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这本书，50年代就想写了。当时也写了一两篇这方面的文章。因为和史学界有影响的大家们意见相左，自己也不敢自信，迟迟未写。自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自然全无写作的可能了。
文化大革命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才又跃跃欲试。1987—1988年，在美国华盛顿（州）大学作访问教授，在西雅图住了一年，生活比较安静，时间比较集中，开始写作。回国后又将一年，才算脱稿了。
解放后，先后有两大学派执中国史坛牛耳。文化大革命前是范文澜学派，文化大革命后是郭沫若学派。这其间，亚细亚型东方社会的土地国有制论也很有势力，很有几位大家心执此说。
范郭两家，当然都是学力深厚的。但见仁见智不同，两家也都有使人不满意处。范文澜教授以西周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使人觉得不免早了些。夏商一半以上在传说时期，后半刚有文字，这样一个古代社会或奴隶社会，未免太原始了，不像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理论中所讲的古代社会或奴隶社会那么逐步繁荣。如果说希腊、罗马帝国是欧洲的古代社会的话，夏商的社会阶段是没法和希腊、罗马比的。而且战国秦汉城市交换经济的繁荣，奴隶制的发达，魏晋南北朝自然经济的盛行，以及汉魏之际【1】自由平民、奴隶向依附民的转化等，正是古代社会和由古代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正常显著现象，把这些都说成是封建地主经济内部的变化，是既勉强又不能服人的。郭沫若先生以战国时期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起点，更有许多问题难以解释。封建社会由城市经济兴起、商业交换繁荣、奴隶制发达开始，也是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理论不合的。
在我看来，范、郭两家最大的弱点是：他们一方面说中国历史发展有中国的特点，不能削足适履生搬硬套，使中国史的模式适合欧洲模式，另一方面却又用马克思从欧洲历史发展中概括出来的历史发展顺序和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各个阶段的出现和发展。因此不难看出：他们解释中国原始社会的解体和国家的出现是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理论不合的，他们对古代社会的发展、解体的解释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理论是不合的，他们对封建社会的出现的解释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理论也是不合的。
亚细亚型东方社会说认为中国社会是立于社会发展顺序之外的亚细亚型社会，农业手工业结合一起，个体小农经济数千年不变，土地国有，农民为国家服役、为国家所有。在中国有些学者则特别强调土地国有，说中国没有土地私有制。
这派学说不能使人满意处是：他们强调了国家而忽略了社会。就从战国说起，社会上就出现了军功贵族、豪富家族，出现了一面依靠豪强大家一面有独立人格的宾客，出现了庞大的奴隶群和自由平民。不能不承认，由豪富家族、宾客、自由平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佃农和奴隶组织起来的社会、才是战国秦汉的社会主体，秦汉的国家和皇权不过是在这个主体社会的上面盖上一层权力网，国有土地不过是在这个主体社会之外附加上一块，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生产方式，所谓假给贫民，不过是私有土地租佃形式的翻版。我们看的清楚，国家、皇权、国家经济是随【2】着私家主体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的。举例以明之，战国秦汉的社会是沿着城市商业交换经济发展、土地兼并、农民破产流亡卖为奴隶这条线发展的，这是私家经济、私家社会而不是国家经济、皇权经济。又如东汉魏晋时期，自由民和奴隶的依附化、城市经济的衰落、自然经济的盛行，这是私家主体社会的变化，国家经济只是跟着走。显然，中国社会也是一个阶段跟着一个阶段向前演进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特点，皇权就是一个特点，但中国社会不是千年不变的社会。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道路是有共性的，没有共性历史科学就难乎成为科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认识，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分歧。原因就在一些中国史学家过多的强调了中国历史的个性、特殊性，而忽略了人类历史的共性。
共性来自个性。历史研究应深入探讨分析各民族历史发展中的个性、特殊性。个性、特殊性认识越透，共性的认识越坚实。
因此，我认为要把中国史弄清楚，使我们的认识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首先第一个重要的是把共性和个性两者的关系在思想里摆正确。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大体上都是沿着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顺序向前发展的。特别是人口多、地域大、历史长而又没有中断象中国，和欧洲一样是历史发展的典型，各种历史因素都得到充分发展。
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一方面要让史料说话，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也要避免夸大特殊性；一方面要尊重共性，也要注意不要公式化，削足适履，生搬硬套，把中国史讲成非中国史。
没有一部历史著作或历史记事不是在作者主观思想指导下写出来的，也可以说没有一部历史著作或历史记事不是在作者的偏见指导下写出来的。人所能认识的只是相对真理，随着人类的开化和科学进步，人所认识的相对真理会一步步地接近绝对真理，【3】但永远不会达到绝对真理。因此，人的认识总是有偏见的，史学家的历史著作，也总会是有偏见的。但史学家的世界观、认识论越进步，他所认识的相对真理就越一步步接近真理。史学家思想越进步，越高明，他的著作就越会反映历史真实，越少主观偏见。史学家应当认识并承认自己的著作是有偏见的，但应努力学习改进认识客观的能力，减少偏见，使自己的著作符合客观真实，接近真理。
我对中国古代社会所能认识到的是：
西周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由部落到国家的转化时期，是早期国家出现的时期。商周两族的关系，是通过征服而建立起来的不平等部落联盟和以此不平等部落联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早期国家。被周人征服的商族和其他族，不是奴隶，也不是农奴，他们是井田制下身分低一级的劳动者。用现在的话说，周族人是一等“公民”，他们是二等“公民”。
春秋战国社会的变化，起自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以农业为基础，出现商业交换。交换的发展，引出货币、城市的兴起，阶级、贫富的分化，出现商人和知识阶层。传统的旧世袭贵族不理解新事物，不能应付新形势、新局面、新世界，而日趋衰落。交换的发展，使人思想活跃，商人和士人阶层有知识有能力理解新事物、新形势，有知识有能力应付新事物、新形势。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政治舞台。知识活跃，出现百家争鸣局面。
交换的发展，产生了地区间在生产和生活上依存关系，产生大一统思想，产生统一要求。统一国家在此基础上出现。
交换促使经济繁荣，也促使社会分裂，阶级分化，贫富分化，矛盾增长，促使小农经济衰落、破产，土地兼并集中，卖儿卖女卖自身。货币问题、土地问题、奴隶问题成为西汉一代显著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汉末魏晋，自由平民逃亡、投靠，奴隶解放，依附关系发展【4】起来。自由平民和奴隶的依附化，依附民、农奴成为魏晋南北朝的主要劳动人民。一个士庶天隔、身分等级复杂的中国典型的封建社会出现。
从形式上看，欧洲历史发展比较大张大合，转变时期变化比较彻底，社会阶段分合比较鲜明，民主比较发展。中国历史发展比较缓慢，转变不彻底，旧的遗留多、时间长，社会阶段分野不鲜明，集权比较发展。
这种不同，来自对原始社会的不同继承。原始社会末期，社会上存在着三种权，氏族成员权、氏族贵族权、酋长权。欧洲历史继承氏族成员、氏族贵族民主权多，中国历史继承酋长权多。中国型历史发展下来，酋长权演化为君权、王权、皇权，出现中央集权、统一、专制，国家（皇权）占有广大土地，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多。中国历史特殊性比较显著之处，都来自这里。
这部书，原来想写四部分：
壹、由部落到国家
贰、古代社会
叁、古代到中世纪
肆、附论——各家古史分期说评介
一、西周封建说
二、春秋战国分期说
三、亚细亚型土地国有说
四、社会发展道路的同与异
原来的想法是：力矫过去有一时期以论代史之弊，先叙述历史事实，让史科说话，然后再结合史实探讨一些历史理论问题，从而对各家学说提点意见，再申述一下自己的看法。先讲事实，再说理论。现在想：这本书提出的也不过是自己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也只是姑备一说而已。对别人的思想体系理解的不一定准确，这最后一部分，就取消了。【5】
这本书是由罗氏基金会（TheHenryLuceFoundation）的资助和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国际研究院（TkeHenfyM·JacksonSchoolofInternationalStudies）中国研究所（ChinaProgram）提供安静的研究条件写成的，谨向他们两家致以诚恳的谢意。还要感谢该所所长尼古拉司·拉迪教授（ProfessornicholasLardy）、杜敬轲教授（PofessorJackL·Dull）和孔为廉博士（DR·WilliamCrowell）。杜敬轲教授看过我一部分稿子，提了宝贵意见，孔为廉博士正把本书译为英文。
198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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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c_wbh按：
【】内数字为原书页码。为引用方便，故一并输入。下同不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