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本系复杂人事之记录，尤以中国史绵历之久，包涵之广，记载之详备，所谓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更何论于今日。近人治史好言系统，然系统亦未易求，晚近学人言国史系统，不越两途。一谓自秦以来，莫非专制政体之演进。无论历史上任何事情，莫不以帝王专制一语为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表彰五经，排斥百家，尽属专制。乃至隋唐科举，明代八股，莫不谓其便于专制，其他一切率类此。
此等说法，起于晚清革命变法潮流之下，不过为当时一种党人之宣传。细按之，无当史实。待满清倾覆，专制政体推翻，此等历史观，早应功成身退。而谬种流传，绵延不绝。据此辈人之见解，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之政治传统，全属不合理。直到最近民国建立，光明稍露，乃始谓骤然有长足之进步。而此等进步，明属模仿西洋，则中国此下岂不只有西化之一途。此等见解，我故名之曰“近代中国人之维新观”，实即是一种“崇洋媚外”观。
又或根据西洋最近唯物史观一派之论调，创为第二新史观。其治史，乃以社会形态为躯壳，以阶级斗争为灵魂。所论厥为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形态之阶段分别。若谓中国尚在封建社会之阶段中，绝未走上商业资本社会之阶段。自谓其对中国史已全部通透，而无奈其误解。照彼等意见，历史上种种事迹，总之为上层经济榨取之一种手腕，与下层无产民众之一种反抗，相互为消长起伏。如是则仅为彼等政治趋向之一种工具，一种说法，惜亦同样无当于国史之实际真相。
中国以往历史，究有何等意义？中国以往文化，究有何等价值？中国将来之前途，除却抹煞自己以往之一切而模仿他人以外，究有何等生路？此则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
治史而言系统，固非易事。然若谓历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积叠，别无系统可求，则尤属非是。或谓国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统，未免过早。今日急务，端当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罗，与旧材料之考订，至于理论系统，暂可置为缓图。此说亦可商。历史范围过广，苟非先立一研寻之目标，以为探讨之准绳，则史料尽如一堆流水账，将见其搜之不胜搜，将终无系统可言。此如清儒治经，初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论亦非不是。而极其所至，训诂小学日明，经学大义日晦。精熟《说文》、《尔雅》，岂遂通得语孟义理。
窃谓今日治史要端，厥当先从通史入门。中国今日尚无一部适合于时代需要之通史，但以研读通史之方法治史，为又一事。此两事虽属相关，然无第一事仍不妨其可有第二事。
窃谓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以偏见概全史。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其所持之见解，乃得较符真实。而其对于史料之搜罗与考订，亦有规辙，不致如游魂之无归。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簏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
二
治史者先横亘一理论于胸中，其弊至于认空论为实事，而转轻实事为虚文。近人每犯此病。史迹浩繁，或与自己所抱理论渺不相关，或捍格不入。不悟所抱理论不能涵括史实，而转疑史籍别有用意。循至于前代史实，毫不研寻。自抱理论，永此坚持。当知治史先重事实，事实未了，而先有一番理论条贯，岂得有当？
昔人治史，先从一方面再转别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国史，苟能于政治制度上，或于食货经济上，先事寻求。事实可以范围理论，而理论不足以改变事实。超越事实空言理论，则理论尽可有千百样不同，而事实则只此事实。此乃所谓历史，虽千头万绪，不胜浩繁，须虚心耐烦以求认识。
认识事实亦非易。人事繁赜，复杂万状，其相互间，轻重大小，先后缓急，至不易辨。处世阅历，只是其中之一部分。治史者贵能上下古今识其全部，超越时代束缚。故首当虚心耐烦，先精熟一时代之专史，乃能深悉人事繁赜之一般。而对于各方面事态之互相牵涉影响，及其轻重大小，先后缓急之间，亦渐次呈露。如是，其心智始可渐达于深细邃密，广大通明之一境。然后再以通治各史，自知有所别择。然后庶几可以会通条理而无大谬。能治通史，再成专家庶可无偏碍不通之弊。
三
近人治史，每易犯一谬见。若谓中国史自秦以下，即呈停顿状态，无进步可说。此由误用西人治史之眼光来治中史，才成此病。
今试设譬，有两运动家，一擅网球，一精足球，若为此两人作年谱，乃专事抄袭网球家定稿，来为足球家作谱，岂得有当。近人治中国史，正多抱此意见。若谓中国惟先秦一段尚见光彩，此下即渐入歧途。惟洗伐净尽，扫地赤立，另起场面，庶可赶上他人。是不啻以网球家成格，来批评足球家，宁得有当。
中国史与西洋史精神上之差异，至少尚远过于足球家与网球家之不同。或仍过于运动家与美术家之别。今治西洋史，以其走上近代化的步骤，如十字军战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殖民地之寻觅、法国大革命、机械工业骤起、社会主义种种，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史殆如半死不活，绝无生命可言。惟春秋战国时代，尚有封建贵族宗教神权等等，几分近似西洋史处。今完全以西洋目光治中国史，则自秦以下宜为一个长期停顿之状态。
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了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最近将来应有之努力与其前途，庶几可有几分窥测。否则舍己之田，而芸他之田，究亦何当于中国之史学。
四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此尽人知之。论其特点，一、绵历悠久，继承因袭永无间断。二、史体详备，各种史料均得收容。包括地区之广，与其活动民族分量之多，而益形成中国史之繁富，并世各民族，莫能与比。我民族文化之惟一足以自骄者，正在其历史。足以证明吾民族文化之深厚与伟大，而可以推想吾民族前途之无限。
然而一往不变者，乃历史之事实。与时俱新者，则历史之知识。中国历古相传之史籍，亦仅为一种积存的历史材料，并非即我侪今日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所谓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联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此等历史知识，随时代之变迁而与化俱新，固不能脱离以往之史料，惟当在旧存之史料中耐心检觅。
今日中国处极大之变动时代，需要新的历史知识为尤亟。凡昔人所宝贵获得之知识，吾人或嫌不切当前需要，而我人之所欲探索寻求者，昔人或未必注意及之。故中国虽为历史最完备之国家，而今日之中国，却为最缺乏历史知识，同时最需要整理以往历史之时期。
时时从旧史里创写新史，以供给新时代之需要，此不仅今日为然。即在以往，其历史虽一成不变，而无害新史之不断创写。举其最著者，《尚书》为吾国最初之史书，而书缺有间，盖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及《春秋》，为中国最初之编年史，《左传》尤为编年史之进步，然而犹未达以人物为历史中心之阶段。司马迁《史记》出，始以人物为中心。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封建时代宗法社会团体性之束缚而见其重要，故写史者乃不得不创造新体以为适应。班氏《汉书》，则为断代史之开始。乃中央统一政府渐臻稳固后，一种新要求。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而创写新史之要求，则继续无辍。又著者，如唐代杜氏《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乃一种以制度为中心之新历史。继此如宋代司马光之《通鉴》为编年的新通史。又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事件中心的新史之再兴。郑樵《通志》，尤为体大思精，求有以通天人之际，藏往开来，而非前史体例之所能限。然则中国以往旧史，亦不断在改写中。而今日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遽变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则尤亟。
窃谓今日当有一部理想之中国通史，供给一般治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问题者一种共同必要的知识。不宁惟是，实为中国国民其知识地位比较在水平线上，与社会各界比较处于上层地位者，一种必要之知识。人类必由认识而后了解，亦必由了解而后发生深厚之感情。今使全国各知识界，乃至各界领袖分子，于其本国以往之文化与历史，全不认识，试问何从而生了解？既不了解，更何从而有感情？然则其对于本国民族与文化传统之爱护，何能望其深切而真挚？今使全国各界之领袖人物，对其本国民族与文化，俱无深切真挚之爱情，试问其可有之危险为何如？然而此非欲锢蔽全国人之心思气力以埋头于二十四史九通，为旧史料之记诵。亦只谓其本国历史的知识，为其国领导分子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知识而已。至于此种知识之提供，则尚有待于今日本国史学界之努力，此则需有新史学之创建。
所谓新史学之创建，此亦殊难一辞而尽。要言之，此当为一种极艰巨的工作，应扼要而简单，应有一贯的系统，而自能照映我们家现代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尤要者，应自有其客观的独立性，而勿徒为政客名流一种随宜宣传或辩护之工具。要能发挥中国民族文化以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
有志为此种探讨，其中心注意点，如历代之政治制度，人物思想，社会经济，将以何者为研寻国史新知识之基本要点？此亦难言。中国新史学家之责任，首在能指出中国历史以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此在能从连续不断的历史状态中划分时代，从而指出其各时代之特征，即此一时代与前一时代及后一时代不同之所在，亦即各时代相互之异同。从此乃见其整个的动态。如某一时代特异之状态在经济，则此项经济状态即为该一时代之特征。或在政治制度，或在学术、思想、宗教、风俗，诸端皆然。
经济情形未尝非历史事项中极重要之一端，然若某一民族之历史，其各时代之变动不在经济而别有所在，则治此民族之历史者，自不得专据经济一项为惟一之着眼点，此理甚显。中国自秦以来，直迄最近，苟自社会经济一端言，要之在农业经济之状况下。若遂据此而轻率断定中国文化自秦以来即少进步，自属偏见。治国史者，苟专在农业经济方面从事探讨，无怪其谓中国民族绝少进步。因各时代状况略相同，无从寻得其进步之所在。然若真能为客观合科学的新史家，必从识得中国史之变动何在始。中国史之变动，即中国史之精神所在。近人误认为中国史自秦以下即绝少变动，其实皆由未尝深究国史之内容，而轻率立言之故。变动何在，当详他篇。此不具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