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曲礼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意思是贵族有礼，庶人用刑。这是有了君子小人之分以后，君子（即贵族）的理论，也是他们的理想。礼，简单的说就是君子贵族应该遵循的生活常规。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礼，就是贵族君子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要遵守的法。

　　《礼记》就是古代贵族生活规范的总结。从日常生活细节、对人处世到卿大夫国君间的礼法都有规定，贵族们都必须遵守。贵族能遵守礼，政治就会安定，礼，就是贵族应遵守的法。

　　但这也只是理想，事实上是作不到的。西周春秋时代，我们看到无数的贵族在政治斗争中被杀害、处死、驱逐、降为皂隶。有的是他们不按礼行事；有的是他们虽然按礼行事别人却不以礼相待了。

　　刑是对待大夫以下的人民的。恩格斯曾指出刑狱是国家出现的一项标志。据文献记载，周初已有了刑罚和囚狱。《尚书·康诰》：“王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暋不畏死，罔弗憝。……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文王是周人的创业祖，作刑罚便被放在他身上。“有亡荒阅”，也是文王创作。犯罪是由于杀人越货，侵犯别人的私有财产，刑罚是要保护私有财产的。在曶鼎铭文中，我们已看到政治保护私有财产。匡带领众人偷了曶的十秭禾，曶到东宫那里告了他。东宫命令匡把人交出来，否则要受大惩罚。匡害了怕，用了臣和众去赔偿。

　　《周礼·小司寇》记有周代管刑罚的职官，金文中也有不少【108】刑罚和职司刑罚的官。如扬簋铭文中就有司寇。又如牧簋铭文所记，牧的职称是司士，是督察官，后来职务扩大，也管刑罚。周初的职官，往往一人管许多职务，这正是当时群僚人数少职务正在游移不定时期的正常现象。

　　《左传》中关于刑罚的记载就多起来。最重要的是在春秋中期，已有了刑书的公布了。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昔先生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二十九年：“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二十年前，晋国还反对郑子产铸刑书；二十年后，晋国也铸刑鼎著刑书了。郑国、晋国，都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尔。刑书，是法的萌芽。法的出现，说明国家已出现了。

　　周代人民有服兵役的义务。《诗经》中不少诗篇描绘出征人的心情和生活。如《魏风·陟岵》描写男子出役，思念父母。《秦风·无衣》：“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似乎人民出兵役，还要自备戈矛甲兵。《豳风·东山》，描写战士出征三年，回家的路上，想像家人和田园生活情况。这些诗篇都说明周代人民是服兵役的。而且服兵役是勉强的，痛苦的，有强制味道，是为王事服务的。这些诗篇所描写的具体时代，是很难考证的了。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这个时代，小家庭已是社会单位，氏族部落组织的影子已很少显现。这些出征的战士，都是小家族的成员，他思念的只是他的父母兄弟和妻子，系念他的也只有父母兄弟和妻子。看不见家族以上更大的血缘组织。估计它们都是东周春秋时代的产品。《东山》不会是西周初年的诗。诗里没有一点“千夫长、百夫长”氏族组织的味道。【109】

　　依《周礼》，国中和野的人都有服役的义务。《地官司徒·卿大夫》条：“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岁时入其书。”国中和野的人，都服兵役却又不平等。六尺、七尺，是用身材高矮代表年龄大小。七尺，年龄大些；六尺，年龄小些。国中的人，起役晚退役早；野人，起役早退役晚。免役的人，贵者是国中的贵者无问题，贤者以下是只指国中还是兼有野，不明确。可以肯定的是在免役特权方面，国中和野是不平等的。这符合国中和野居民、周人和殷人的不平等情况。周人是一等公民，殷人是二等公民；但都是公民，都有服兵役的权利和义务。

　　武王伐纣时，周尚无常备军，有事出征，氏族成员即是战士。《尚书·周书·牧誓》：“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庐、彭、濮人”，大约都是族兵。西周时期，至少中期以前仍是族兵，战士由氏族出，军队按族来组织。周灭商，成为各地各族各国的宗主国，新形势更要求首先加强周人自己的战斗力，保持族兵这一核心力量。班簋：“惟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屏王位，作四方望，秉繁蜀巢，令易鋚勒，咸。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土驭□人伐东国▲戎，咸。王令吴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令曰：“以乃族从父征，出城，卫父身。三年静东国，亡不咸[辠攵]天畏，否俾屯陟。”又如明公簋：“惟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毛公鼎：“命女◆■公族[雨于]参有▼，小于师氏虎臣[雨于]朕◎事，以乃族干吾王身。”兵，都是族兵，以族为单位的。

　　周族在东方各地定居以后，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逐渐和地缘结合起来。这在前面已谈过了。

　　《周礼》的兵役，是和地方组织相应的。据《地官司徒·小司徒》条，“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110】两为族，五族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和地方组织是完全相当的。

　　依《周礼》，兵役已不是按族由氏族部落征发，而是按地域征发。这是兵役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但周人何时完成这一变化，似已难考。我们是否可以粗略的假定，这个变化大约在西周末和春秋时期。从周代历史发展的总形势看，这个假定大概是可以的。

　　据《国语·齐语》一书所载，管仲相齐桓公时曾对地方行政组织有所调整或改变。“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乡，是地区；把国分为二十一乡，就是分为二十一个区域。管子制国为二十一乡，是齐国由族到地的开始，还是地的内部调整不得而知。《齐语》的这条记载，说明至迟到春秋前期齐桓公时候齐国的兵已是按地区征发了。

　　周代有无常备兵？何时有常备兵？这也是一个难以确切回答的问题。但也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按照恩格斯的理解，有无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武装，是氏族部落到国家转变和国家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

　　金文中关于周初军队的记载，有殷八师、六师、扬八师、西六师等名称。殷八师是由成周殷人组成的，扬八师也许是南淮夷编成的军队（许倬云教授《西周史》第211页）。六师、西六师，大概是周人组成的军队。《诗经》中有些诗篇常常提到周王六师。《大雅·常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大雅·域樸》：“周王于迈，六师及之。”但八师、六师是否常备军，还很难断言。

　　《周礼》有天子六军，诸侯国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记载，如《夏官大司马·叙官》条：“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111】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有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如前所述，金文和《诗经》中所见，周军队的最高编制是师，没有见过比师高一级的军。东周春秋时期，才出现军的记载，《周礼》所载，大约是东周春秋时代的事。据《左传》所载，曲沃伯初为晋侯时有一军（庄公十六年），晋献公时有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闵公元年），晋文公称霸，始建三军（僖公二十八年）。后来曾作五军、六军。鲁国原有二军，后来作三军（襄公十一年、昭公五年）。未见天子六军。东周春秋，周室衰弱，已没有力量作六军了。

　　服兵役有期限，始见于《左传》。庄公八年，“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瓜时而往及瓜而代，时间是一年，这一年是戍期，大约也就是士卒服役的期限，即一年。

　　服兵役有限期，这是很重要的。这说明常备兵的存在。这一条所记，是春秋早期的事。它说明春秋早期各国已有常备兵，但它不说明常备兵何时开始。自然，它的出现可能是逐渐的，从发展中产生的。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看待周代兵制：西周时期以族兵为主，军队编制自然也以族为单位，领兵的都是氏族长，称作千夫长、百夫长。一直到春秋时期，还有族兵，我们在前面《阶级分化和演变》一章里已讲过春秋时期贵族的族兵。在周人“散诸部落，分土定居”的过程中，血缘关系逐渐为地缘关系所代替，族兵也逐渐为“地兵”所代替。随着国君权力的扩大，属于国君的常备兵也是逐渐出现的。西周初年的殷八师、王师六师，也可能已是常备军，春秋时期的周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都有可能已是常备军。春秋时期，有服兵役的期限，到期有新兵来代替。兵可以更换，军队则常存，可见常备兵已存在。从兵制也可说明西周春秋时期是由部落到国家的转化时期。【112】

　　赋税方面，周入行的是彻法，是什一之税。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但彻的性质，恐怕也有个发展过程。《诗·大雅·公刘》篇描写公刘迁到豳地之后，遂“度其隰原，彻田为粮”。郑玄解释为：“度其隰与原田之多少，彻之使出税以为国用。什一而税谓之彻。”公刘时代，周人还在氏族部落阶段，还未进入国家阶段，这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因之，这时的彻决不是“出税以为国”。公刘时代的彻，是整治土地。西周春秋时代的彻，于整治土地外，已是税收。《论语·颜渊篇》：“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哀公说“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说明他是知道彻是什一的。什一之税的彻法，大约是西周以来的常规。到了东周春秋，就有了变化了。

　　据《左传》所载，春秋后期国家赋税不断有变化：

　　宣公十五年，鲁国“初税亩”。

　　成公元年，鲁国“作丘甲”。

　　昭公四年，郑国“作丘赋”。

　　哀公十二年，鲁国“用田赋”。

　　从上引哀公的话里，可以知道：在变化中赋税是越来越重。但这种重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战国秦汉就出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了。生产提高，才使什二、什五成为可能。不能简单的理解租税一提高，人民就受不了了。

　　西周春秋的人民，对国家有徭役负担。《左传》记录下来不少人民服役的事例。僖公十九年：“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室。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襄公三十年，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有与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113】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师旷曰：……七十三年矣。……赵孟问其县大夫，则其属也。召之而谢过焉。……遂仕之，使助与政，辞以老，与之田使为君复陶，以为绛县师。”这两个例证，都说明春秋时期民有役的负担。顺便也说一句，春秋时代的民是自由民不是奴隶。七十三岁的绛县人，由于没有儿子只得自己来服役。但赵孟要向他谢过，使之作官。能作官的民，不能是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