，处士横议，杨、墨之言盈天下；即儒者所著述，亦多传而失真。赖孟子缕陈而详辨之，井田封建之制，仁义性善之旨，帝王圣贤之事，然後大明而得传於後世。向无孟子，不但异端之说之惑世也，即《周官》、《戴记》、《国语》、《逸周书》等书所述，亦无从辨其是非真伪而识圣道之真。故唐韩子称：“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某。”又云：“学圣人当自孟子始。”然则孟子之於孔子，犹周公之於文、武，文、武非周公则制作不详，孔子非孟子则传流多失。甚矣，孟子之有功於道者大也！孔子门人之事，虽旁见於他书，而首尾多难考。惟《孟子》七篇中，梁，游齐，居滕，至鲁，皆备载之，不难考其先後，故别为录以明之也。又此七篇，皆弟子所纂述以传於後世者，其功亦不可没，故并附於孟子之後。
○《考古续说》三卷
《考信录》成，其义有未尽者，有事在周室东迁以後者，亦有泛论古书，不可分系於一代者故为《续说》以补录之。
○《附录》二卷
《考信录》之後，何以复有《附录》也？此录之作，非余一人之力所能，必有为之前者而後有所受；有为之後者而後有所授。故历历溯其所由来以附於後也。
右《後录》十二卷
△答过细之讥
谚云：“打破沙锅纹到底。”盖沙锅体脆，敲破之，则其裂纹直达於底；“纹”与“问”同音，故假借以讥人之过细而问多也。然余所见所闻，大抵皆由含糊轻信而不深问以致偾事，未见有细为推求而偾事者，。唐何文哲、赵赞邻居，并为侍御史。赵需应举至京，投刺於赞，误造何第。何，武臣，以需进士称犹子谒之，喜召入宅。不数日，值元日，骨肉皆在坐，文哲因谓需曰，“侄名宜改，（何需）似涉戏也。需乃自言姓赵。文哲大愧，乃遣之去。当时传以为笑（《唐国史补》作何儒亮误谒赵需，今从《唐语林》）。然此犹小事，无足为大得失也。乾隆己酉，漳决北杜村、小王庄，会而东下，直趋大名府城，环城大水。未数日，上决於三台，水南注於洹，杜村等口流绝，大名水始渐退。大名道问水所自来，县丞某遂以三台对。大名道亦不复详察，遽移文河南（三台乃河南临漳县境）。以妨运道为词，俾塞三台之口。幸而水势难挽，塞之无功，若三台果塞，而杜村等两口如故，大名之城其能不为沼乎！然终以此故，明年大名、元城两县田禾悉没。若此者，岂非其问之不周，察之不审，以致是与！然而世皆以含糊为大方，以过详为琐碎，虽偾事而不悔，其亦异矣！余自中年以前，所见长於余者言多分明，於事亦罕卤莽。中年以後，所见少於余者则多贵卤莽而厌分明：其发言也，务不使之分晓，若惟恐人之解之者；其听言也，亦不肯问之使分晓，而但以意度之。以此为彼者常十之六七，然皆自以为已知也。至於听讼，尤为要事，然人皆漫视之；以曲为直，以直为曲者，比比皆然。余为吏，每听讼，未有言余误断者，然有谓余过细者。况於《考信》一录，取古人之事历历推求其是非真伪，以过细讥余者当更不知几许。嗟夫，嗟夫，此固难为世人道也！
△本书体例
△降一字，补
曰：传记所载，何为多降一字书之？何为或冠之以“补”也？曰：降而书者，不敢以齐於经，且惧其有万一之失实也。然或提纲挈领，为事所不可缺，而经无文，不得不以传记补之，亦有其文本出於经而今旁见於传记者，故以“补”别之也。曰：《洙泗录》及《馀录》何以不降一字而书也？曰：圣贤之事，记於经者少而见於传记者多，不可概用降书。且传记之作，率在百年以内，世近则其言多可信，非若帝、王之事久远而传闻者易失实也，故不复分之也。
△备览，存疑
曰：何以有“备览”“存疑”也？曰：其书所载之事可疑者多，而此事尚无可疑，不敢遂谓其非实也，则列之於“备览”。其书所载之事可信者多，而此事殊难取信，不敢概谓其皆实也，则列之於“存疑”。皆慎重之意也。曰：《国语》、《史记》诸书概列之於“备览”，何以有时但降一字书之，不复别於传也？曰：其文虽见於此书，而其事实本於经传，信而有征，不得因其书而疑之，故跻之於传也。
△附录，附论
曰：何以有“附录”、“附论”也？曰：《唐虞录序例》中言之矣。其时不可详考，而其事不容遗漏，则从其类而附载之，不敢淆其次也。其文虽非纪事而与事互相发明，则因其事而附见之，不敢概从略也。
△备考，存参
曰：何以有“备考”、“存参”也？曰：《唐虞录序例》中亦言之矣。事虽後日之事而有关於当时之得失，言或後世之言而足以证异说之纷纭，虽不能无醇疵之异，要皆当备之以俟考，存之以相参也。
△答词费之问
曰：子之说诚善矣，然其文繁而不杀，毋乃费於词乎！余曰：诚然，然余之所不得已也！《尧典》、《禹贡》之文简矣，而《商》、《周书》则繁。《论语》之文简矣，而《孟子》书则繁。《左传》之纪事简矣，而《史纪》则繁。古之人岂好为其繁哉！夫亦世变所趋，不得已而然耳。昔人云：“夏以寅为正，商以丑为正，周以子为正。”正者，正月也，一月也。子为正月，则丑寅为二三月可知。丑为正月，则寅卯为二三月可知。而宋儒之说，皆谓商、周虽以子丑为正，而仍以寅为正月，卯辰为二三月。於是说者纷纷，而後儒辨之者亦纷纷，其书至於不可车载而斗量。设当日云“以子为正月，丑为正月，寅为正月”，止须加三“月”字，而後人自不能为此说，亦无庸琐琐而辨之，车载斗量之言皆可省矣。由是言之，商、周之书非故欲繁於虞、夏也，《孟子》、《史记》之文非故欲繁於《论语》、《左传》也，世变所至，异说争鸣，歧之中又有歧焉，少省其词则因端附会者遂开後世无穷之疑，故不得已而宁为其繁耳。余之词费，固因於才短，亦虑省之而献疑者且百出而靡所底也。後有君子，当有以谅其苦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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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上古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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