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量田必须先正经界，《孟子》之论井田亦曰正经界。先须令各区粮长踏勘，报出某区某图有田几丘。盖东西两乡之田皆有界水，以界水所限为一丘，每丘编作一号，逐丘画作图本。其尖斜凸出凹进之处，照地形画出攒册。一样二本送道，然后差官丈量。留一本在道，发一本与丈量官，但总量一丘大数，不必逐片细量。夫总量一丘，则官既省力，亦易明白。况一丘之田，业户非止一人，虽最狡猾之徒，亦谁肯预先出银与众人买嘱耶？则亦可免作弊矣。然后将逐丘步口细数，一一填注送官，官府令善筭者筭其图。天字号一丘，田几百几十亩。地字号，田几百几十亩。逐丘既有总数，然后撮各丘之数为一图总。有图总，则撮各图之数为一区总。有区总，则撮各区之数为一县总。如是，我已执左契，而一县之田尽在我指掌间矣。然后责令各图里长聚集业户，眼同丈量。一人不到，即不作准。若里长有业户不到而朦胧量报者，许人告首，处以重罪，亦要取业户连名执结。夫既有一丘总在官后，须要合着总数。况业户公同在此，若让别人一步，则自家吃亏一步矣。岂有毫发之弊容于其间哉？余以为力省而功倍，不数月而定矣。
西乡之田，地低而水广，易于车戽。一丘之田有多至数百亩者，故虽包岸一步，而腹内之田尚多，亦不甚吃亏。若东乡之岸甚高，去水几一丈，田塍稍阔，则车水不行，故相隔七八丈，即有一沟间之。若每边包岸一步，则去一丈二尺，所存唯十之六七矣。得业之田能几何哉？其势断不可行。西乡之田甚得水利，每鱼断一节，常年包银有多至五六十两者。其寻常河港与人牵网，亦取利一二十两，今略不问及。而东乡之田岸下，略有茭芦即飞弓一步。夫些少茭芦，但可以供数日烧柴而已。有何利息而便作实田起粮，如此冤苦，当何所控诉耶？况业户用钱者，则有茭芦者筭作无茭芦，便不飞弓。不用钱者，虽无茭芦筭作有茭芦，便要飞弓。小民无知，何从辨别？是自立名色自开孔隙，以与公正良民作骗局矣。东乡又立积水河与鱼池二样名色。积水河则四亩作一亩，鱼池则二亩筭一亩。夫积水河本为旱岁救田，高乡若一月无雨，苗必槁死，则国课从何而出？故积水救之，无非为朝廷计也。又不出米，又不出柴，如何筭作实田？今四亩亦包一亩之税矣。鱼池则积水河之稍大者，以其稍宽可以养鱼，遂用工本银买鱼苗蓄之。若数年多雨，鱼或生息，亦有微利。或一年无水，则数亩之池车戽立尽，而鱼即槁死。且五六月中无处可卖，皆臭腐弃去，虽本钱亦无觅处。与西乡鱼断，不下种子而坐收数十金之利者，盖天壤不同矣。今二亩作一亩实田征粮，则人心其何能堪。况今试以积水河为鱼池，鱼池为积水河，即使公廉清正之官亲至其地踏勘，亦何从辨之？今但凭公正与良民开报，使良民公正皆伯夷史鱼则可。今叔季之世，人心滋伪，而望一区之中即有一伯夷一史鱼，则何伯夷史鱼之多耶。况成此大事，不戮一人，吾恐终不能无遗憾也。
夫均粮，本因其不均而欲均之也。然各处皆已均过，而松江独未者，盖各处之田虽有肥瘠不同，然未有如松江之高下悬绝者。夫东西两乡，不但土有肥瘠，西乡田低水平易于车戽，夫妻二人可种二十五亩，稍勤者可至三十亩；且土肥获多，每亩收三石者不论，只说收二石五斗，每岁可得米七八十石矣。故取租有一石六七斗者。东乡田高岸陡，车皆直竖，无异於汲水。稍不到，苗尽槁死。每遇旱岁，车声彻夜不休。夫妻二人极力耕种，止可五亩。若年岁丰熟，每亩收一石五斗。故取租多者八斗，少者只黄豆四五斗耳。农夫终岁勤勤，还租之后，不彀二三月饭米，即望来岁麦熟，以为种田资本。至夏中只吃粗麦粥，日夜车水，足底皆穿，其与西乡吃鱼干白米饭种田者，天渊不同矣。文襄巡历既久，目见其如此，故定为三乡粮额加耗之数，以为一定而不可易。不然，则文襄于东乡之民非有亲故，何独私厚之耶？夫既以均粮为名，盖欲其均也。然未均之前，其为不均也小。既均之后，其为不均也大。是欲去小不均，遂成大不均矣。为民父母者，可不深惟而痛省哉！
苏州太守王肃斋（仪）牵粮颇称为公。然昆山县高乡之田粮额加重，田皆抛荒。而角直一带熟区与包粮，华亭县清浦荒田亦是熟区包粮。今下乡之粮加重，则田必至抛荒。若要包粮，又未免为上乡之累矣。
孟子曰：“夫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今岁均粮之时偶值水灾，故又创为低薄之说。祖宗时不闻有此，周文襄时不闻有此，何故从空生出，而不知西乡水年之低薄即旱岁之膏腴也？东乡水年之成熟，即旱岁之斥卤也。然祖宗时与文襄时不立此名色者，盖因校数岁之中，今时立此名色者，但据一时所见也。据一时之见而欲立万世之规，恐终非谋国之长筭也。况东乡田本瘠薄，故粮额原轻；西乡田本膏腴，故粮额原重。今东乡已与西乡包粮甚多，而独于膏腴之中又立低薄之说以益之，是必有力者主之也。然天灾流行，水旱大率相半。若遇旱岁，东乡之田一望皆斥卤，则又将重均一番，更立斥卤之名耶。
郑九石为同知时，某甚蒙其知爱。时某尚寓苏州，每归往见，即再三言曰：“公，高人也。久寓他郡，此有司之耻也。必强公归以为地方之重。”己巳年，余移家还松，而九石适有量田之命。余即语人曰：九石举止详雅，是一儒者，常煦煦然仁爱人，亦欲人人仁爱之；但少刚决，易为人所欺。此举不但松江百姓不蒙其惠，亦恐终为九石之累也。后始事之日，即率公正良民人等至城隍设誓。余闻而笑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况要盟者无信乎此？朝廷大事，苟一心持正而峻法以行之，谁敢不肃？乃必假之盟誓耶。夫朝廷赫然显著之法，彼不知畏，犯者接踵。若但怖之以冥漠无据之神，彼亦何惧哉？卒之法不画一，弊孔百端。公正良民肥家润屋，而粮额加重，小民家家受祸，谤议喧腾。今上司与府县先生非不知之，但皆重更革乐因循耳。然百姓疲困日甚，极而必反。上天眷佑，有一任事者出，岂无厘正之日耶？
人言始创低薄之说，盖因当事之人要做人情奉承权势，寻思无计，因与吏胥商确，一杨姓者偶进此说，遂奋然行之。然此系是朝廷大计，送者固不通，而受者亦岂有天道人心者哉？自此门一开，而此胥遂囊橐其中，纳贿几万。今查低薄之田，非豪家即富室，可以知矣。余谓纵使官府贪残，不过害及一人。稍滥及，亦只是一时而已。若钱粮作弊，飞洒各区，则是家至户到，无不受其荼毒。而子子孙孙赔貱日久，至於转死沟壑，皆由于此。人但言众轻易举，而不知积羽之能折轴耶。阴骘之大，莫甚于此，且此系是朝廷血脉，百姓脂膏，若蔑视国法，任其私情，转移自由，轻重在手，则是侮弄神器矣。夫侮弄神器者，其法当与无上者等，则是太祖剥皮楦草之刑，岂非专为此辈耶？若非及今改正，则民怨未息。而将来之事有不可胜言者矣。
近闻太府李葵庵先生欲革去低薄之说，将田上所免粮，补东乡鱼池积水河之额。俄有调官之报，遂不果行。此是东乡百姓无福也。
余始创为经纬二册之说，今亦采用之。但当时不曾讲求，失其初意。盖经册是户册，即太祖黄册，以户为主而田从之，户有定额，而田每年有去来。纬册乃田册也，以田为主而户从之，田有定额，而业主每岁有更革。田有定额，则粮有定数。每年只将经册内各户平米总数合着纬册内田粮总数，照会计轻重派粮，则永无飞走陷匿之弊矣。
经册图式
一户某人
人几丁，
田几顷几拾几亩。
上乡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区某图，
若干坐落某区某图。
中乡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区某图，
若干坐落某区某图。
下乡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区某图，
若干坐落某区某图。
此户册也，即太祖所定黄册，凡征粮编役用之。每年推收过割，各图逐一开注，送县会计其数。查筭明白，攒造一册，据此征收，庶无脱漏。若一户而各区纳粮，则吏书得以出入隐弊，而其弊不可胜言矣。是即旧规所谓白册，至十年后大造黄册之时，亦有依据，将第九年之册为主，再加查审，不甚费力。二册俱要各圩里长编造，盖一圩之田亦不甚多，其业户佃户里长必自知之。若佃户还此人之租，而田在别人名下，即系诡寄，极易稽查。若里长造册，通同容隐，严为禁约，处以重罪。亦可以革诡寄影射之弊矣。
纬册图式
上乡某区田总若干亩，
某人田若干，系某区某图人，
某人田若干，系某区人。
中乡某区田若干亩，
某人田若干，系某区人。
某人田若干，系某区人。
下乡某区田若干亩，
某人田若干，系某区人。
某人田若干，系某区人。
此田册也。各区各圩之田皆有定额，如有买卖易主，即照经册各人户内扣改佃户姓名，各图查筭明白，送县攒造，发与管粮官。将经册内各户上乡田粮合着纬册内上乡粮数，经册内各户中乡田粮合着纬册内中乡粮数，经册内各户下乡田粮合着纬册内下乡数，查筭明白，务要相同，则安得有弊容于间？今不放收除，必要逐区还粮，正恐吏胥作弊耳。然今之征收，甚至一户之田有数十处分纳者，其各户田少之处，亦有止纳一二钱者。烦费百出，且头项太多，官府稽查亦自不易。若二册之式一定，则奸弊可以尽革，官府何不从其省而便者哉？
大抵东乡之民勤而耐劳，西乡之民习於骄惰。东乡若经旱灾，女人日夜纺织，男子采梠而食，犹可度命。西乡之人一遇大水，束手待毙，此则骄惰害之，实自取也。然长民者无术以驱之勤，独奈何哉？
初立清浦县时，余偶至南京，即往拜东桥。东桥问曰：“贵府如何又新创一县？”余对又青龙地方近太仓州，离府城甚远，因水利不通，故荒田甚多。有人建议，以为若立一县则居民渐密，水利必通，而荒田渐可成熟矣，故有此举。东桥即应声言曰：“如此，则当先开河不当先立县。毕竟立县后，水利元不通，而荒田如故，县亦寻废。”乃知前辈论事皆有定识，不肯草率轻有举动也。
青龙自唐以来，是东南重镇也。相传有亭桥六座，亦通海舶。由白鹤江导吴淞出海，宋时设水监于此，盖以治水利兼领海舶也。宋时卖官酒，酒务亦在此处。江南所卖官酒，皆于此制造。入我朝来，水道湮塞，而此地遂为斥卤矣。祖宗时，松江旧有水利通判一员，谓之治农官。嘉靖中以为冗员，已经裁省。夫朝廷粮饷取给东南，然其生之之源，全在於农。农之耕种，全赖水利，则治农官其可以为冗员而裁革之耶？今清浦县既立不成，当奏复水利通判。于青龙镇设一衙门，令其住扎。上司不得别有差委，专官水利，则庶乎有所责成，而松江之农事可以无忧矣。
松江之田，高下悬绝。东乡最高，畏旱；西乡最低，畏水。但东乡每年开支流小河，西乡每年筑围岸，而水利之事尽矣。
吕沃洲旧为苏松巡按，后在南京与某交款，喜谈经济。自谓巡按时以为苏松急务莫重于水利，故吴松江白茅塘七汉港等处，皆亲至相度，得其源委，逐一成图本，今藏在苏州府库中。锐意欲开浚诸大河，后不曾到苏松行事，遂不得行。前年海刚峰来巡抚，遂一力开吴淞江。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能了此一大事哉？
白茅塘是李充嗣巡抚时曾一开浚，是嘉靖初年，其所费不赀，今吴淞江之费，特十之二三耳。由海公清白，不妄用又用法严也。然白茅塘不二十年即已湮塞。盖海中皆浑水，潮来时浑水涌入，潮平后停一时始落，浑泥皆淀在河底，河焉得不湮塞哉？夏忠靖治水时，均繇内原编有淘河夫银。今不知作何项支销去矣？
江南自有倭夷之变，用兵六七年，中更总督数人，所费钱粮数百万，然毫发无用。唯胡梅林稍能建功，如擒徐明山，掳麻叶，诱致汪直，皆其谋也。其破冒钱粮虽多，然其功亦何可终掩哉？一时如曹东村任复庵，忠勇绝人，然卒无所成，正以其量小惜费，不能用人耳。今不能成功之辈，一切置之不问，而独将任事之人置之于死，籍没其家，则此后谁复与朝廷任事哉？失政刑矣。
沿海防守之处，起自吴淞。所历川沙南汇青村柘林而西抵金山卫营堡，凡五处，中间所设之兵，虽多寡不同，大率每处五百名。五处总二千五百名，亦有稍多之处，大约不出三千名。每名月给银八钱，则一年总计兵饷银三万两矣。但所募之人皆非土著，恐一朝有事，人皆瓦解？此其所可虑者一也。每领兵饷，则吏胥队长蚕食其中，而兵无实惠，此其所可虑者二也。兵人坐食兵银，渐成骄惰，散操之余，游手生事，因而乱法，此其所可虑者三也。常年春汛之后，五百之兵革去其半，待来春重募，亦为重惜兵饷也。然每年新兵，教习武艺，亦自不易，况革去之人，素习骄悍，不能保其无他，此其所可虑者四也。今海上无警，宿兵无用之地，而每年秋粮中加派银数万，使百姓坐而待困，此其所可虑者五也。故为今之计，莫善於屯田。某尝计之，每兵一名，给田二十亩，若此处有兵五千，当买田一万亩。大率每年兵银五千，则田价将彀一半。如少，则以各项下脏罚银买添，或更少，则以入官田足之。权其重轻，则所费者少，所省者多，一劳而永逸矣。其所募之兵，皆要本地人，凭里长开报。必须海防府官与把总指挥公同拣阅，令其夏秋务农，冬春讲武，是即古人寓兵于农之意。如是则兵皆土著且终岁力作，无暇游手，则不至骄悍。各兵既已受田，每年至秋亦不必裁省，而百姓每岁亦省加派银数万，是一举而五虑可以尽去，则何故不遂行之？昔袁泽门在任时，余偶论及之。泽门曰：“我近日条陈八事申呈上司，已准行五件，屯田是头一件。独不肯行，不知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