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时期，贵族、官吏以外的豪富民，包括富商、游侠和地方豪族强宗。商人是经济领域里最活跃的社会阶级。他们组织生产，运输生产品，集中商品，又散布商品。他们为社会上各阶级的成员服务，把他们需要的物品，送到他们手里。他们也为生产者服务，他们把生产者制造的或手里多余的产品收买了去，他们甚至组织生产者进行生产，还供给生产者必要工具和资金。
他们这样作并不是为了利人而是为了利己。他们需要买贱卖贵，从中得到更多的金钱。他们以各种手段从生产者买得产品，又以各种手段以高价卖给消费者，国王、皇帝也好，贵族官僚也好，农民也好，都不例外。靠着买贱卖贵，他们扩大手中的资本成为富人。
晁错上文帝书，曾谈到商人的活动，是对商人在社会经济方面所起的作用的一篇很好的观察和分桥。
晁错的观察很深刻，分析也很精当有见地。照晁错所见，农民一年四季劳动，生活困苦。农民的灾难，来自三方面：（1）是自然灾害。最经常的是水旱之灾。这是任何时候都免不了的。“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汉书·食货志上》），问题在灾害发生在什么时候。政治清明天下治的时代，预有储备，天灾之为害可小；政治腐败天下乱的时代，一有天灾可能引起大乱。对于农业，特别在古代，天灾之为害是不能低估的。（2）急政暴赋。这是来自人事，来自国家政府的租税的剥削。晁错称之为“治官府、给徭役，急政暴赋，赋敛不时。”（3）商人兼并。农民需要钱纳租赋，不得不出卖所有。因为需要急，商人故意压价不得不半价而卖。如果无物可卖，就不得不举债，举债到期还不上只好卖田宅卖儿女来还债。在农民的这三害中，晁错特别强调商人的兼并，他指出“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他没有说：天灾、赋敛，此“农人所以流亡者也”。农民流亡，是汉代四百年里的大问题。晁错把农民流亡的原因归之于商人兼并，这是晁错非常有见地的观察。
对于皇帝和贵族官吏，商人也是要取利的。商人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看到皇帝急需何种物品了，就以一倍的高价钱出卖。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这就是勾结官府，压榨人民。“以利相倾”，里面包含着多少人民被倾的血泪。
人民被“倾”，只有卖田宅卖子孙，最后流亡。皇帝、贵族官吏被“倾”就回过头来加深对农民的盘剥。在交换经济发展的社会里，站在后台阴影处剥削农民的仍是商人。此所以晁错的最后结论是“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而不是此官吏贵族所以兼并农民，农民所以流亡者也。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写了一些战国秦汉的商人代表人物，班固在《汉书·货殖列传》里又作了点补充。班固的《货殖列传》十分之九是抄的司马迁，但两者的精神面貌却是完全不同的。司马迁把商人看作兴利的阶级，是生气活泼有利于社会经济生产的阶级。天下物资，“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这是“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同上）。意思是：这是客观规律。他引《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他的结论是“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他把商人和农民、工人同等看待，都是物资生产、分配中所需，缺一不可。缺了商人，物资分配不到消费者手里，生产过程就不算完成。
班固则和司马迁完全相反。班固推崇先王之制，“小不得僭大，贱不得踰贵。”“四民不得杂处”，使他们“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他认为商业之兴起是先王之制被破坏的结果。“周室衰，礼法堕”，“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桓文之后，礼谊大坏”，“僭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裋褐不完，唅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饬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班固的态度是轻商贱商的。他写《货殖列传》，是为了“列其行事，以传世变”（以上引句皆见《汉书·货殖列传》）。把商业之起，作为坏事以教训后人。
《史记·货殖列传》，除写交换经济发展史外，还写了从春秋末年计然、范蠡起，直到司马迁生时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商人。
战国时期，他写了白圭、倚顿、乌氏倮和巴蜀寡妇清。
白圭，周人，约当魏文侯、李悝时，是战国初年的人。《史记》说他的才能在“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岁熟取谷，予以丝漆；蚕出取帛絮，与之食。”这是从长期经商经验中积累下来的经济思想。倚顿，“用盬盐起”，“邯郸郭从以铁冶成业”，两家皆“与王者埒富”。这是两个盐铁业大商人。西汉河东郡有安邑、猗氏等二十四县。安邑西南有盐池，有盐官、铁官。倚顿，由猗氏得名，靠这里的盐池起家，富至与王者等。郭从是冶铁商，邯郸到现在还是产铁的地方。郭从也和王者等富。乌氏，汉属安定郡，这里是畜牧地区。乌氏倮以汉族的布帛、丝织品和戎王、少数民族交易，富至用山谷量马牛。巴寡妇的起家靠丹穴。徐广说“涪陵出丹”。张守节说：“《括地志》云：寡妇清，台山俗名贞女的，在涪州永安县东北七十里。”如注家可靠，寡妇清起家在涪陵，地在今四川涪陵。倚顿和巴寡妇，都以富取得皇帝的尊重，有了政治地位。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对于寡妇清，“始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使他们“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司马迁感慨的说：他们能够如此，“岂非以富邪！”
对于西汉初年的商人，司马迁写了一下几个代表人物：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齐刁间、师氏、宣曲任氏、桥姚和无盐氏。
这些大商人里，蜀卓氏、程郑、宛孔氏和曹邴氏四家都是以铁冶为业的。蜀卓氏、程郑都在临邛。蜀卓氏，其先原是赵人，用铁冶富。秦破赵，迁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程郑，也是秦灭六国，从东方迁到临邛的。“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椎髻之民是少数民族，滇蜀之民也多是少数民族。宛孔氏，原是梁人。“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孔氏是铁冶商人，同时又购买土地，又到处经商。曹邴氏，起家以冶铁，富至巨万。曹邴氏，兼营高利贷。他放的债，“遍郡国”。习间齐人，齐国自古是产鱼盐的地方，刁间就是个大鱼盐商。他善于使用奴隶劳动，奴隶都愿为他卖力，起富数千万。师史是个行商又是坐商。他“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洛阳居中，可以东西南北的和齐秦楚赵交易，所谓“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师史氏致产七千万。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任氏还投资在农业和畜牧业，他的农业和畜牧业当然是商品生产，“富者数世”。大约从秦末汉初直到武帝、司马迁时代，任家还是豪富家族。桥姚是畜牧家，也是农业家。司马迁没有提到他的籍贯，大约他是关中北方边郡人，他的畜牧靠“塞之斥也”。桥姚富“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锺计”。他有粟，就一定有田产。无盐氏是靠放高利贷起家的。他起家时放债的对象是长安贵族列侯。“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齎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由此也知，吴楚七国乱前，无盐氏也至少是有千金的高利贷者了。
司马迁指出：“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此其章章尤异者。”诸田，当然是齐地迁徙来的齐国旧贵族。我们从关中富商大贾尽诸田，可以得到两种消息。（1）汉代的迁徙，只是使人们搬搬家，财产一般无损失，到了新地，仍可得到田宅（参看《汉书·陈汤传》）。富家仍是富家，这是靠交换经济的发展。由于交换发达，他们才可以把他们的不动产变为货币，土地、宅第都可变成钱携带而行。当然，迁徙一点损失不受是不可能的。（2）旧贵族可以变成商人。战国秦汉，是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在交换过程中，财富可以变形，可以易地，可以增殖，可以变小。人也可以变，旧贵族可以变成富商。
司马迁所称举的不过是战国秦汉时代商人中的代表人物，发家致富，势比封君者。作为一个阶级，汉代有钱有势的商人是非常众多的。司马迁就说：“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录。……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史记·货殖列传》）。武帝用杨可告缗打击商人，“乃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汉书·食货志下》）。这里所得的以亿计的财物，千万数的奴婢，百顷、数百顷的土地，都是郡国商人的财产。
西汉社会上有一种大土地所有者，家极富有，历史记载没有说到他们的起家原因，但极可能是靠货殖起家的。如南阳阴家：“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后，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封君”（《后汉书·阴识传》）。灶神形见，自然是荒唐不经，但富起来当是事实。
和阴子方同郡同时代稍后还有樊家。“樊宏，南阳湖阳人也，世祖之舅。……为乡里著姓。父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僮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勠力，财利岁倍，乃至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货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后汉书·樊宏传》）。
樊重靠农业又靠货殖起家，兼营池鱼牧畜。他一方面生产自己所需，作到有求必给，一方面作农产品的商品生产和经营。豪富之家的阴子方，和樊家可能是一个类型的，也是以商贾起家，把资金投到购买土地上，为大土地所有者。
在交换经济影响下，财产主人常常是变动无常的。司马迁已看到这一点，他说：“由是现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有田三百余顷的樊家，后来即为庾家所代替。《水经注·淯水》条：“樊氏陂，陂东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谓之凡亭陂。陂东有樊氏故宅。樊氏既灭，庾氏取其陂。故谚曰：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失业庾公昌。”富贵无常，贫贱不居，这是交换发展下的必然现象。
战国秦汉豪富民中还有一种称作游侠的。《史记》有《游侠列传》。在交换经济发展中，有些人失掉产业，游荡城市。四公子养士，养的就是这些人。他们重然诺，守信义，舍己为人，救人之急，成为社会上有势力的阶层。他们中也有有很多土地财产的，但财富并不是决定他们势力的主要因索。
司马迁对于民间游侠，很称赞。他认为“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游侠列传》）。司马迁羡慕推崇的是民间的侠者。“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同上）。
西汉初年，游侠之风仍很盛，有如战国年间。贵族公卿，竞养宾客。游侠有很大的社会势力。剧孟的故事，足以说明问题。《史记·游侠列传·剧孟传》说：“雒阳有剧孟。周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从周亚夫得剧孟如得一敌国一样的高兴，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便知他们无能为矣。可知剧孟的社会势力之大。
游侠社会势力之大，还可以朱家、郭解为例予以说明。
朱家，鲁人，与刘邦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土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驹车。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轭，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史记·游侠·朱家列传》）。
郭解，轵人。“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著于心发于桠毗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同上书传《郭解传》）。
朱家藏活豪杰之士以百数，其余不可胜数，关东人莫不延颈欲交。可见他的社会声望。郭解家贫，本不够徙关中的资格，官吏却因他势力强不敢不徙，卫青为他向皇帝求情，武帝却说：布衣而能使大将军说情，这不能说穷，决定徙。送行者送他的钱货在千万以上。这故事很说明郭解的势力。郭解是穷，但对于他来说，千万的家产是随手可得的。
西汉初年，社会上还有一种豪富家族，《史记》里称作豪猾或豪奸等。这是一些地方上的大族，一族往往数百家，横于乡里，不遵法度。如“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史记·酷吏·郅都传》）。
济南瞷氏，大约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豪族大宗，其社会地位不如齐之诸田、楚之景、屈、申，汉初徙关东豪族十万家于关中时尚不够格受徙的。但也是豪富家族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