汰存录纪辨
原序云：『夫名教之存，存于贤者；然不存于贤者之口，而存于天地不易之正气。天地不易之正气无他焉，理而已矣。此非特不贤者不能倒置，虽贤者亦不能增损也。不贤者而欲倒置，益见其非；贤者而欲增损，则失其是矣。吾乡夏子彝仲素为海士之同学，而为忠襄竹亭之所许可。遭变捐躯，洁身自靖；其子存古，复殉难南都：一家节烈，为千古之完人无疑也。乃身殁之后，有所谓「幸存录」者出焉。论若和平，意实颠倒；黄子见而惧焉，以为此小人之嚆矢，不可以不辨而论之。余曰：「此殆非夏子之言，其为小人附会之言也。夫夏子自戊午以后，立身本末，天下皆知之。虽平生和厚，而疾邪扶正，不减卧子。而是录矢口而论，大非生平。意者憸壬之夫见夏子死难之后，无子无孙、无兄无弟，而其人品足以表着古今、其论足以取信于当世；于是托而诬焉，以为可以因是而淆是非之实矣。而不知在夏子而贤，决无此录；夏子而实有此录，亦未得即为贤者之定论也。故使夏子而实有此录，亦未得损正人之毫末；而况其未必然耶！夫镜已悬矣、石已出矣，魅于何藏？而于白日之中，犹为昏夜之惑；而且援末以诬其本、借伪以倾其真，后人奚适从焉！噫！变革之后，每多伪书惑世诬民，关系不小；黄子信以为实而辨之，其为名教之闲也其矣。凡负天地之正气者，但信其理，无徇其人；理之邪正有乖，则言之真伪可从而辨矣。由此言之，即无汰存可也。同学巢鸣盛端明氏识』。
原按云：『近见野史多有是非倒置者。推原其故，大略本于夏彝仲允彝「幸存录」。彝仲难死，人亦遂从而信之。岂知其师齐人张延登——延登者攻东林者也，以延登之是非为是非，其倒置宜矣。独怪彝仲人品将存千秋，并存此录，则其为玷也大矣！谓之「不幸存录」可也。晚进不知本末，迷于向背；余故稍摘其一二，所以爱彝仲耳。南雷居士黄宗羲识』。
彝仲曰：『两党之最可恨者，专喜逢迎附会。若有进和平之说者，即疑其异己，必操戈攻之』。又曰：『二党之于国事，皆不可谓无罪。平心论之，始而领袖者为顾、邹诸贤，继为杨、左，又继为文、姚，最后如张溥、马世奇辈，皆文章气节足动一时；而攻东林者，始为四明，继为元、赵，继为崔、魏，又继为马、阮，皆公论所不与也。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忮刻胜，可谓之聚怨而不可谓之任怨也。其无济国事，两者同之耳』。
愚按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此彝仲学问第一差处。毅宗亦非不知东林之为君子，而以其倚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东林者之为小人也，而以其可以制乎东林，故参用之。卒之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毅宗之所以亡国者，和平之说害之也。彝仲犹见不悟，反追惜其不出乎此，可谓昧于治乱之故矣。且君子亦辨其是非、邪正耳，此而是也正也，则异己者之必为非与邪。今必以其未知和平也，使正者有资乎邪、是者有资乎非，犹可谓之君子乎？
夫天下之议论不可专一，而天下之流品不可不专一也。故同异之在流品、议论，两者相似而实远。如宋之洛、蜀，议论之异也；汉之党人、宦官，其异在流品，不在议论。在议论者，和平之说，未可尽废；在流品者，此治彼乱间不容发，如之何其和平也！假如三案，外视之，议论之异耳。然主疯癫者，郑氏之私人也；主进药、安选侍者崔文升，魏忠贤之私人也：其异在流品矣。彝仲乃欲以洛、蜀之论，而谈东汉之党锢；以东林、攻东林为两党，真若此铢彼两者，无怪乎其设淫辞而助之攻也！彝仲亦知攻东林者领袖之为小人，而谓其间亦间有清操独立之人；天下有清操独立者而肯同于四明、同于弈赵、同于崔魏、同于马阮乎？肯同于小人而谓之清操独立，吾不信也。于此而讲和平，是犹怪李、杜以曹节、王甫为异己也。
东林之名，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倚附者亦不过数人耳，以此数人者而名为党可也。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奄人者谓之东林，以至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由此而逆推之，则劾江陵者，亦可曰东林也；劾分宜者，劾刘瑾、王振者，亦可谓之东林也。然则东林岂真有名目哉！亦攻东林者加之名目而已。今必欲无党，是禁古今不为君子而后可也。
东林中多败类，夫岂不然！然不特东林也，程门之邢恕、龟山之陆棠，何独异于是？故以败类罪东林，犹以短丧窃屦毁孔、孟也。彝仲以筹边制寇，东林无实着；夫筹边制寇之实着在亲君子、远小人而已。天、崇两庙，不用东林以致败；而责备东林以筹边制寇，岂彝仲别有功利之术与？
张差之事，彝仲曰：『东宫侍卫萧条，至外人闯入，渐不可长；诸臣危言之，自不可少。顾事联宫禁，势难结案；则田叔烧梁狱词，亦调停不得已之术也。二说互相济而不得两相仇』。又曰：『国戚凶谋，顾不用鸩而用梃、不用中官而用外人，皆情之所无』。
愚按张差一案，当参以王曰干之案而后明。先是，王曰干告变，已有庞保、刘成二阉姓名。使差果疯癫也，其所招姓名，安能与之暗合？谓差仇此二阉，不应王曰干亦仇此二阉！若二阉不与闻其故，则神宗何难出此二阉，使廷臣讯鞫以暴白郑氏之心迹于天下而灭口禁中乎？且其时讯鞫张差者无不得赂，而以吴中彦为囊槖；试问此赂出之谁氏？而谁氏何以出此赂乎？事之明显如此，有何葛藤？今于水落石出之后，彝仲犹为此言，何也？江右王犹定语余：当时张差尚同一人闯入，名娄光义，前门兑钱为业者也；以多力得脱，亡命江湖。犹定曾迹之，然亦不必须此为证也。当是时，郑氏为谋，无所不极；巫蛊毒梃，交发并至。彝仲疑其术之未工，则阎乐之杀二世、伶人之困庄宗，无不可疑矣。田叔之烧狱辞也，以太后在上，而梁王又弟也。今以神宗之妾，为人臣者正当格其蛊惑之心，何嫌何忌？在田叔为锡类、在此为逢君，不当以之相比。
彝仲又曰：『某处分之法，不过以二阉结局』。夫得二阉者，王公之寀之力也。微王公且不及二阉，以王公而得二阉，尚曰疯癫、曰仇口，而肯以二阉结局哉？
彝仲曰：『东林奏李可灼进药，怀不轨心，方从哲故赏之；其论为太过』。
愚按红丸一案，亦当参以崔文升之进药而后明。当光宗凭几之日，红丸进与不进，皆不可为；故李可灼者，庸医之杀人也。其所以使光宗至于此者，蛊之以美色、决之以利剂，则郑氏与郑之私人崔文升等为之。至是不用梃而用鸩、不用外人而用中官，彝仲岂又以为情之所无乎？是故红丸而效，非从哲之所喜也；红丸而不效，亦非从哲之所恶也。从哲之主者在郑氏，而以议之为太过乎！
彝仲曰：『贾继春言先帝至孝，何至一妾一女不能遗庇？亦未可尽言其非，然宫之应移似属定礼』。
愚按彝仲既知宫之不可不移矣，而又以争移宫者之为调停，何也？夫调停之说，有过当而后生焉。选侍不过移宫耳，有何痛苦、有何不得其所而烦外廷之调停哉？就使继春无所窥伺、无所指使，亦是宦官宫妾之爱其君沾沾而为之计虑，分香卖履之事也。彝仲之见，陋矣。
彝仲曰：『李三才少负才名，为山东藩臬极有名。余馆于山东，李已去二十年，民歌思之不忘；谓大奸大盗，皆李所摛治殆尽，民得安生也。王锡爵特召时，手疏甚密。三才钩得之，泄言于众，谓锡爵以台省为禽兽；台省由此益攻锡爵。三才多取与，结客遍天下；顾宪成之左右誉言日至，意其真足以干国矣』。又曰：『三才负才而守不洁；及为淮抚，垂涎大拜，挟纵横之术与言者为难；公论益绌之，而东林受累不小』。
愚按李道甫在部郎，则以救魏懋忠谪；在藩臬，则去而民思之；在淮抚，则税阉鼠伏不敢动：真干国之才也。其取友：则顾端文救之于被劾、刘忠正荐之于既废，独小人言其贪耳。然身死之后，书画亦折卖殆尽；贪者固如是乎？彝仲于贤者之言漫不加省，即身所历之见闻，亦不敢信；至小人之谗口，则拳拳奉之而勿失，不可解也。
彝仲曰：『杨继垣首参崔呈秀，不宜入逆案』。
愚按定逆案者，诸公不学无术之过也；既不足以制小人，徒使小人百计翻之，凶于尔国，可不悲夫？夫逆案之定，以外官交结近侍也；而交结之源不去，犹伏火而盖之以薪也。当时诼州为交结之窟穴，瞬息相通，而杨继垣、徐大化为之谋主。其呼应于南北者，则阮大铖、乔应甲、贾继春之徒十数人为之魁。其力既足以钩致后进，而后进之急于富贵者，由之而得结交之线索；故此十数人者虽不出，而出者皆其分身也。由是而议论终不可绌，终毅宗之世，其名虽不翻、其实未尝不翻也。若其时将此十数人者声其导源横流之罪，可诛则诛之，其余概以胁从之例；则逆案何必定哉！
杨继垣之参崔呈秀，止其瞻风望气，由交结而得之也。黄琼之谏桓帝曰：『尚书周永，昔为沛令；素事梁冀，越拜今职。见冀将衰，乃阳毁示忠，遂因奸计，亦取封侯。又黄门狎邪，自冀兴盛，共构奸宄；临冀当诛，无可设巧，复记其恶，以要爵赏。陛下不审别真伪，复与忠臣并时显封，使朱紫共色，粉墨杂糅』。彝仲之言而然，则桓帝之侯周永、封黄门，亦未可非也。
彝仲曰：『王永光亦清执，王恭厂之变，其疏独侃侃。崇祯初，为冢宰，东林必欲逐而去之；永光愤激为难，引用袁宏勋、张道浚辈，再启玄黄之争，实已甚之故耳』。
愚按：小人不同，有把持局面之小人、有随波逐浪之小人，虎彪十孩儿之类随波逐浪，吾所谓胁从者也；逆案内之杨继垣、徐大化等、逆案外之王永光、温体仁等把持局面，吾所谓魁之十数人者也。逆阉既诛，逆案未定，杨继垣把持之；逆案已定，王永光把持之：皆绍述逆阉之政者也。袁宏勋、高捷、史■〈范上土下〉一辈小人，翩翩而进，以锢君子而抑之。使为己甚，则进君子退小人，皆不可矣。
彝仲曰：『温之秉政，台省攻之者后先相继，皆以门户异同、非尽由国家起见也。公平言之，不纳苞苴，是其一长矣；庇私党、排异己，亦未尝为之有迹』。
愚按温体仁之苞苴，巧于纳者也；周延儒不巧于纳者也。观其后之富，岂不纳苞苴者所致乎？哀哉！毅宗之受其愚也。其在揆地，日以进小人、退君子为事，何可悉数！蔡、唐、薛、叶之私党，犹谓无庇之迹乎？文、何、黄、刘之异己，犹谓无排之迹乎？从来奸相无有不庇私党、排异己者，唯体仁多一反复耳！愚尝言有明之亡，方、沈、温、蔡，湖州之力也。
彝仲曰：『范景文、谢升，于二党皆虚公不滞』。
愚按得交于文贞，盖无日不欲师法刘忠正者也。其在吏部，以争先忠端公年例去官，于何而别其非东林乎？谢升传温体仁衣钵，谓其不滞于小人，升亦不受也。盖从来未有中立而不为小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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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为君者昏至弘光而极，为相者奸至马士英而极，不逮明者而知之也；有何冤可理！而彝仲称士英立心疏阔，无杀人之意。夫周仲驳、雷介公，独非其所杀者乎？左光先、吕大器、黄澍，独非其所逮者乎？但不能杀之耳。天下稍定，则吾辈皆不能免，吾不知如何而始谓之欲杀人也。称弘光宽仁虚己，然则晋惠、东昏，皆足以当之。
彝仲谓：『张捷、杨维垣，不得以其攻东林也而少之』。
愚按维垣杀妾伪死，书名于柩，逃至中途，为乱兵所杀；此小人之狡狯适得其常，可无论矣。唯张捷传闻缢死鸡鸣山；捷与马、阮、杨、蔡朋比亡国，计无复之而死，其徇于天下，犹许绾之鼠首也。齐庄公之弒，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皆死。晏子曰：『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盖言诸臣导君于不善也。捷非导君于不善者乎？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孟絷之贼，女何吊焉』！马、阮之罪，甚于齐豹；捷之贼国，甚于孟絷：是先圣所不许吊者也。以张捷之死南都与王振之死土木，同科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