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兼并农民使农民破产，危害皇帝的统治基础，皇权就重农抑末，扶助农民抑制商人。商人之外，皇帝还打击豪强，因为社会上那些有势力的豪强对皇权也是不利的。

　　危害皇权的社会上有势力的豪强，秦和西汉时期有几种人，他们是：旧贵族、地方豪族、游侠，和官吏家族。皇帝打击这些豪强的手段和措施，有：迁徙、镇压。

　　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对于世家贵族的态度各不相同。大别之，六国基本上是维护的态度，秦国是打击的态度。东方六国，一方面推行郡县制加强国君的权力，一方面对世家贵族采取妥协的态度，仍然承认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和地位。孟子所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孟子·离娄上》）。可作东方六国世家贵族地位的说明。六国也有过变法，如吴起在楚，但多以失败告终。商鞅变法对秦国的世家贵族是很大的打击。如商鞅变法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

　　秦统一后，对豪强势力一般是打击的。楚国的项氏家族逃隐在吴，张耳、陈馀隐名埋姓为里门监。他们对秦是仇视的，反抗的。张良有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结客刺始皇。

　　秦始皇打击豪强的办法，是把关东豪族徙到关中去。始皇三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

　　但留在关东的似乎还有很多。陈涉、吴广一起兵，齐之诸田、楚之项、景，燕、赵、魏之强族都出来了。张耳、陈馀奉陈涉之命到了河北就号召说“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他所号召的就是六国旧贵族和士。像齐之田儋，还有奴隶可以谒杀，足证六国旧贵族在关东者势力还是很大的，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威胁皇权的势力。

　　刘邦取得天下后，娄敬对刘邦说：“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史记·娄敬列传》）。娄敬的话，反映汉初旧贵族家族势力的强大。没有齐楚旧贵族的起兵，大暴动可能就起不来。汉家虽已取得天下，关东六国旧贵族势力仍强大的使天子不得高枕而卧。娄敬向刘邦建议，把关东这些旧贵族中的豪富家族迁徙到关中去。他说：“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以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刘邦采纳了娄敬的建议，“使娄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同上）。

　　武帝对武断乡曲、欺压小民的豪族强宗，也是采取打击态度。和对待六国旧贵族一样，把他们迁徙到关中去。主父偃说：“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史记·主父偃列传》）。

　　为了分散豪族强宗的势力，武帝还限制豪族强宗的聚族而居。《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书云：“郑弘曾祖父本济国临淄人，官至蜀郡属国都尉。武帝时选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将三子移居山阴，因遂家焉。”

　　迁徙豪族强宗于关中的政策，武帝后一直在执行。徙豪强有两个标准，一是财产，一是政治地位。武帝时的财产标准是从三百万起。《汉书·武帝纪》：“元朔二年夏，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宣帝时，为一百万。《汉书·宣帝纪》：本始元年正月，“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徙平陵。”成帝时，改为五百万。《汉书·成帝纪》：鸿嘉二年夏，“徙郡国豪杰訾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政治地位是吏二千石以上的官。《汉书·宣帝纪》：“元康元年春，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杜陵。”

　　以家资中徙的，可以平当、郑崇为例：

　　《汉书·平当传》：“平当字子思，祖父以訾百万自下邑徙平陵。”

　　《汉书·郑崇传》：“郑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与汪家相嫁娶。祖父以訾徙平陵。”

　　以二千石中徙的，可以马援等家为例：

　　《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焉。”

　　《汉书·杜邺传》：“杜邺字子夏，本魏郡繁阳人也。祖父及父积功劳皆至郡守，武帝时徙茂陵。”

　　《后汉书·耿弇传》：“耿弇字伯昭，扶风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巨鹿徙焉。”

　　《后汉书·窦融传》：“窦融字周公，扶风平陵人也。融高祖父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

　　《后汉书·鲁恭传》：“鲁恭字仲康，扶风平陵人也。……世吏二千石，哀平间自鲁而徙。”

　　《汉书·何并传》；“何并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舆徙平陵。”

　　无论是以吏二千石的政治原因徙，或是以訾财过百万的经济原因徙，都是为了打击地方势力的发展。只要在地方上有势力，都要徙。原涉，祖父是武帝时人，就“以豪杰自阳翟徙茂陵。”（《汉书。游侠·原涉传》）。这从武帝徙郭解可以看的更清楚。如前所谓，徙豪富茂陵时，解家贫不中訾。但吏不敢不徙，卫将军又为言。武帝却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郭解是大游侠，当时社会上的流氓无产者头子。虽无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却有社会势力。

　　汉代游侠社会势力是很大的，这从剧孟的故事可以显示出来。吴楚之乱时，周亚夫领兵到了洛阳，看到当时的大游侠剧孟没有跟吴楚一块造反，大为高兴的说：“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史记·游侠列传·剧孟传》）。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司马迁语）。郭解家贫，地方官仍不敢不徙他。大将军卫青替他说话，英明的武帝却知道“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仍要徙他了。皇帝打击的是地方势力，訾财、官位不过是个标准，没有钱、没有官，只要有势，仍是中徙的。

　　西汉后期，迁徙关东豪强到关中去的目的除去强化皇权削弱地方外，还有一层就是解决东方土地兼并问题。成帝时陈汤建议徙民时说的很清楚，他上封事说：“初陵，京师之地，最为肥美，可立一县。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年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汤愿与妻子家属徙初陵，为天下先。”（《汉书·陈汤传》）。

　　对于一般豪强采取徙的政策，对于怙恶不悛的豪强，则施行残酷的镇压。景帝、武帝时的酷吏，打击、镇压的对象都是豪猾强宗。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景帝拜郅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瞷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余，郡中不拾遗。（《史记·酷吏·郅都列传》）。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景帝以宁成为中尉，宗室豪杰皆人人慌恐。（同上书卷《宁成传》）。武帝时，义纵为长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贵戚。迁为河内都尉，至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同上书卷《义纵传》）。王温舒为广平都尉，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广平道不拾遗。迁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流血十余里。（同上书卷《王温舒传》）。

　　宣帝时，又有一批地方官，以能打杀豪猾强族为能。赵广汉守京兆尹。昭帝死，新丰杜建为京兆掾，护作平陵土方。杜建素豪侠，宾客为奸利，广汉收案致法。宣帝立，广汉迁颍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广汉既至，数月，诛原褚首恶，郡中震栗。”（《汉书·赵广汉传》）。后广汉坐法当斩，长安“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或言生无益县官，愿代赵京兆死，使牧养小民。”（同上）。赵广汉杀的是豪猾强族，得益的是小民，所以小民数万人为他请愿。《赵广汉传》说：“广汉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强，小民得职，百姓追思，歌之至今。”尹翁归为东海太守。东海大豪郯许仲孙，为奸猾，乱吏治，郡中苦之。翁归弃仲孙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汉书·尹翁归传》）。最严酷的要算严延年。延年“为涿郡太守。时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毕野白等，由是废乱。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宾客敢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其乱如此。延年至，遗掾蠡吾赵绣按高氏，得其死罪。……即收送狱。夜入晨将至市，论杀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两高，穷竟其奸，诛杀各数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遗。三岁迁河南太守，赐黄金二十斤。豪强胁息，野无行盗，威震旁郡。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汉书·酷吏·严延年传》）

　　景帝、武帝、宣帝时期的酷吏打击的对象都是欺压人民武断乡曲的豪猾强宗而不是老百姓。社会安宁，路不拾遗，对人民有好处。这也就无怪有的酷吏因罪被处死刑，老百姓在他赴刑场的路上设香案酒肉为之送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