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言之不文，其行不远。”陈思王曰：“富贵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唯文章为不朽。”文章之于人，岂细故哉？夫子又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今之为文者，其质离矣。夫去质而徒事于文，其即太史公所谓务华绝根者耶。善乎皇甫百泉之言曰：“寄兴非远而鞶帨其辞，持论不洪而枝叶其说，以此言诗与文，失之千里矣。”其今世学文者之针砭耶。余偶有所见，随笔记之，知不足以尽文之变也，得一卷。
古今之论文者，有魏文帝《典论》、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任昉《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柳子厚《与崔立之论文书》。近代则有徐昌谷《谈艺录》诸篇。作文之法，盖无不备矣。苟有志于文章者，能于此求之，欲使体备质文，辞兼丽则，则去古人不远矣。
春秋以后，文章之妙，至庄周、屈原，可谓无以加矣，盖庄之汪洋自恣，屈之缠绵凄婉。庄是《道德》之别传，屈乃《风雅》之流亚，然各极其至。若屈原之《骚》，同时如宋玉景差，汉之贾谊、司马相如，犹能仿佛其一二。庄之《南华经》，后人遂不能道其一字矣。至如庄子所谓嗜欲深者天机浅，屈子所谓一气孔神于中夜存，又能窥测理性，盖庶几闻道者？盖古人自有卓然之见，开口便是立言，不若后人但做文字。
世变江河，盖不但文章以时而降，至於于人品语言，以今较古，奚啻天壤。且如《李斯传》中载赵高与李斯辩难诸语，即典籍中亦岂多见？夫以始皇之雄杰盖世，李斯佐之以削平六国。去封建而郡县天下，欲愚黔首以绝天下之口，故焚弃典籍，一切以吏为师，巡游观采，几遍天下，一时莫敢与之异议。虽皆霸者之事，本无足采，然不可不谓之奇矣。赵高以一宦竖，而言辞辩难与斯角胜，斯亦似为之少屈。今载在《李斯传》中，不知与《史记》增多少光采。后世非但史才不及古人，即欲以此等语言载之史传中，亦何可复得耶！
李斯从始皇巡游，其诸山刻石，殊简质典雅。如三句一韵，皆自立体裁，不事蹈袭。盖自《雅颂》之后，便有周宣王《石鼓文》。《石鼓》之后，便有李斯《诸山刻石》。
《庄子》云：“文灭质，博溺心。”此谈文之最也。唯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斯可以言作家矣。然世岂有是人哉？
古人文字自好，非后人所及。如《吴越春秋》，伍员谏伐齐云：譬犹盘石之田，无立其苗，甚为古雅，胜《左传》语。
信乎文章因世代高下，如徐淑一妇人耳。其答夫秦嘉书曰：虽失高素皓然之业，亦是仲尼执鞭之操也。其辞有讽有刺，微婉而深切。又云：今适乐士，优游京邑。观王都之壮丽，察天下之珍妙，得无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又报嘉书云：“素琴之作，当须君归。明镜之鉴，当待君还。未奉光仪，则宝钗不列也。未侍帷帐，则芳香不发也。”可谓怨而不伤。知汉世有此等妇人，使今世文士，亦何能及此耶。
杨升庵云：汉人文章，远非后代可及。如小说类《华峤明妃传》云：“丰容静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耸动左右。”伶玄《飞燕外传》云：“以辅属体，无所不靡。”郭子横《丽娟传》云：“玉肤柔软，吹气胜兰。不欲衣缨拂之，恐体痕也。”此等皆唐人所不能道，无论后代。
古人文章皆有意见，不如后人专事蹈袭模仿。余于古人文章中，如沐并终制。袁粲《妙德先生传》，徐勉《与子书》，王僧《虔戒子书》，苏沧浪《与京师亲旧书》诸篇，集文者既不当入选，然有意见非漫然而作者，余皆编入《语林注》中，读者当细求之。裴子野《雕虫论》，力言晋宋以降作文之弊，其略曰：悱恻芳芬，靡曼容与。蔡应等之俳优，杨雄悔为童子。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乖，其志弱。荀卿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采，斯岂近之乎？
挚虞《文章流别论》曰：“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遣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靡丽过美，则与情相悖。”可谓切中今时作文之弊矣。
李华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文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皋陶之歌，史克之颂，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词，诈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得焉。偃商没而伋轲作，盖六经之遗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远。六经之道遁矣，沦及后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则文义浸以微矣。杨升庵谓华之论文，简而尽。韩退之与人论文诸书，远不及也。
萧颍士曰：六经之后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经。贾谊文辞最正，近于治体。枚乘、相如亦环丽才士，然而不近《风雅》。杨雄用意颇深，班彪识理，张衡宏旷，曹植丰赡，王粲超逸，嵇康标举，左思诗赋有《雅颂》遗风，干宝着论近王化根源。此后然无闻焉。近日惟陈子昂文体最正。
杨升庵曰：汉兴文章有数等。蒯通随何陆贾郦生游说之文宗《战国策》，贾山贾谊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韩。司马相如东方朔谲谏之文宗《楚词》。董仲舒匡衡刘向杨雄说理之文宗《经》、《传》。李寻京房术数之文宗谶纬。司马迁纪事之文宗《春秋》。呜呼盛矣！
杨升庵曰：孔子云“辞达而已矣”。恐人之溺于修词而忘躬行也。今世浅陋者，往往借此以为说。如《易》《传》《春秋》，孔子之特笔。其言玩之若近，寻之益远。陈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岂止达而已哉？譬之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言岂不美耶？其言美言不信者，正恐人专美言而不信也。佛氏自言不立文字，以绮语为罪障，如《心经》《六如偈》之类，后世谈空寂者，无复有能过之矣。予尝谓汉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唐宋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宋人语录去荀孟何如，犹悟真篇比于参同契，《传灯录》比于般若轻也。
杨升庵云：苏东坡不喜韩退之画记，谓之甲乙帐簿。此老千古卓识，不随人观场者也。
自汉以后，诸人不复立言著书。但为文章，然必如枚叔七发、相如封禅文、东方朔答客难、杨雄解嘲剧秦美新、班固典引答宾戏、曹子建七启诸篇，闳深伟丽，方可谓之文章。至于后世碑传序记，乃史家之流别耳。
唐人如李百药封建论，崔融武后哀册文，柳子厚贞符，韩昌黎进学解，犹是文章之遗。此后不复见矣。
唐人之文实，宋人之文虚；唐人之文厚，宋人之文薄。
唐人如任华之诗，樊宗师杨夔刘蜕之文，纵做得甚妙，亦只是野狐坏道。
苏东坡才气浩瀚，固百代文人之雄。然黄山谷之文，蕴藉有趣味，时出魏晋人语，便可与坡老并驾。而其所论读书作文，又诸公所未到。余时出其妙语以示知者。
山谷之文，时有高胜语。如韩干御马图跋尾云：“盖虽天厩四十万疋，亦难得全材。今天下以孤蹄弃骥，可胜叹哉。”只二十五字耳，然中有许多感慨，而劲洁可爱。
山谷文，如赵安国字序、杨概字序二篇，似知道者，岂寻常求工于文词者，可得窥其藩篱哉？其他如训郭氏三子名字序，又王定国文集序与小山集序、宋完字序、忠州复古记，皆奇作也。
山谷之文，只是蕴藉有理趣，但小文章甚佳。若较之苏长公、司马文正公行状及司马公神道碑富郑公神道碑醉白堂记诸作，规模宏大，法度严整，山谷遂瞠乎其后矣。
欧阳公燕喜亭记，中间何等感慨，何等转换，何等顿挫，当迥在宋时诸公之上，便可与韩昌黎并驾。欧阳公晚年，窜定平生所为文，用思甚苦。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当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畏后生笑。”此亦名言。
曾南丰文，严正质直，刊去枝叶，独存简古。故宋人之文，当称欧苏，又曰欧曾。
东坡云：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其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於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捉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山谷云：章子厚尝为余言，《楚词》盖有所祖述，余初不谓然，子厚遂言曰，《九歌》盖取诸《国风》，《九章》盖取诸《二雅》，《离骚》经盖取《诸颂》。余闻斯言也，归考之信然。顾尝叹息斯人妙解文章之味，其於翰墨之林，千载一人也。但颛以世故废学耳，惜哉。
山谷云：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尝见衡山，亦言近来陆贞山最会做文字，但开口便要骂人，亦是一病。
山谷云：作文自造语最难。老杜作诗，韩退之作文章，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文章最为儒者末事，然索学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于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如垂天之云；作之使雄，壮如沧江八月之涛，崛如海运吞舟之鱼，又不可守绳墨令俭陋也。
黄山谷云：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
苏子瞻云：李太白、韩退之、白乐天诗文，皆为庸俗所乱，可为太息。
南宋之诗，犹有可取。文至南宋，则尖新浅露，无一足观者矣。
今人作文，动辄便言《史》、《汉》。夫《史》、《汉》何可以易言哉？昔人谓韩昌黎力变唐之文，而其文犹夫唐也。欧阳公力变宋之文，而其文犹夫宋也。岂至我明而便能直追《史》、《汉》耶？盖我朝相沿宋元之习，国初之文，不无失于卑浅。故康李二公出，极力欲振起之。二公天才既高，加发以西北雄俊之气，当时文体为之一变。然不过为我朝文人之雄耳。且无论韩昌黎，只如欧阳公《丰乐亭记》中间，何等感慨，何等转换，何等含蓄，何等顿挫。今二公集中，要如此一篇尚不可得，何论《史》、《汉》哉？
朱凌溪尝言，康对山谓范增论后数句，忙杀东坡，盖以峻快斩截为着忙也。此亦有见，但不免溺于一偏。缘康之文，全学《史记》之纡徐委曲，重复典厚，而不知峻快斩绝。亦《史记》之所不废，如《韩信传》，任天下武勇以下，载我以其车一节，可见东坡于此等得之。康见之熟，遂以为忙。不知《史记》为文，如右军作字，欧师其劲，颜师其肥，虞师其匀圆，各成一体，皆可取法。不可以已好典重纡徐，而遂轻峻快斩绝也。凌溪此言，可谓善求古人之文矣。
南人喜读书，西北诸公则但凭其迅往之气，便足雄盖一时。惟崔后渠一生劬书，最号该博，然为文宗元次山，不免有晦涩之病。
吕沃洲有意事功，且有文章。自言初进道时，即讨巡边差，盖欲观西北形势，又欲访关中诸公也。既遍历口外，后到武功，首访康对山。一日近暮，命有司治盘榼，携往对山家，与之夜坐，因与谈文。对山极称钱鹤滩陆贾新语序，绝叹服以为不能加。
徐昌谷之文，不本于六朝，似仿佛建安七子之作。出典雅于藻茜之中，若美女涤去铅华而丰腴艳冶，天然一国色也。苟以西北诸公比之，彼真一伧父耳。
今言中载世宗皇帝加太祖成祖徽号册文，浅陋之极，似村学堂中小学生初学作表者之语。一时当制，不知何人。其陋如此，尝观潘勖作曹公九锡文，几乎与训诰同风矣。唐时各朝徽号册文亦皆古雅，若常杨当制，尤为典重。所谓以文章华国，莫大于此。既处清华之地，独不思少效古人分毫，以无负朝廷委任之重耶。
诰敕起于六朝，然其来甚远。肇自舜命九官与命羲仲和仲之词，后君奭君牙蔡仲之命，皆其遗制也。此是皇帝语，即所谓口代天言者。古人谓之训词，唐时独称常杨元白。今观其诰敕中，皆有训饬戒励之言，犹有训诰之风。至宋陶谷已有依样画葫芦之讥矣。后王介甫、苏子瞻最为得体。余观今世之诰敕，其即所谓一个八寸三帽子，张公带了李公带者耶。
六朝之文，以圆转流便为美，苟过於晦涩，失其本色矣。
弘治正德以前之文，杨东里规模永叔，李西涯酷类子瞻，各自成家，皆可领袖一时，要之均为不可废者。
李空同集中，如家谱大传尚黄书传康长公墓碑河上草堂记徐迪功集序诸篇，极为雄健。一代之文，罕见其比。
康对山之文，天下慕向之，如凤毛麟角。后刻集一出，殊不惬人意。前见槐野先生尝语及之，槐野云：对山之文甚有奇者，编次之人将好者尽皆删去，不知何故。即余所见而集中不载者，亦无下数十篇。余归华州，当为寻访续刻以传。后槐野归不久，即有地震之祸。对山之奇文遂湮没不传，可叹可叹！
槐野先生之文与诗，皆宗尚空同，其才亦足相敌。但持论太高而气亦过劲，人或以此议之。若《孙忠列传》与《白洛原墓碑》诸篇，便可度越康李，与古人争骛矣。
近时如偃师高苏门关中乔三石，其文皆宗康李，然能更造平典。虽曰大辂始于椎轮，层冰由于积水，亦由其禀气和粹，正得其平耳。
沈石田不但画掩其诗，其文亦有绝佳者。余尝见其有化须疏一篇，用事妥切，铸词深古，且字字皆有来处，即古人集中亦不可多得。何况近代？今世后进，好轻诋前辈，动辄即谈《史》《汉》，然岂能有此一字耶？今录于左方。
《化须疏》有序。
兹因赵鸣玉髡然无须，姚存道为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於其于思之间分取十鬣，补诸不足。请沈启南作疏以劝之。疏曰：
伏以天阉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须需同音，今其可索。有无以义，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乃因人而举。康乐著舍施之迹，崔谌传插种之方，惟小子十茎之敢分。岂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于以补也。宗道广及物之仁，乞诸邻而与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离离缘坡而饰我，当榾榾击地以拜君。把镜生欢，顿觉风标之异。临流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轻拂于染羹，岂敢易捻于觅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
东桥甚重祝支山文。其所作《观云赋》，盖手书以赠东桥者。东桥每遇文士在座，即出之展玩，甚相夸诩。然文实不佳，余最不喜之。盖祝支山之文，其天才非不过人，但既鲜识见，又无古法，终未尽善。其为黄美之作《烟花洞天赋》，倾动一时。大率皆此类也。今刻集已行于世，然文价顿减，终实不可掩也。
东桥又称唐六如《广志赋》，即口诵其赋序数十许语，言赋甚长，不能举其辞。序托意既高，而遣词亦甚古，当是一佳作。今吴中刻《六如小集》，其诗文清丽，独此赋下注一阙字，想其文遂不传矣。
衡山之文，法度森严，言词典则，乃近代名作也。观诸公之以文名家者，其制作非不华美，譬之以文木为椟，雕刻精工，施以采翠，非不可爱，然中实无珠，世但喜其椟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