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开始，城邑显著的增多起来。《左传》里建城的记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数目增加，规模也在扩大。但春秋时期的城还是比较小的。战国时代的城，就逐渐扩大了。战国赵奢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战国策·赵策》）。万家，家以五口人计，万家的城邑有人口五万。这在战国，是一般的城市，虽或不能“相望也”，总可说已相当多，相当普遍。
临淄是战国时代的大都市，有人口七万户。一户以五口计，有三十五万人。宜阳也是大城，东周君说；“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战国策·东周策》）。宜阳也应有二、三十万人口（每家出一——二兵士计）。
春秋以前的城，是贵族的居住点。春秋战国之际，交换经济兴起，城市同时成为商品货物积聚处，也是商人、手工业者的居住处。
汉代的城市规模，比战国又有发展。战国时临淄有七万户，汉代是十万户了。汉武帝时的主父偃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汉书·高五王传·齐厉王次昌传》）。文帝的儿子梁孝王都睢阳，“广睢阳城七十里”（《汉书·文三王·梁孝王传》）。师古曰：“晋太康地记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筑之。”方十三里，城周长五十二里。
秦汉时期，一般县城有五千户到三万户。《汉书·陈平传》：“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雒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余户。”
东汉时期，城市人口空前膨胀。王符说，洛阳城居住着十倍于农民的浮末业者，和十倍于浮末业的游手为巧者，而且说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即使我们不相信这个人口百分比数，但我们应该相信，东汉城市人口量是很大的。
一个城市，主要由官府，居民区，市组成。都城又有皇宫。《国语·齐语》记管仲对齐桓公说：“首先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市，春秋时期的城市已经出现，可能还要早。《左传》襄公三十年：“郑伯有死于羊肆。”杜预注说：“羊肆，市列。”《孟子·滕文公下》：“去关市之征”。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市。
汉代长安有九市。《三辅黄图·长安故城》条：”《汉旧仪》曰；长安城中，经纬各长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二顷，①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长安九市》条说：“《庙记》云，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市楼皆重屋。”九市之说大概是可信的，班固《西都赋》也有“九市开场，货别隧分。”李善注引《汉宫阙疏》也说：“长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
市之名称见于记载的有：
一、大市。《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高帝六年，“立大市”。
二、西市。《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惠帝六年，“立……西市”。《汉书·惠帝纪》，六年六月，“起长安西市”。
三、东市。《汉书·晁错传》：“错衣朝衣斩东市”。《史记·日者列传·司马季主传》：“卜于长安东市”。
长安以外各地城市，大约都有市，《史记》、《汉书》中多有关于市的记载。例如，《史记·淮阴侯列传》载：“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剑刀，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的下。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是淮阴有市。《黥布列传》，随何说踪黥布说：“言文而是邪，是大王所欲闻也，言之而非耶，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质淮南市。”是淮南有市。（参看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07—208页）
里有里门，市亦有市门。《史记·货殖列传》：“刺绣文不如倚市门。”里有门监。《汉书·张耳·陈余传》：“张耳、陈余乃变姓名俱之陈，为里门监。”《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郦生食其……家贫落魄无以为业，为里监门吏。”市门吏称卒。《汉书·梅福传》：“变姓名为吴市门卒。”里监门吏和市门卒，职业都是比较下贱的。《战国策·齐策》所谓“夫监门闾里，士之贱也。”因为贱所以张耳、陈余等人才能以为里监门隐身。
市是完全置于地方官的管辖之下的．汉代政府对于市设有官署来管理。《三辅黄图·长安九市》条说：“旗亭楼，在杜门大道南。又有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直市在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秦文公造。物无二价，故以直市为名。”汉代县级长官，万户以上大县称令，万户以下称长。大城市的市官，一般称长，长安则称令。上引《长安九市》条就说“有令署”。令署就是市令的官署。商人的货财、买卖、贸易等事都要受市令长的监督。长安市的市令长大约由三辅都尉兼，故称“三辅都尉掌之”。都尉是武官，掌治盗贼。以都尉兼市令长，是加强对市的管理的缘故。市令长以下的市官有市穑夫，有丞。《汉书·何武传》：“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责课。市穑夫求商捕辱显家。”《汉书·食货志下》：“（王莽）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从“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看，也许是王莽时新置，那么是否王莽前只有市穑夫就不能断定了。顾名思义，交易丞是掌管贸易的，钱府丞是主管货币的。既管物又管财，这就加强了政府对市的控制。
商人自有市籍。自商鞅变法以来，秦的政策是重农抑末的，商人受歧视。《汉书·晁错传》载：晁错上疏论秦时谪戍制说：“先发吏有谪及赘壻、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
在市区内营业的商人，要纳市租。上引《何武传》，何武的弟弟显就因为家有市籍，租常不入而为市穑夫所捕辱。大城市的市租收入是相当可观的。汉武帝时的主父偃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按《史记·货殖列传》，“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临淄的租入千金，等于一个封侯的收入了。
城市交换经济的繁荣，于买卖时居间中人收入之多可以证之。《汉书·景十三王传·赵敬肃王彭祖传》：“赵王擅权，使使即县为贾入榷会，入多于国租税，以故赵王家多金钱。”榷会的收入，抵得过一国的租税收入，这问题是值得重视的了。
市的开闭都要受政府的干预。曹魏文帝时有这样一个故事。“车驾南巡。未到宛，有诏百官不得干预郡县。及驾到，而宛令不解诏旨，闭市门。帝闻之，忿然曰：吾是寇耶？乃收宛令及太守杨俊”（《三国志·魏志·杨俊传》注引《魏略》）。
战国秦汉的市和商人，手工业者，大约没有自治组织或行会组织，至少在文献里没有看到。墨家的组织，有点是市民和下层手工业者组织的样子，但它是社会性的，不是职业性的，更不是行政性的组织。
战国秦汉的市，是在官府管理和控制下的。层层的交易丞、钱府丞、市穑夫、市令、长，都属于政府系统而为其一个分支。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战国秦汉的市，是牢牢的控制在政府之下的。在重农抑末政策指导下，有市籍的人的身分比农民要低。尽管在经济上，商人已兼并农民使农民穷困了。商人的商业活动，完全在政府官吏的控制、管理下进行。商人没有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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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汉志·郡国·长安》条下注引《汉旧仪》曰：“长安城方亦十三里，经纬各长十五里，十二城门，九百七十三顷。”与此处所引有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