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者常也，言常道也。故六经之行于世，犹日月之经天也。世不可一日无常道，犹天地不可一日无日月。一日无日月，则天地或几乎晦矣。一日无常道，则人世或几乎息矣。故仲尼之所以为万代师者，功在于删述六经也。先儒言经术所以经世务，则今之学士大夫有斯世之责者，安可不留意于经术乎？世又有喜谈性命说玄虚者，亦经学之流也。故以次附焉，自一以至四凡四卷。
孔子赞《周易》，修《诗》《书》，定礼，正乐，作《春秋》。故其言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又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其门弟子之所记，则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史记》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夫六艺者六经也。”后世以乐经合于礼，遂称五经。汉五经皆置博士列于学官，而历代皆以之取士。苟舍五经而言治，则治非其治矣。舍五经而言学，则学非其学矣。今五经具在，而世之学者但欲假此以为富贵之阶梯耳。求其必欲明经以为世用者，能几人哉？
唐时则以《易》、《诗》、《书》及三礼《春秋》三传为《九经》，又益以《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四家，总为《十三经》。而孔颖达邢昺诸人为之作正义，谓之《十三经注疏》，今有刻行本。
《孝经》相传谓是孔子作。故孔子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今观《孝经》庶人章，以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为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为孝之终。则是人子必须自竭其力以养，然后为孝。苟但假于人力，则虽三釜五鼎不可谓养。苟不能行道，虽位至卿相不足为显。使非圣经，其言安能及此？校之后世以窃禄为能养，以叨名爵者为能显其亲，相去何啻天壤？
《尔雅》世以为周公作，然只是小学之书。但学者若要读经，先须认字；认字不真，于经义便错，则何可不列于学官？闻吾松前辈顾文僖公，其平居韵会不去手，亦欲认字也。
汉世称五经七纬，今纬书都不存。而散见于各书者，则有《易》纬，如乾坤凿度之类是也。有《诗》纬，如含神雾之类是也。有《书》纬，如考灵曜之类是也。有《春秋》纬，如元命苞之类是也。有《礼》纬，如含文嘉之类是也。有《乐》纬，如动声仪之类是也。有《孝经》纬，如援神契之类是也。有《论语》纬，如撰考谶之类是也。有《河图》纬，如挺佐辅之类是也。有《洛书》纬，如甄曜度之类是也。此皆其篇目，其他篇目尚多，不能悉举。皆是东汉时因光武喜谶纬，故诸儒作此以干宠，而世遂传用之。其不兴于西京之世明矣。然据此，则当是十纬，或者汉儒亦以乐记并在礼记中，而河图洛书别自有纬，不在此数。则五经孝经论语正合七纬目矣。
《周易》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据《朱子》本义曰：“幽赞神明犹言赞化育。”引《龟策传》“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茎长丈，其丛生满百茎。”余甚不安其说。夫神明化育本是二义，如何将来混解？况蓍草亦众卉中之一物，若天下和平，则百物畅茂，蓍草自然茎长而丛密，与群卉等耳，何独于蓍草见得圣人幽赞处？且只是生蓍草，亦把圣人幽赞神明说得小了。不如注疏云：圣人幽赞于神明，而生用蓍求卦之法。盖神明欲告人以吉凶悔吝，然神明无口可以语人，故圣人幽赞其所不及。以阴阳刚柔配合成卦，又生大衍之数。以蓍钓之，则凡占者吉得吉，占凶得凶。占吉者以趋，凶者以避，则神明所不能告人者。圣人有以告之，而幽赞之功大矣，较之本义其说颇长。
《中孚上九爻辞》曰：“翰音登于天，贞凶。”本义云：鸡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极为登于天。鸡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居巽之极而不知变，虽得其正犹为凶道。此因《礼记》有鸡曰翰音之文，遂以翰音为鸡。然鸡何故遂欲登天，此解牵合实为无谓。不如注疏云：翰音登于天，名飞而实不从也。故朱博拜相，临延登受策，殿中有大声如钟。上以问黄门侍郎扬雄、李寻，寻对曰：此洪范所谓鼓妖。师法以为人君不聪，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所从生。扬雄亦以为鼓妖听失之象，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后博果坐奸谋自杀。岂非所谓虽得其正犹为凶道者耶？故世言朱博翰音，正谓此也。然则洪范徵应，与中孚上九之占正合，而必欲以翰音为鸡者抑又何哉？
《易》噬嗑九四，噬乾■〈月弟〉，得金矢。王弼注：“金，刚也。矢，直也。”程子传云：“金取刚，矢取直，以九四阳德也。”朱子本义乃引《周礼》古之讼者先入钧金束矢而后听之。黄东发云：“《周礼》出于王莽之世，未必尽为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后听其讼，周兴来俊臣之所不为，况成周之世哉？盖刘歆逢王莽之恶为聚敛之囮，旋激天下之乱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诬圣经乎？杨升庵云：“东发之论，亦可为朱子之忠臣也。”
《京房易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极，而明日方有两仪，后日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两仪而太极遁，明日有四象而两仪亡，后日有八卦而四象隐也。太极在天地之先而不为先，在天地之后而不为后。杨升庵以为此说精明，可补注疏之遗。四明黄润玉是国朝人，所著有《经书补注》。如云：易之道扶阳而抑阴，卦之位贵中而贱极。阳过乎极，虽刚不吉；阴得其中，虽柔不凶。又曰：易动而圆，范方而静。八卦中虚故圆，九畴中实故方。其言多有可取者。
香山黄廷美云：《经书注疏》《论语》：仁者静。孔安国曰：“无欲故静。”周子取之。《易》利贞者性情。王弼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取之。予谓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一日之动，一岁之运也。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声色臭味未感之际，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太极浑沦之体也，及感物而动，则性荡而情矣。群动既息，夜气清明，然后情复于性，与秋冬归根复命之时亦奚异哉。故君子自脩，亦不远复而已。予于注疏二言深有取焉。自永乐中纂修大全出，谈名理者惟读宋儒之书，古注疏自是废矣。
余尝谓《诗经》与诸经不同，故读诗者亦当与读诸经不同。盖诗人托物引喻，其辞微，其旨远，故有言在于此而意属于彼者，不可以文句泥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是以子贡言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夫子告以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即引《卫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证之。夫子曰：“赐也可与言诗。”子夏咏诗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子曰：“绘事后素。”子夏曰：“礼后乎？”夫子曰：“商也可与言诗。”一则许以起予；一则许以告往知来，乃知孔门之用诗盖如此。他如《大学》引“绵蛮黄鸟止于丘隅”，则曰“于止知其所止”。又曰：“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引《鸤鸠篇》“其仪一兮正是四国”，则曰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此曾子之说诗也。《中庸》引“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则曰言其上下察。衣锦褧衣，则曰恶其文之著，此子思之说诗也。孔门说诗大率类此，亦何尝泥于文句耶？荀卿子之言善学者，必曰通伦类，盖引伸触类维人所用。汉人说经盖有师授，故韩婴作诗外传，正此意也。自有宋儒传注，遂执一定之说。学者始泥而不通，不复能引伸触类，夫不能引而伸触类而长，亦何取于读经哉？
《诗》小序，世以为子夏作。今虽无所考，然梁《昭明集文选》，其于《毛诗大序》，亦云是子夏作。想汉晋以来相传如此。夫大序既出于子夏，则小序为子夏何疑？夫夫子删诗而子夏亲受业于其门，且夫子亦尝以《孝经》属参《春秋》属商矣。子夏以文学称，故夫子又以《诗》属之。故子夏为之作序，此可以理推也。今世乃不信亲有传授之人，而必以后世推测臆度者为是，抑又何哉？纵不出于子夏，而为汉儒所作。然汉儒去圣人未远，诸儒之授受有绪，与后之去圣人千五百年，况当绝学之后者又自有别。故诗旨必当以小序为据。
《诗》《卷耳》篇小序曰：“此后妃之志也。”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故其训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为思得贤人寘周之列位，亦甚有理。又何必以为文王行役，后妃思之，故不能采卷耳而寘之周道哉？或者以为妇人无壶外之思，则武王有乱臣十人，其一人谓文母，则后妃亦尝助成王业，安得以求贤审官非后妃之志耶？故《左传》中，楚以公子午为令尹，自右尹以下，皆择贤者以靖国人。君子谓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诗云：“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杜预注亦云：诗人嗟叹言我思得贤人，置之遍于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为急。自汉以来说诗者相传如此。
《木瓜》小序以为美齐桓公也。卫有狄难，出处于曹。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卫人思欲厚报之而作是诗，甚为有据。朱子以为男女相赠答之辞，何耶？
《柏舟》小序以为仁而不遇。卫顷公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故夫子曰：“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易也。”朱传必以为妇人不得于夫之词。岂夫子之言，亦不足信耶？
荀子解《诗卷耳》曰：“卷耳易得也，顷筐易盈也，而不可贰以周行。”此是荀子用诗耳，盖亦断章取义也。杨升庵以荀为深得诗人之心，而以小序求贤审官似戾于荀旨，亦失之矣。
《丘中有麻》小序云思贤也。庄公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作是诗留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嗟教民农桑，故人思之。施施难进而易退。子嗟在朝则能助教行政，隐遁则使峣埆生物。第二章子国。毛云：子嗟之父。笺云：言子国，著其世贤也。夫汉世传经有绪，书籍尚多，必有所据。而朱子以为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作，盖夫子删诗以垂后世。其有不善，或存一二以备法鉴可也。岂有连篇累牍，尽淫荡之语耶？
《小雅鼓钟》小序云刺幽王也。幽王鼓钟淮上，失礼之甚，贤者为之忧伤。郑康成笺引孔子云：“嘉乐不野合，牺象不出门。”然则鼓钟淮上，此是嘉乐野合，正见幽王失礼处。朱子不取，而云未详。何也？
《棠棣》小序曰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笺云：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为作此诗而歌以亲之，故周王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郑玄答赵商云：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故杜预以为周公作诗，召公歌之，甚为有据。朱子但作燕享兄弟之乐歌，有甚意义。
杨升庵云：《毛诗》“棠棣之华，鄂不韡韡”，鄂，花苞也，今文作萼；不，花蒂也，今文作跗。诗疏云：华下有萼，萼下有跗。华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萼，萼以承华，华萼相覆而光明，犹兄弟相顺而荣显。唐明皇宴会兄弟之处，楼名花萼相辉。唐诗有红萼青跗之句，皆本于此。至宋人解之，乃曰“鄂然而外见，岂不韡韡乎？”非惟不知诗，亦不识字矣。汉儒地下有灵，岂不失笑？余观注疏中，毛公诗亦作鄂犹鄂鄂然，言外发也。则言鄂然外见者，不出于宋人。至郑氏笺始云不当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花之光明，则韡韡然盛。兴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荣覆弟，恩义之显亦韡韡然。又云：古声不拊同，亦不遂训不为花足。盖升庵虽甚博，然亦考据欠详也。
《小雅宾之初筵》小序云卫武公刺时也。幽王荒废，媒近小人，饮酒无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武公既入而作是诗。笺云：武公入者，入为王卿士。盖武公为周卿士，见王政之阙而刺之。有关于王室，故列之《小雅》。若朱子以为卫武公饮酒悔过而作，则是卫武公之诗，当列之《卫风》矣。何得置《雅》中耶？
《大雅抑之》篇，小序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儆也。楚语云：卫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作懿诗以自儆。韦昭云：懿诗，《大雅抑之》篇也，作刺厉王因以自儆。方可置之《大雅》中。若只是自儆，则亦《卫国风诗》矣。朱子偶思不及此耶。
《吉日》小序云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无不自尽以奉其上。盖卜日选徒是慎微，以御宾客是能接下。序与诗意正合，不知何故削去？
《庭燎》小序云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箴之之意亦好，恐不可去。
《诗注疏》中，序《大小雅》云：自“鹿鸣”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惟十六篇。从“鹿鸣”至“鱼丽”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内，后其武王以治外。宴劳嘉宾，亲睦九族。事非隆重，故为《小雅》；皆圣人之迹，故谓之正。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据盛隆之时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国之大事，故为正《大雅》焉。“文王”至“灵台”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声”三篇，是武王之《大雅》。如此等言论，皆诗家切实谨要者，不知何故削去？然何可使读诗者不知？今之读诗者，若问其何谓之《小雅》，何谓之《大雅》？何者为正，何者为变？必茫然不知矣。然则注疏其可尽废哉？
郑淡泉长于考索，其古言中所论经传，于考究尽有详密处，但于义理无所发明。独言《诗》无《燕风》有《召南》，无《宋风》有《商讼》，《鲁》亦然。《周南》，周未有天下时诗也，故不曰《雅》而曰《南》。此段甚好。
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为三县，以与诸大夫。献子谓成专曰：“吾与戊县，人其以我为党乎？”对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皆举亲也。惟善所在，亲疏一也。《诗》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国，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训不倦曰“长”，庆赏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九德不愆，成事无悔。故袭天禄，子孙赖之。主之举也，近文德矣，所及其远哉。是春秋时已有说诗者矣。世有《诗传》一本，其篇首题曰：孔氏传，卫端木赐子贡述。其《关雎》序曰：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供内职，赋“关雎”。子曰：“关雎”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能正其心，则无怨嫉邪辟之非。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其奏乐也必以关雎乱之，所以风天下也。诗之义六，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关雎”兼“比兴”以“赋”，而为“风”之首焉，是王化之本也。
其《葛覃》序云：太姒将归宁而赋“葛覃”。子曰：“贵而能勤，富而能俭，疏而能孝，可以观化矣。”
又有《诗说》一册，题为汉太中大夫鲁申培撰。其《关雎》序云：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嫔御之职而供祭祀宾客之事，故作是诗。首章，于六义中为先“比”而后“赋”也。已下二章，皆赋其事而寓比“兴”之意。
二家以为后妃思得淑女，朱传以为文王思得后妃。觉二家之义为长。
二家之序与毛诗小有异同。鼓钟，二家皆以为昭王诗。
王风，二家皆作“鲁风”，而“鲁颂”四篇次焉。盖汉儒传经，各尊其师说。如《论语》有《齐论》、《鲁论》，其篇目各自不同。
严粲诗辑，近亦刻行。严是朱子同时人，其诗旨全用小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