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家族和西汉豪族比较，其突出处是：宗族间关系更为密切，豪族主的身分性渐渐成长。他们常是累世居官而又有文化。他们也可以称作士家豪族。
中国氏族社会解体之后，氏族组织却以宗族形式在阶级社会中保存下来。刘邦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这五姓是旧氏族贵族残余，是五个大宗族。徙大族关中，原本是娄敬的建议，徙东方人于关中的理由是“关中，实少人”，更重要的是“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因人少而徙人，徙来的人可以备胡，可以东伐，可知受徙的人不在少数。齐诸田宗族众多，故以次第为氏，第五伦就是诸田之一支。（《后汉书·第五伦传》）。他们是大宗族，不是少数几家人。秦汉之际，氏族组织残遗的宗族关系似不只在屈、景、昭、田这些大贵族中存在，大贵族之外，宗族关系在社会上似乎也是存在的。刘邦一次对群臣说：“诸君独以身从我，多者三两人，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汉书·萧何传》）。萧何为沛主吏掾，是个小官。小官也有宗族。不过无论是项羽集团还是刘邦集团，多是个人从军，举宗从军的不多，这也是事实。
从萧何的举宗数十人跟随刘邦来看，旧贵族以外，在社会上富有阶层中，宗族关系也是存在的。景帝、武帝时用酷吏打击的对象，也是地方上的豪猾宗族。《史记·酷吏·郅都传》：“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瞷氏宗人三百余家，有共同的活动即豪猾不法。武帝时规定刺史以六条察郡，第一条就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也说明强宗大姓在西汉时已是强大的。
西汉后期，豪富家族的财富膨胀，宗族间休戚与共的关系有显著发展。昭帝末，赵广汉守京兆尹，新丰杜建为京兆掾。杜建素豪侠，宾客为奸利，广汉“于是收案致法，……宗族宾客谋欲篡取”（《汉书·赵广汉传》）。后广汉迁颍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广汉既到，数月，诛原、褚首恶，郡中震栗。”（同上）。颍川郡大族强宗不只原、褚两家。颍川的“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广汉患之”（同上）。他因离间计，使他们互相猜疑。“其后，强宗大族家家结为仇雠，奸党散落”（同上）。
原始氏族是同财共活的，过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氏族贫富分化后，宗子仍有收养赡给同宗族贫穷者的义务。西汉晚年，同宗中这种关系又显露出来。事例见于《汉书》的如：
《杨恽传》：“受父财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
《循吏·朱邑传》：“身为列卿，居处俭节，录赐以分九族乡党，家亡余财。”
《鲍宣传》：“郇越散其先人赀千万以分施九族州里。”
《张汤传》：“临（张汤玄孙）亦谦俭。……且死，分施宗族故旧，薄葬不起坟。”
西汉后期，各地这些大族强宗已构成各地一些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到王莽末年，赤眉、绿林农民一发难，各地豪族强宗也都纷纷起来。势力小的，拥众自守；势力大的，就划地称雄。《后汉书·叙传上》：“世祖即位于冀州，时隗嚣据陇拥众，招辑英俊；而公孙述称帝于蜀汉。天下云扰，大者连州郡，小者据县邑。”薛莹《光武赞》：“王莽之际，天下云乱，英雄并发，其跨州据郡僭制者多矣。”（《艺文类聚》十二、《御览》九十引薛氏《后汉书》）。
隗嚣、公孙述，这是势力大的，都割地称雄，后来公孙述还称帝。王莽末划地称雄的不只这两人，还有好多。
势力小，拥众自保的更是遍地都有。
《汉书·王莽传下》：“大姓栎阳申砀，下邽王大皆率众随（王）宪。属县斄严春，茂陵董喜、蓝田王孟、槐里汝臣、盩厔王扶、阳陵严本、杜陵屠门少之属，众皆数千人，假号称汉将。”
《后汉书·冯异传》：“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众。延岑据蓝田，王歆据下邽，芳丹据新丰，蒋震据霸陵，张邯据长安，公孙守据长陵，扬周据谷口，吕鲔据陈仓，角闳据汧，骆盖延据盩厔，任良据鄠，汝章据槐里，各称将军，拥兵多者万余，少者数千人。
《后汉书·郭伋传》：“更始新立，三辅连被兵寇，百姓震骇，强宗右姓，各拥众保营，莫肯先附。”
《后汉书·刘盆子传》：“盆子居长乐宫，诸将日会论功，争言灌呼，拔剑击柱，不能相一。三辅郡县营长，遣使贡献，兵士辄剽夺之，又数虏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复固守。”
《后汉书·第五伦传》：“京兆长陵人也。其先齐诸田。诸田徙园陵者多，故以次第为氏。……王莽末，盗贼起，宗族闾里争往附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铜马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皆不能下。”
《后汉书·樊宏传》：“南阳湖阳人也，世祖之舅。……更始立，欲以宏为将，宏叩头辞曰：书生不习兵事，竟得免。归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时赤眉贼掠唐子乡，多所残杀。欲前攻宏营，宏遣人持牛酒米谷劳遗赤眉。赤眉长老闻宏仁厚，皆称曰：樊君素善，且今见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难。”
《后汉书·冯鲂传》：“冯鲂字孝孙，南阳湖阳人也。其先魏之支别，食菜冯城，因以氏焉。秦灭魏，迁于湖阳，为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溃畔，鲂乃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以待所归。是时湖阳大姓虞都尉反城称兵，先与同县申屠季有仇，而杀其兄，谋灭季族。季亡归鲂，鲂将季欲还其营，道逢都尉从弟长卿来，欲执季。鲂叱长卿曰：我与季虽无素故，士穷相归，要当以死任之，卿为何言？遂与俱归。季谢曰：蒙恩得全，死无以为报，有牛马财物，愿悉献之。鲂作色曰：吾老亲弱弟皆在贼城中，今日相与，尚无所顾，何云财物乎？季惭不敢复言。鲂自是为县邑所敬信，故能据营自固。时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拥兵矫称者甚众，唯鲂自守，兼有方略。”
《后汉书·酷吏·李章传》：“光武即位，拜阳平令。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
《后汉书·赵熹传》：“更始即位，舞阴大姓李氏，拥城不下。”
就是大的地方势力集团，也是以宗族为核心的。隗嚣在河西的割据，就是一个豪族强宗联盟。《后汉书·隗嚣传》：“嚣既立，……遂立庙邑东，祀高祖、太宗、世宗，嚣等皆称臣，执事史奉璧而告。祝毕，……遂割而盟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将，十有六姓，允承天道，兴辅刘宗。如怀奸虑，明神殛之。高祖、文皇、武皇，俾坠厥命，厥宗受兵，族类灭之。”
拥众自守的豪族强宗，全宗族的人都是生死与共的。如果起事失败，全族人都要被杀。《后汉书·隗嚣传》：“季父崔，素豪侠，能得众。闻更始立而莽兵连败，于是乃与兄义及上都人杨广、冀人周宗谋出兵应汉，嚣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听。”这是隗嚣起事以前的事。隗嚣怕起事失败全宗族都要连坐被诛。全宗族被诛，在当时是常事。如《后汉书·李通传》：李通随光武起事，南阳“诛通兄弟门宗六十四人”。又同书《李忠传》：“王朗遣将攻信都，大姓马宠等开门内之，收太守宗广及忠母妻。……更始遣将攻破信都，忠家属得全。世祖因使忠还，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郸者，诛杀数百人。”
形势和命运，使宗族间关系更加密切。在王莽末年群雄割据的时代，各地割据的人物为了取得本地区内拥兵自守的家族强宗的支持，对他们已经存在的宗族关系，只有尊重。
东汉建立，社会安定下来，豪族强宗的势力也固定下来。社会上到处是豪族强宗。在这些豪族强宗内部，各家经济都是独立的，也就有贫有富。富庶的家族对于贫弱的家族虽然没有收养的责任和义务，但为了加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保持宗族间的团结，有财有势的家族就在和平时期也形成一种风气：他们要拿出钱财赡养贫穷的宗人。而能够倾家好施的，也就成为一种受尊重的品德了。《后汉书》里这种记载很多。如：
《宋弘传》：“建武二年，代王梁为大司空，封栒邑侯。所得租奉，分赡九族，家无资产，以清行致称。”
《韦彪传》：“彪清俭好施，录赐分与九族，家无余财。”
《宣秉传》：“（建武）四年，拜大司徒。所得禄俸，辄以收养亲族。其孤弱者，分与田地。自无担石之储。”
《郭伋传》：“（建武）二十二年，徵为太中大夫，赐宅一区及帷帐钱谷，以充其家。伋辄散与宗亲九族，无所遗余。”
《廉范传》：“在蜀数年，坐法免归乡里。范世在边，广田地，积财粟，悉以赈宗族朋友。”
在宗族关系更趋密切的发展中，依附性也在暗暗滋长。宗族间的关系，也和宾客一样，从西汉到东汉，关系的性质隐约中正在走向转化。战国西汉的宾客，与主人是敌体的，是自由关系，合则来，不合则去。东汉的宾客，和主人的关系慢慢增长着依附性（详后）。宗族中的关系也是如此，慢慢生长着依附关系。这也是很自然的。既然各家财产是独立的，政治社会地位有高低，自然会滋长不平等。战乱中依附性就更会滋长。
宗族关系的密切，依附性的滋长，也反映在政治的连带关系上。宗族荣辱与共。宗人，特别是宗族中的主要家族，如果犯了罪，全宗族都要受累，或死或废。
《后汉书·邓骘传》：“遂废西平侯广宗、叶侯广德、西华侯忠、阳安侯珍、都乡侯甫德，皆为庶人。骘以不与谋，但免特进，遣就国。宗族皆免官归故郡。”
《‘后汉书·寇恂传》：“恂曾孙荣，……桓帝时为侍中，……见害于权宠。……延熹中，遂陷以罪辟，与宗族免归故郡。”
《后汉书·傅俊传》：“颍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以县亭长迎军，拜为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灭之。”
《后汉书·窦宪传》：“收宪大将军印绶，……宪及笃、景、瓌皆遣就国。……宪、笃、景到国，皆迫令自杀。宗族宾客以宪为官者，皆免归本郡。”
他们不仅在社会上有势力，经济上是豪富，而且还独占政府的官位，中央大官一般出自豪族强宗，地方官出自地方的豪族强宗。而且慢慢的形成了一些世代为官的家族。西汉时，已多有世二千石的家族。
东汉时，世代为官的家族更为显著。
弘农杨家，安帝时杨震为司徒。桓帝时，子秉为太尉。兄弟子侄，布满朝廷。秉子赐灵帝时任司徒。子彪献帝时为司徒。“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后汉书·杨震传》）。
所谓袁氏，乃汝南袁家。章帝时，袁安为司徒。安孙汤，桓帝时为司空、司徒、太尉。汤子逢，献帝时为司空。逢弟隗，先逢为三公。安子敞，和帝时司空。自袁安到袁逢、隗，四世为三公者四人。灵帝时，“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于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为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它公族同”。（《后汉书·袁安传》）。
东汉世代为官的世家豪族，往往是可以追溯到西汉或更早时期的，他们的先人在西汉或者早巳经作官了。如：
《后汉书·韦彪传》：“扶风平陵人也。高祖贤，宣帝时为丞相；祖赏，哀帝时为大司马。”
《后汉书·窦融传》：“扶风平陵人也。七世祖广围，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融高祖父，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
《后汉书·马援传》：“扶风茂陵人也。其先赵奢为赵将，号曰马服君，子孙因为氏。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焉。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
《后汉书·鲁恭传》：“扶风平陵人也。其先出于鲁倾公，为楚所灭，迁于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间自鲁而徙。祖父匡，王莽时为羲和，有权数，号曰智囊。父某，建武初为武陵太守。”
《后汉书·廉范传》：“京兆杜陵人，赵将廉颇之后也。汉兴，以廉氏豪宗，自苦陉徙焉。世为边郡守。”
《后汉书·苏章传》：“扶风平陵人也。八世祖苏建，武帝时为右将军。祖父纯，字桓公，有高性，性强切而持毁誉，士友咸惮之，……三辅号为大人。”
《后汉书·法雄传》：“齐襄王法章之后。秦灭齐，子孙不敢称田氏，故以法为氏。宣帝时，徙三辅，世为二千石。”
东汉豪族强宗进入仕途，一般通过选举。豪族强宗垄断选举，使选举不能真正选拔人才。这情况西汉已经出现。《汉书·于定国传》，元帝以条诏责丞相于定国说：“二千石选举不实，是以在位多不任职。”东汉建立，豪族强宗的势力越发发展，更加操纵选举垄断仕途。明帝即位即下诏说：“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有司明奏罪名，亦正举者。”（《后汉书·明帝纪》）。诏书是明帝下的，讲的是光武时事。开国第一个皇帝，选举不实的情况已是如此了。明帝打击豪强不法是比较严厉的。但他对选举不实，却是毫无办法。章帝初年一个诏书说：“选举乖实，俗吏伤人。……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畎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同上）。
所谓“选举不实”，就是选举为豪族强宗所“垄断”。起于畎亩的贫民，在选举面前是无分的。选举由阀阅家族独占了。
这是东汉开国初期三位皇帝时的情况，已是如此。此后政治日趋腐败，豪族强宗垄断选举的情况就更严重了。
东汉世家豪族的一重要突出的特性是知识化，或更确切的说是儒化。此亦不自东汉始，西汉后期，儒家已渐渐在政治上进取。班固《汉书，儒林传》赞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藩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录之路然也。”
儒者依经术断事，就不是不学非儒之人所能及考。昭帝时即有下述一故事：
《汉书·隽不疑传》：“勃海人也。治《春秋》，为郡文学。进退必以礼，名闻州郡。……（暴）胜之遂表荐不疑，征诣公车，拜为青州刺史。……昭帝即位，……擢为京兆尹。……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繇是名称重于朝廷。”
元帝后儒术之盛，儒者多以儒学取大官位。例如：
《汉书·疏广传》：“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征为博士太中大夫。地节三年，立皇太子，选丙吉为太傅，广为少傅。数月，吉迁御史大夫，广徙为太傅。”
《汉书·薛广德传》：“沛郡相人也。以鲁《诗》教授楚国，龚胜、舍师焉。萧望之为御史大夫，除广德为属，……荐广德经行宜充本朝。为博士，论石渠，迁谏大夫，代贡禹为长信少府、御史大夫。”
《后汉书·乔玄传》：“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乔君子’。成帝时为大鸿胪。祖父基，广陵太守。父肃，东莱太守。”
东汉儒学世家更盛，儒学、世家、豪族强宗结合为一体。豪族强宗子弟读书成为儒学士族，儒学士族作官扩大家族财产成为豪族强宗。（参看余英时教授《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见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余著《中国知识阶层史论》第115页）。
光武是南阳豪族，光武就是读书人，儒家。《后汉书·光武帝纪上》：“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东观记》：“受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光武读过尚书，到过长安，他自己是个儒者。东汉开国功臣中，多为儒者，赵翼《甘二史札记》有《东汉功臣多近儒》条，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世风会不同也。”他举出邓禹、寇恂、冯异、贾复、耿况耿弇父子、祭遵、李忠、朱祐、郭涼、窦融、王霸、耿纯、刘隆、景丹为例。他指出“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这是历史事实，是对的。但他认为出现这种历史情况的原因是“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就有些问题。应该说，东汉初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西汉以来，儒学盛，豪族大家的子弟大都读书治学。这是一。其二是：东汉反莽集团，大别之有二，一是农民集团，如赤眉、绿林、铜马是，一是豪家大族集团，如光武、公孙述，隗嚣等是，而光武又为这一大集团中势力最大者。反莽胜利的是豪族大家中的光武集团而不是赤眉、绿林。“东汉功臣多近儒”，背景如此，原因也在此。这不是“一气所钟”，“嗜好相近”、“不期然而然者”所能解释的。这是历史演化使然。
西周春秋时期，文武一途，无论贵族和士都是身兼文武。孔子以六艺教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包括文武两方面的技能。学而优则仕，仕兼文武。孔子弟子就多能文能武。
战国时开始，文武有点分途而进了。孙膑、庞涓、白起、王翦、项燕，都是名将。苏秦、张仪，一些纵横家、策士都是些文臣。孟轲想作官，大约也只能作相，不能作将。西汉初年，创天下之际，布衣将相，说不上什么文武。文帝以后，文武似已分途，朝廷有一批文臣也有一批武将。班固在《汉书·赵充国传》后《赞曰》中说；“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山西出将的原因是：“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同上）。山东、山西将相之分，实以文武已分途为前提。故文武分途，大体可以战国始。但西汉郡守二千石，仍是职兼文武的。平时治民，战时领兵出征，虽有郡尉，乃太守之副职，非与太守分领文武的。郡守身兼文武，可能与郡之起源有关。春秋开始有县，战国开始有郡。郡多在边境，守边是主要职务，非如秦汉以郡统县。相传下来，郡守仍有武职，故沿称郡将。
东汉文武分途，更趋明显。当然，就是后世，身兼文武，文武全才，出将入相，仍是历代不乏其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