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张约斋曾把春夏秋冬四季中的每一季，划分为孟、仲、季三个月。即正月孟春，二月仲春，三月季春。四月孟夏，五月仲夏，六月季夏。七月孟秋，八月仲秋，九月季秋。十月孟冬，十一月仲冬，十二月季冬。
在张约斋笔下，每个月都有节日、有活动，如果说正月岁时更新，是节日活动之高峰，还情有可原，可那平平常常的四月孟夏，却也是活动不断，好像每天都在节日之中——
初八日亦庵早斋随诣南湖放生食糕糜
芳草亭斗草芙蓉池赏新荷
蕊珠洞赏荼满霜亭观橘花
玉照堂尝青梅艳香馆赏长春花
安闲堂观紫笑群仙绘幅楼前观玫瑰
诗禅堂观盘子山丹餐霞轩赏樱桃
南湖观杂花欧渚亭观五色罂粟花
在史家以往的研究中，一向认为城市的一般市民是无法享受游玩之乐的，只有那些达官贵人才有资格享受节日乐趣，实际出入很大。在宋代城市，最普通的市民都有机会和条件，充分地沐浴在岁时节日的欢乐之中。这是因为宋代的城市，旅游和娱乐的功能愈益显著。在南宋驿路上的白塔桥商店里，就专门出售一种称为“地经”，类似今日导游图性质的《朝京里程图》。这个《里程图》，以京都临安为中心，把南宋所属地区通向临安的道路和里程，以及可以歇脚的凉亭、旅店的位置，标得非常清楚。所以，有人在桥壁题诗说：“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南宋印刷出版了导游图，说明临安可游玩处很多。如果将当时描写这方面城市风貌的文字综合起来看，那是再清楚不过了：
百亭千树，林间水滨；花迎野望，烟禁春深；景多妍丽，俗重登临；潺潺鸿沟，涣涣洧水；帷幕蔽野，轩盖成阴；暮而忘归，乐不绝音；高显宏丽，百美所具；移市景日，倾城赏心；四方异花，于是乎见；百啭好鸟，于是乎闻……
倘若仅仅是在盛夏时分到柳树成荫、榆树成林的汴堤上去游览一番，就会获得无限乐趣了，更不要说是到城内香花如绣、莺啼芳树的园林去。广大市民已经善于利用城市优越的游览玩乐条件，在岁时节日展开自己的赏心乐事之举——
如宋代城市中较为普遍的春天赏花活动。以洛阳牡丹为例，一到花开时节，洛阳城中无论贵贱都插花，就是挑负担者也是这样。花开时，市民便来游赏，甚至在古寺废宅处为市，并张幄幕，笙歌之声相闻。最盛的像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一直到牡丹花谢才算结束。
像能开千叶黄花的姚黄牡丹，全城市民必倾城往观，乡下老百姓也扶老携幼，有的不远千里赶来观看这种花开盛景。这样风气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传遍了整个宋代的城市。像号称“小西京”的四川天彭，也是一到牡丹开时，自太守而下，都往花盛处张饮，帘幕车马，歌吹相属，最盛的时节就是清明、寒食之际。
这种以春序正中、百花齐放之时最堪游赏的观念，已成为宋代市民的共识。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人们积极推动着各种时序性节日向着更耐欣赏、更加好玩的方向变化发展。“打春”即是这种时序性节日的范例——
自北宋开国以来，每年正月初六日，“立春”来临的时候，都要由太史局造一只土牛，放在迎春殿。待这一天到来，由太常寺备乐，将这只土牛迎出殿堂，然后鞭牛，举行俗称为“打春”的仪式。
用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早在周秦时代就开始了，历代相传成习。发展到了宋代，土牛仪式又有了“重文”的迹象。如土牛本不着色，任土所宜；可是宋代所造的土牛，或赤或青，或黄或黑，“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以岁干色为头，支色为身，纳音色为腹。立春日干色为角、耳、尾，支色为胫，纳音色为蹄”。所以苏东坡用“衣被丹青”的句子来形容土牛。
至于立在土牛旁专司策牛之职的土偶人，即通常所说的“勾芒神”及其服饰，甚至土牛的笼头、缰索皆有规度，不容乱造。从策牛人服饰看，头履鞭策，可随时候之宜，用红紫头须之类，不像他站的位置那样严格。策牛人的位置，则必须是：春在岁前，策牛人则在牛后；若春在岁后，则策牛人在牛前；春与岁齐，则土牛与策牛人并立。假如立春在腊月，则是春在岁前，即策牛人在牛后；立春在正月内，则是春在岁后，即策牛人在牛前。
就天文历法而言，“寅辰午申戌子为阳”，“卯巳未酉亥丑为阴”。那么阳岁，策牛人居左；阴岁，策牛人居右。土牛的缰索须长达七尺二寸，象征着七十二节候。土牛的鼻中用桑柘木做成的环，名曰“拘”，以每年正月中“官色”为准。
如此丰富的色彩，如此繁琐的规矩，土牛做成，其结果必然是观者如堵。在远离东京的四川成都，还未到立春时节，由于县吏将土牛、策牛人放置府门外，便呈现出观者颇众的场景。
每逢此时，常有当朝大手笔写出《立春祭土牛祝文》之类的文章，表达诸如“土牛示候，稼穑将兴，敢徼福于有神。庶保民于卒岁，无作水旱，以登麦禾”等等吉祥之意。也有著名文士赋诗，较为形象地刻画出了鞭春的氛围。神宗时代的龙图阁直学士韩维在题为《立春观杖牛》的诗中这样写道：
清霜凉初曙，高门肃无哗。
行树迎初日，微风迎高牙。
慈辰亦何辰，见此气候嘉。
有司谨春事，象牛告田家。
微和被广陌，缨弁扬蕤葩。
代鼓众乐兴，剡剡彩杖加。
盛仪适云已，观者何纷拿。
因思古圣人，时儆在不差。
礼实久已废，所重存其华。
晋非鲁观宾，胡为亦咨嗟!
正像韩维诗所描绘的那样，官吏们手挥鞭杖，在鼓乐的伴奏下，抽打土牛，揭开了“立春”的序幕。按《礼记·月令》篇记载，当时出“土牛”但不用杖打，可是到了宋代却有了“打牛”的仪式。
宋代以前，出土牛放置几日乃至七日才除掉，可是，宋代却是打完立即除掉。更为有趣的是，当“鞭春”完毕，市民蜂拥而上，分裂这条土牛，人们前挤后推，互相攘夺，以至有人在争抢中毁伤了自己的身体。市民之所以年年在立春时演出这样的一幕，就是因为宋代有一种习惯的说法：得土牛肉者，其家宜蚕、宜田，又可治病，兼避瘟疫。如《宣和宫词》写道：“春日循常击土牛，香泥分去竟珍收。三农以此占丰瘠，应是宫娥暗有求。”看来，皇宫内苑也未超脱这一活活泼泼的民间“打春”的风情……
在宋代城市中较多的还有一种宗教性岁时节日，从上至下都是非常热衷的。如宋政府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六月特下《六月六日赐休假诏》，颁布全国：“在京百司及诸路，并赐休息一日。”这就从时间上保证市民可以在六月六日崔府君的生日里欢乐一番。其实崔府君只不过是一主幽冥的神灵，他的生日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宗教性岁时节日，但也使整个社会十分重视。
与崔府君生日相提并论的是六月二十四日“灌口二郎”即俗称“二郎神”的生日，史书说此日“最为繁盛”。政和七(1117)，徽宗还曾专为修二郎神庙宇下过一道诏书，自春及夏，市民们都去背土献役。更早一些时候，在四川的益州，一百多名恶少年，还要造二郎神像，为他们的造乱壮声势。
不管什么样的市民，出于何种目的，都对二郎神顶礼膜拜。这不单纯因为他是自秦代就传下来的神，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宋代市民继承了自唐代以来的将二郎神用“戎装，被金甲，珠帽，锦绣，执弓，挟矢”予以美化的传统，经过不断反复的繁衍变化，二郎神被塑造成这样的形象：
头裹金花幞头，身穿赭衣绣袍，腰系蓝田玉带，足蹬飞凤乌靴，龙眉凤眼，皓齿鲜唇，手执弹弓，丰神俊雅。
由于二郎神在市民心目中是这样一位翩翩美少年的形象，故有不法之徒，打扮成他的模样，到太尉府中勾引内宫遣回的韩夫人。韩夫人被假二郎神的丰采迷惑，竟与其勾搭成奸。这个故事倒是反映出了二郎神在宋代城市生活中影响之大之深。《勘皮靴单证二郎神》这篇宋代话本中所描写的韩夫人，一看到二郎神像竟情不自禁：“目眩心摇，不觉口里悠悠扬扬，漏出一句俏语低声的话来：‘若是氏儿前程远大，只愿将来嫁得一个丈夫，恰似尊神模样一般，也足称生平之愿。’”一尊土木形骸，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就是因为二郎神已由须仰视才见的神的地位变至活生生的亲切可触的市民化的理想人物位置上了。这一特点在其他宗教性岁时节日上体现得也很充分。如每年除夕的驱鬼游行——
《吕氏春秋·季冬纪》有除夕前一日，“击鼓驱疫疠之鬼，谓之逐除，亦曰傩”的记录。商周至战国时期，上自天子，下至百姓，在腊月及其他时间，都有一系列傩仪，以便驱疫。汉代以后集中在腊八或除夕举行。
《后汉书·礼仪志》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百二十子为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
宋代以前除夕夜驱傩样式大致如是，除唐代驱傩又称为“打野狐”，傩仪有些微变化，如方相氏由一位增至四位，“子”扩充到了500人外，其余均如《后汉书》中所述。
到了宋代，除夕驱傩为之一变，最显著的变化是方相氏、十二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门神、将军、判官、钟馗、小妹、六丁、六甲、五方鬼使、神兵、土地、灶君、神尉之类，多达千余人。他们从宫内鼓吹走出，吵吵闹闹，游行至城外，“埋祟”去……
比较而言，除夕驱傩这一宗教性岁时节日，变化到宋代，是更贴近市民生活了，娱乐成份更强了，宗教祭祀性相对减弱了。这可以方相氏、十二兽来说：
方相氏，是古代逐疫的神，送丧时也用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开路神、险道(先导)神。方相氏的最早起源是黄帝元妃嫘祖死在道上，令次妃嫫母监护于道，因此嫫母为方相氏。嫫母面貌丑陋，便成为逐疫驱鬼的神。
从后世门神像依然可见宋门神模样
十二兽，又通称为十二神，其形象有的为虎首人身，衔蛇操蛇，四蹄长肘；有的有翼能飞，似牛狸尾，尾长曳地，其声如狗，狗头人形，钩爪锯牙……或称穷奇，或称强良，形象丑恶无比，令人作呕害怕。门神等为市民所乐见的形象，代替了方相氏、十二兽，成为驱傩队伍的代表，这是因为市民将宗教性的岁时节日当成了一桩赏心乐事来对待——
据史载，汉代就有门神，从出土汉墓中的壁画和石刻线画中可见。唐代则有寺庙药叉天王之形象，可为门神雏型。至宋代，河北定县静志寺真身舍利塔的塔基内门侧壁画中也出现了门神形象：
东侧画头戴金盔，身披铠甲，全身戎装，手持利剑、宝塔的天王；西侧画的天王，右手执剑，左手舒掌当胸，足下踏有药叉。此图绘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可谓后来秦琼、尉迟恭门神图形之范本。
这个壁画中的形象与太平兴国五年(980)雕版印刷的《大隋求陀罗尼曼陀罗图》中所绘的天王形象吻合，也与宋代《大字妙法莲华经卷首图》、《妙法莲华经卷首图》中的天王形象相像。他们都应被视作门神的一种。《武林旧事》中已有朝天门外竞售“诸般大小门神”的记载，表明当时门神样式已有很多。而且据《繁胜录》可知，有的大门神竟与成人高低相等，这是门神形象愈益迈向平常人间的脚步声的回响……
李嵩《岁朝吉庆图》也表明了这一趋向，图中表现了宋代春节期间市民共饮屠苏酒、主客相拜祝贺和下马投刺等活动，而门楼所贴武门神，院内屋门粘贴的文官像，均与日常生活中的武将文臣无异。这使人想起苏轼借门神之口自嘲的一句话来：“吾辈不肖，傍人门户，何暇争闲气耶。”宋代门神已没有什么神圣之处了，更多的是大众化和观赏性，以其贴近日常生活的形象去驱傩，自然是无拘无束，开怀大畅了……
在驱傩队伍中，颇具观赏性的还有钟馗、小妹之形象。在宋代以前，钟馗多以用指挖鬼眼睛、挟鬼、吃鬼等使人恐怖的模样传播于世。宋代，则将钟馗形象愈益生活化。如在戏剧中，钟馗已是假面长髯，裹绿袍，旁一人用小锣相招，和舞步，作“舞伴”。戏剧中还相继出现了“钟馗嫁妹”等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新内容。
有关除夕驱傩的记载中虽未明言钟馗、小妹是怎样表演的，但从目前藏美国华盛顿费利尔博物馆、宋末龚开所画的描绘钟馗和小妹乘坐舆轿出游的热闹场面的《中山出游图》，可以领略到宋代城市除夕驱傩这一宗教性岁时节日已世俗化了的景象——
钟馗已不再是那种狰狞厉鬼模样，而是像一位胖墩墩的老官吏，端坐舆上，袖手回眸，悠然自得，只是两只巨眼圆睁，鼻孔硕大朝天，仍显露出神威凛凛。小妹及其侍女，则均以墨当作胭脂涂抹面颊，出人意表，妙趣横生。但诙谐之中亦见端庄，只见小妹长裙曳地，高髻朝天，少女老妇，簇拥随后，俨然贵人模样。
二十余个奔走趋行的小鬼，大小胖瘦，高矮不齐，黑白分明，各具神态；或光头，或戴帽，或侧首回顾，或仰面昂首；有架舆的，有肩壶的，有扛宝剑的，有挑行装的，有挎包裹的，有背葫芦罐的。他们多为赤背裸体，与小妹、侍女的丽服靓装互相映照。
在驱傩队伍中，还出现了与市民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的品级最低的神祇“土地”。宋代有一幅佚名所作《大傩图》，有专家认为这是迎春社火舞队而非驱傩队，其实，驱傩本身就是政府组织的社火舞队形式。笔者倒是觉得，这一《大傩图》更确切地说，应是表现土地神，也就是俗称的“土地老儿”驱傩时的情景：
图中12个人，除一手执响板伴奏者稍为年轻一点，其余均为庄家村老面目。他们所着服饰，所执道具，无一不和土地收成、水产食物有关，有的戴竹笠，有的顶畚箕，有的戴粮斗，有的顶牛角，有的将水瓢、炊帚悬挂腰间，有的用鳖壳装饰膝盖，有的手擎一裂开露出籽实的长瓜，有的袍脚绘满嬉水的龟、蛙、蝌蝌。
12位土地老儿，9人头簪雪蛾、蝴蝶、雀翎、松枝、柳叶、梅花，真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只见他们疯疯颠颠，张张狂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呈游龙摆尾之势，驱傩而行。这使我们想到整个驱傩的千人队伍——
他们也都是经过一番化装，戴着面具，穿着绣画杂色衣装，手执金枪、银戟、画木刀剑、五色龙凤旗帜，颇具观赏性。而且驱傩活动，已渗透进了更多的歌舞、百戏、杂剧等艺术样式的因子，娱乐的成份得到了大大的加强。这就使土地、钟馗、小妹、门神等等，这些形象的活泼性和伎艺性更加突出，他们已不再是专司镇妖辟邪的神，而是食人间烟火，有血有肉、有情致有性灵的神，他们更接近于现实中的市民，更符合市民的理想和愿望，这就使驱傩这一宗教性的岁时节日更富赏心乐事的意味。
当我们将目光从宗教性岁时节日再转向宋代城市另一种较频繁的节日——政治性节日时，就会发现这类节日也具有赏心乐事的性质，而且程度也很高。所谓政治性节日，不外是朝廷的庆典、政府的祭祀、皇帝的生日，等等。
以北宋皇帝生日为例，他们的生日就是节日。
太祖二月十六日生，此日为长春节。
太宗十月十七日生，此日为乾明节，后改为寿宁节。
真宗十二月二日生，此日为承天节。
仁宗四月十四日生，此日为乾元节。
英宗正月三日生，此日为寿圣节。
神宗四月十四日生，此日为同天节。
哲宗十月十日生，此日为天宁节。
徽宗十月十日生，此日为天宁节。
钦宗四月十三日生，此日为乾龙节。
皇帝的生日，不仅全国上下都要庆贺，而且百官要入宫“上寿”，并举行盛大宴会。宴会上的伎艺演出，是集中了全国伎艺精粹的大汇演。其中“小儿队舞”尤为有趣，共两百余名十二三岁上下的儿童参加演出，分为十队：
一为柘枝队，穿五色绣罗宽袍，系银带，戴胡帽。
一为剑器队，穿五色绣罗襦，裹交脚幞头，戴红罗绣抹额。
一为婆罗门队，着紫罗僧衣，绯褂子。
一为醉胡腾队，着红锦襦，系银，戴毡帽。
一为诨臣万岁乐队，着绯绿罗宽衫，浑裹簇花幞头。
一为儿童感圣乐队，穿青罗生色衫，系勒帛，总两角。
一为玉兔浑脱队，着四色绣罗襦，系银带，戴玉兔冠。
一为异域朝天队，穿锦袄，系银束带，戴夷冠。
一为儿童解红队，着紫绯绣襦，系银带，戴花砌凤冠，绶带。
一为射雕回鹘队，着盘鹘锦襦，系银，射雕盘(盛箭囊)。
两百多名儿童，红紫银绿，色彩斑斓，绵袄宽衫，着装多样，戴玉冠，裹幞头，舞剑器，执锦杖，捧宝盘，挎雕箭，扮外夷来朝，装异域献宝，亦庄亦谐，亦歌亦舞。如果再对照宋代的《百子嬉春图》来看，那种热闹壮观的场面，无不会使人陶然而醉，乐不能禁，使过生日的皇帝龙颜大悦。
宋代城市惯兴以儿童来祝福、来祈祷、来欢乐的风尚，尤其重大的社会活动都要让儿童来参加以烘托气氛。像北宋熙宁年间东京久旱不雨，皇帝就下令东京的儿童着青衣，围绕着各坊巷贮满水插柳浮蜥蜴的大瓮，呼喊着：“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降雨滂沱，放汝归去！”用儿童寄托吉祥，驱灾降福，即使是久旱不雨，人们也会将此当成赏心乐事。这同北宋美术史家郭若虚所讲“今之画者，但贵其姱丽之容，是取悦于众目”，道理是一样的。一言以蔽之，皇帝生日动用“小儿队舞”表演，就是为了使赏心乐事的氛围更浓……
以此观察，宋代城市中的政治性节日，也将赏心乐事这一观念，像一条鲜明的红线贯穿其中。这也是由于宋代城市中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尚奢华、重游玩的风气的抬头，市民们竞相把节日里的赏心乐事作为表现富足的标志。在宋代城市七十余个大大小小的时序性节日、宗教性节日、政治性节日中，莫不以赏心乐事为指归，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尤其是那些传统的节日，从宋以前看，如寒食、七夕等早已存在，但其内容和表现形式均无宋代这样全面、丰富。从宋代以后看，传统节日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均未超过宋代。综观310年来的宋代城市生活，除却战乱、灾害外，传统节日始终被市民当成一种赏心乐事来进行的，而且进行得都是那样雅致，那样井井有条，那样生动，那样入情入理。我们不妨撷取端午这样一个片断来看——
一入五月，市民们便纷纷涌上街头，争相购买鼓、扇、百索。鼓，都是小鼓，有的悬挂架上，有的放置座上。扇，都是小扇，分青、黄、赤、白四种颜色，但或绣或画或缕金或合色，式样不一。百索，是用彩丝线结成纫的“百索纫”。这些端午节物，其源出于夏至阴气萌生，市民恐物不成，故制作鼓、扇、百索，用来避兵鬼，防病瘟。如百索，自汉代传来，每到五月五日，人们用五色朱索装饰门户以防恶气。宋代市民却把“百索”系在胳臂上，以增祝愿成份，正像一首宋词所道：“自结成同心百索，祝愿子更亲自系著。”
市民们都在被称为“端一”的五月初一那天买来百索，准备在“端午”即五月初五那天馈赠至爱好友。端午虽未到，“节物”却要预先备好。城内每家，竭尽所能，弄来菖蒲、生姜、杏梅、李子、紫苏，切得细细如丝，撒上盐曝晒，大做这种名为“百草头”的端午果子，或者将梅用糖蜜渍浸，做酿梅香糖。端午最主要的是食物，则是从春秋战国时传下来唤为“角黍”的粽子。在汉代人们只是用菰叶裹着粘米，用栗枣灰汁煮熟了吃，其含义“取阴阳尚包裹之象”。因为五月初五正当夏至，寒气渐消，热气将临，人们吃凉粘粽子，最适宜强健身体。
端午吃粽子已成为一种必须。宋话本《菩萨蛮》叙述南宋高宗母舅吴七郡王，将粽子送到灵隐寺布施僧侣即是一证。而且城市中的粽子品种已非常多，有角粽、锥粽、菱粽、秤锤粽、九子粽、松粟粽、胡桃粽、姜桂粽、麝香粽，还有一种把粘米放在新竹筒里，用艾灰淋汁煮，其色如金的筒粽。
市民们还把粽子搭成楼阁亭台式和车船形状，以供观赏。有趣的是，临安习俗认为端午这天为马的“本命日”，凡是上乘骏马，鬃毛尾巴，全用五彩线装束修饰起来，并配上奇鞍宝辔。这些高头大马，华美异常，被牵上街，目的是让市民观玩。
最热闹的是，从五月初一到端午，一连数日，从早到晚响彻大街小巷的卖花之声。据统计，仅端午一早，临安城内外的花钱就可以收入一万多贯。因为市民都买桃柳、葵榴、蒲叶，用大盆把这些花儿植成一团，放置门前，上挂五色钱，排钉果粽，以示供养之意。
无花瓶的人家，也要找个坛子插花。平时无花无人耻笑，惟独端午不能不供养花。一时间，家家都是葵榴斗艳，处处皆闻艾栀香。甚至皇家殿廊上，也环立着数十个大金瓶，插满艾栀葵榴。一阵阵花草的香气和着内廷制作的糖霜蜜果、闪金似的粽子溢流出来的香气，又汇入了一种“杂气”之中，它来自：
红纱彩金盘子中间挂着的用菖蒲雕刻成的张天师驭虎像，左右悬围着的五色蒲丝百草霜，铺在上面的雕刻的蜈蚣、蛇、蝎、蜥蜴等“毒虫”，四周簇拥着的艾叶花朵。这些近似草药的植物混合一处。皇家相信正是这些药草可以驱瘟，市民也相信在这一天采百草制药品，可以避瘟疫。市民往往是自和泥，捏人形，用艾做头，用蒜做拳，塑张天师的“艾像”。端午节，每家门上都要悬挂张天师画像或“艾像”。有首宋词风趣地道出其缘由：
挂天师撑著眼直下觑，骑个生狞大艾虎。闲神浪鬼，辟炸他方远方，大胆底更敢来上门下户。
市民还用青罗做“赤口白舌帖子”，用以辟邪。这种帖子要在五月五日午时写，这样才可以将“赤口白舌尽消除”。中午时分，临安大小人家还都点上一炷香，使全城笼罩在袅袅萦绕的香云中。整个五月的中午，天天香火不断，整个城都变成了一座香城，不知此举出自何典?倘从汴京一到端午，都用木条作架，用色纱糊成罩食的食罩，又依此样为小孩做华丽的睡罩这一史实分析，那么点香一举的禳灾去邪的意义是占首位的。
市民不单纯将端午当成一个时令性的节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端午又当成一次娱乐的机会。像清明上坟，倘若是在农村，往往只是祭祀了之，可是在宋代城市中，踏青出游已大大超过了清明节本来的含义——
千骑万众，轻车飞盖，汇成一条滚滚的洪流，流向亭榭池塘，流向花木盛开的郊外。只见艳杏烧林，碎英千片，芳菲成屏；只觉山色如蛾，花光如颊，温风如酒。市民们寻香选胜，折翠簪红，荡起秋千，踢起气球……
玩累了就在垂垂柳丝下，万绿园圃旁，罗列杯盘，畅饮饱餐。小食贩们如影随形伴着游兴正浓的人们，大卖稠饧、麦糕、乳酪、乳饼等，可又有哪个不带些“门外土仪”?如枣饼、名花、异果、戏具、鸭蛋，还有黄土捏塑成叫“黄胖”的人形泥偶。有人说“黄胖”“两脚捎空欲弄春”，似乎泥玩具也沉浸在脉脉春情中了……
当夕阳余辉照射在街道上的柳树梢上，游人才进入自己的院落。不少市民是醉步踉跄地走回来的，以至通往郊外的大路上满是遗簪坠珥，珠翠纵横。看来词人骚客以“探春”为题材，竭尽铺陈美化之能事，并不是出于那种只为歌颂“承平日久”的目的，而确实是由于清明时节成了市民赏心乐事的最佳辰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