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主张合内外，又重情，情即合内外而成。情又可分两类，一是由内感外，一是由外感内。今亦可称由内感外者为情，由外感内者为感。

　　《中庸》言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其实七情中以欲为主。合于所欲则生爱，反于所欲则生恶。得其所爱则生乐，失其所爱则生哀。遇所爱则生喜，遇所恶则生怒。故七情以内为主，即以己为中心。天地万物皆在外，随其所感而情斯变。欲即性也。性由天命，而以己为中心，亦即以天为中心。此又谓之合天人。

　　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即犹《中庸》之言率性。俗言任性。然则中国人生理想乃是要任性，任性亦犹言任天。惟此天字亦可分内外。在己之内者为性，尚有在己之外者。如云天理，则即孔子言不逾矩之矩字。能任己之性而不违天理，则其间当有一段修养工夫。孟子曰："尽心知性，尽性知天。"是也。

　　惟孔孟儒家比较偏重讲究内，庄老道家则比较偏重讲究外。《中庸》《易传》已把此内外会通说了。宋理学家更然，乃分说天理人欲，心所欲而逾矩了，即是人欲。外面规矩与内心所欲合一无违，乃始是天理，始是通天人合内外的境界。

　　西方人把天人内外过分分别，由此寻求真理，不敢羼入情感。中国人常情理兼言，而西方人则像是认为理中便不涵有情，这就与中国人想法大异了。但人终不能无情。西方哲学戒言情，惟其文学则仍好言情。但其所好言之情，乃亦与中国人所言之情有异。在西方小说剧本乃至最近之电影中，所言情，最要者有两项。一曰恋爱，一曰恐怖。西方人之恋爱与中国七情之爱有不同。孔子曰："从吾所好。"中国人言好恶，即如言爱恶。此好字所指极广泛，爱字亦然。而西方人言恋爱，则专指男女异性之爱言。中国人重言情，而在此异性恋爱方面则似颇不重视。孟子言慕少艾，此亦壮年人常情。然慕与爱好又稍有不同，爱与好之反面有一恶字，慕则无反面字。人情之挚，必有相反之两面，无反面则情不挚。慕则只是一种想慕。不加想慕，则与己无关，对之自无情可言。恋爱与慕固不同，但同无反面字。互不恋爱，则尔为尔，我为我，互不相关。故恋爱乃双方专一之爱，施于此，则不再施于彼，对象独特。《论语》言："泛爱众而亲仁"，韩愈言："博爱之谓仁"，则其爱普广，可及于全人类，并可推以及于天地万物，而尽纳其中。中国人之言人情乃如此。故人可以为天地万物之中心，即每一人各可以为天地万物之中心，乃据此情而言。如我此情变，则天地万物亦随而变。

　　中国人情有极难言者，如追随田横流亡海岛之五百壮士，其高卓之情，岂不永为国人千古所仰慕。然其情为何等情，无以名之，则惟当仍名之曰爱。其对田横之爱敬爱重，可谓融通君臣朋友两伦之爱而一之。夫妇父子兄弟三伦之爱，亦岂能更超乎其上。至于田横之自刎，不愿面见汉祖，亦惟其一己自爱自重之意而已。其于汉祖，固无所恶，无所怒。其自刎而死，固亦无所悲，亦无喜乐可言。中国人情乃有如此之深厚而诚挚者，又乌得与西方人言恋爱之情相提并论。如田横，如其五百壮士，谓之乃天地一中心，而天地亦无以违，岂不昭然若揭乎。

　　西方人对知识喜分门别类，专一求之。其对情感亦然，亦喜分别对象，专一以求。于普遍广泛处，一若与己不相干。知如此，情如此，则意亦如此。故其于天地间一切对象，均加分别，均有界域，而又人各不同。换言之，即人各一天地，而互不相通。故西方人重外，各谋自占一天地，而人之与人间，互不相通。此为西方个人主义之所由生。既属个人主义，其对外又复何爱可言。

　　深言之，则尚有甚者。不仅人与人相别不相通。即我之为我，就其内在言，亦可有分别不同处。如遇恋爱，可一心一意在恋爱上，天地一切尽置不顾。即我之内在一切，亦同可置之不顾。斯时则我即是一恋爱，恋爱即是一我。西方人说结婚为恋爱之坟墓，实亦可说结婚乃即为恋爱时我一己之坟墓。结婚后，乃另为一我，当另找一事物新对象，以表现其为我。

　　此种心情，可举牛顿为例。其研讨苹果落地时，与其为大小两猫辟大小两壁洞时，分别两事，几若成为两个牛顿。即在同时，牛顿乃有两个我之存在，心情不同，斯其表现亦不同。因西方人重外不重内，内在之我即寄存于其对外面事物之心情与作为上。无对外面之心情与作为，即无我可见。如运动，本为一己卫生锻炼之用，亦可为我生活中一爱好，一行为，我与外即由此而合一。而西方运动家则即以此一心一事来寄托我，完成我，乃若我之为我，即在此一心一事上，岂不过于重外轻内了。而外面之对象与事物则甚为复杂，不相和一。商人重利轻离别，抛妻遗子，远去异乡，在其家庭中等如无己。尤其在海涛汹涌中，蹈险履危，惯于此等生活，乃更见己之为己，我之为我，全操纵在外面，几不知有我之存在。故方其出外经商，及其还家团聚，乃若有两个己之存在，其身则一，其心则异。于是遂若其生命寄托，主要转在身，而次要始在心。不如一农人，夫妇父子晨夕相亲，生死相伴。我此生命主要则在家庭，次要乃在田野。祠堂坟墓，尤见身之既腐，而生前心事犹在他人之心中。故中国人有人格观，人品观，实即一人之生命观，而西方人似无之。余常谓中国历史重人，西方历史重事。中国乃以一文学家写出其文学来，而西方则以其写有文学而始成为一文学家。凡此论点，皆由双方内心深处生有此分别，而遂成为双方文化体系之大分别。

　　尤要者，西方生命寄于外，内顾则虚。舍却外面一切事物作为，乃若无己可知，无我可有。此与中国道家言无我又不同。道家言无我，乃是一浑沌，泯除一切分别，乃见真我。儒家则化闻见为聪明，于一切分别中会通和合乃见我。吾妻吾子，吾屋吾田，吾乡吾国，于吾之天地中，而我为其一中心之主。西方人则于外面一切事物中觅我，其权操在外，我不得为之主。乃于内心深处，终不免对外面事物生一恐怖感。

　　恋爱对象专，攫得此对象，在我始见为充实，此之谓恋爱之占有。或投身此对象，亦见有充实，此之谓恋爱之牺牲。西方人对生活其他方面，亦必择一专一对象，始有着手处。但外面对象终有一不易分别，不可捉摸之浑然一存在，西方人之恐怖感即由此生。中国人生以己为主。己之立，则一切皆由己作主宰，乃不觉有恐怖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生命终有一内外之分，内则此心，外则此身。身体健康亦不可忽。内则为己，外则为天，畏则为一戒慎心。己虽为主，天命亦不可不戒慎。内有己而外有群，大人者一群中之领袖，故对之亦不可不戒惧。圣人发明此理，故对圣人言，亦不可不戒慎。孟子曰，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亦能是，我何畏彼哉。故君子能独立不惧。有杀身成仁，有舍生取义，皆由我作主，而仁义又即我之大生命所在，此又何畏焉。故畏乃对外逐事有之，精言之，畏之知的成分实多于情的成分。非如喜怒哀乐，外面浑然一体，乃尽在吾情之内也。悲亦自外来，与畏略相似。悲天悯人，即对外面浑然之体而有悲，主要亦属知的成分多于情的成分。故悲终是悲其外，即悲从中来，悲亦无反面字。不如哀之发于中而对于外，内外乃为浑然之一体。孔子常兼言仁智，仁属情，智属知，仁中有智，智中有仁，甚难严格分别。亦可谓智亦属于仁，惟仁乃为其浑然之一体。今人多以悲与畏谓其属于情，此亦见仁智之难分耳。故必连言悲哀，乃始纯是情，乃始有其反面。今人据西洋文学分言悲喜剧，悲喜乃成为相反之两面，此如中国人言悲欢离合，惟悲欢之情终不如喜怒哀乐之重要。庚信《哀江南赋》，亦不得改为《悲江南赋》是已。

　　西方人生命寄在外，外面一切事物此争彼夺，胜败无常，若终有一不可知之外力存在。此外力不可知，乃造为各种神怪，以代表此不可知之外力，以形成各种恐怖小说，恐怖戏剧，恐怖电影，使人看了反觉内心有一安慰，有一满足，此正见西方人之内心空虚，故遂生出此要求。而此种恐怖，则不仅在小说戏剧电影中有之，实际人生中亦时时处处有之。故西方人对人生必主斗争，主进取，而永无休止。即此一恐怖感为之排布也。

　　中国亦有神怪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榜》之类，但与西方以恐怖为终极者不同。至如《聊斋志异》中诸妖狐，则使人梦寐求之，欲得一亲而未得为憾。又如《白蛇传》，白蛇对其夫其子之爱，岂不更胜于人类。其遭遇挫折，尽人同情。虽属神怪，亦何恐怖之有。西方人于恐怖题材外，又有冒险题材。冒险多为打散恐怖。中国亦有冒险题材，则出自侠义忠勇，又与西方不同。要之，西方文学恐怖神怪冒险多在外面自然界，给与人生以种种之压迫。而中国之神怪冒险，则皆在人文界，使自然亦臻于人文化。其心理不同有如此。

　　恐怖心之外，又有怨恨心。西洋史所表现常见怨恨，直至近代犹然。而在中国，则怨恨不列入七情。孔子曰："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德与怨皆外来，报则以内应外，与存于内而发之外者有不同。一见其为己，一见其由人。人之有德于我，犹云见恩图报，以德报德，见己情之厚。人之有怨于我，以直报怨，见己情之正，在我无怨，非以怨报怨也。外面所来，有不当怨者，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是也。孔子之辞鲁司寇职而去，周游十四年而返，曰："道之不行，吾知之矣。"又曰："人不知而不愠。"则于天于人，无怨无尤。孟子四十不动心，此见孔子之不动心，即其情不变，斯之谓己之立。亦有不能无怨者，能化怨为哀，哀怨亦庶不失其情矣。又俗言怨气，气与情又不同。情转成气，皆当戒惧。七情中惟喜怒，俗皆言气。而怒尤当慎，尤当戒。今人皆知中国人重情，但此情字涵有甚深义蕴，须体会，须领悟。不得谓凡起于心生于气者皆我情，则此等情惟当戒，惟当慎，不当重矣。

　　恨字古人少言。唐人诗有《长恨歌》，歌中所咏，洵可恨。恨犹憾也。处事不当，遗恨遗憾，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此心难忘。此在常人有所不免。能化为幽恨，不发露在外，此亦可谅可恕，可予以同情。若移此恨以对人，则失德之尤，无情之尤，又乌得谓恨亦人情乎。《论语》言："人不堪其忧。"此则在己之忧，与恨又不同。中国人又连言忧乐，而七情言哀乐。忧只在己，哀则对外而发。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忧不为己，人不堪其忧，而仲淹代忧之，此又高德之表现，而非可望之人人者。此亦见中国人对人情之大有讲究。心理状态，千端万绪，而情则最值珍重。中国人之人生哲理，其深邃温厚有如此。故俗言，合情合理，乃见未有不合情而能合于理者。又日天理人情，乃见人情即大理，亦见天理即人情也。

　　要之，西方人好分别，愈分别则一切存在将愈见为细微，而终则堕入于空虚。西方人又重外，故好扩张。其实外在无涯涘，愈扩张则内在者亦将见为愈微细，而终亦堕入于空虚。中国人重其一己，立己以为天地万物之中心，斯其对天地万物又乌得无情。乃惟此情，遂见己之为天地万物之中心耳。西方人重外，重分别，其病乃不知其一己之为己。西方人之视其己，则亦如一物而止。其心情之最要流露，则在文学中。余特举其恋爱与恐怖两项以为之证，其他不详论。

　　文学既必以心情为渊源，而中国人心情与西方人不同，故其文学内涵亦不同。今国人模袭西方文学外在之体貌，竞夸以为新文学。而中国己有之文学传统，则目之为旧文学，又称之曰死文学。是岂中国人五千年来之传统心情可使尽归死亡，而能一以西方心情为心情乎。此实大可研讨一问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