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有一富户为儿子娶一媳妇，刚过三天，就被皇宫中一位指挥官命令入见，结果，泥牛入海无消息，半个月不见人归来。这事发生在颇得人望的仁宗朝，富户自然上告到开封府。开封府尹范讽为此毅然去面奏，他对仁宗侃侃而谈：民妇既成礼，而强取之，何以示天下?范讽所说的“礼”，即是严格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程序而进行的婚姻礼俗，它是维系社会安定发展的重要大礼，怎么能随便破坏呢?仁宗闻言极是，立刻降旨，放出此女子，在御榻前交给范讽带回。透过这件事看，即使是皇帝，也要摆出一副尊重婚俗的样子，尤其是在城市里，讲究礼仪，婚俗是千万马虎不得的。
首先，任何一桩婚姻的形成，都要由媒人往来通言。那些严循明媒正娶戒律的名门，需要的媒人是戴盖头(即帷帽)，拖裙到颈，着紫色套服，衣饰华丽者，她们的装束几乎和贵妇人一样。所以，从外地来到东京的人，见一妇人着红背子，戴紫幕首，却没有仆人跟随在后面，就感到诧异。皇帝为使宗室与有钱富户联姻，选定了数十名官媒人，也就是这般模样。中等门户，所需媒人则着冠子，黄包髻，系把青凉伞儿。再次之就是头挽一窝丝，身穿粗布衣，混迹在市井城镇上的王婆之流。她们做媒为生，练就巧舌如簧，可以：
开言成匹配，举口合姻缘；医世上凤只鸾孤，管宇宙单眠独宿。传言玉女，用机关把臂拖来；侍案金童，下说词拦腰抱住。调唆织女害相思，引得嫦娥离月殿。
这样的媒人真是不简单，所以男女双方都将希望寄托在媒人身上，尤其那些婚姻未圆满者。像宋话本《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描写的：
东京界身子里拥有十万资产、年过六旬的张员外，孑然一身，便想续弦，找来了张媒、李媒，委托她们为之说亲。但是条件苛刻，他一要人才出众，二要门户相当，三要有十万贯房奁。两位媒人明知这非常不实际，肚里暗笑，口中却答应这三件事都容易。结果，她们把张员外的年纪瞒了三四十岁，和女方说了，又到张宅讲定财礼。成亲那天，女方才知是位鬓发皆白的老员外，叫苦不迭，后悔已晚。为了钱财，媒人就是这样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有人特别感叹宋代城市媒人的这种见钱眼开的做法：到女家则说男家不求备礼，而且帮助出嫁遣之资；到男家则厚许其所迁之贿，而且虚指数目。轻信了这些媒人的话而成了婚的人，往往赍恨见欺，夫妻反目，乃至离婚。可是，没有媒人，任何婚姻都不成。即使强霸妇女的财主，也要使强媒硬保，否则名不正言不顺。一句话，城市婚姻的序幕，必须要由媒人拉开。
男家正式草帖女家正式草帖
在媒人的主持下，婚姻的第一步是起个“草帖子”，或者“讨一个利市团圆吉帖”，看看吉利否、无克否。媒人一般都带着这样的帖子，往往是“从抹胸内取出”，如“一幅五男二女花笺纸”，由议亲人写了，她们带给男女双方。
若双方见草帖后彼此满意，再告诉媒人通一个更细的帖，也叫“定帖”。上面写着男家曾祖、祖父、父亲三代名讳、职业,议亲的是第几位男子，何时所生，父母在不在堂，家有多少财资，主婚的是哪位尊长等。
女家也以对等的形式，将自己情形一一写明。两家把定帖放在彩色绸缎或布衬着的盘子里，选个日子送给对方，这就表示此事可谈。下一步就是“相媳妇”，是由男方亲人或媒人上女家去看，也有男子亲自去看的，这唤作“过眼”。
男家正式定帖女家正式定帖
相媳妇的地点往往在酒楼、园圃等雅致环境，这颇有些今日自由恋爱的味道，但是自始至终却充满着男强女弱之意。如男方用四杯酒，女方准备两只酒杯；若新人中意，男方即以金钗插于冠鬓中，这叫“插钗”；若不如意，送二匹彩缎，美其名曰“压惊”。
也有相退女方的男子，被女方告发的，东京的司法机关，即依据刑律条例判决，引起市民的议论，认为这样处理太甚。这表明，婚姻观念已有些许松动，但因循守旧的势力还是很大。倘若不去相媳妇，那就只好听天由命了。都官凌景阳，与东京一豪门孙氏女子成婚，但怕自己年纪大，就匿报了五岁，待交礼时，才知这位孙氏女子比自己还要大，原来她匿报了十岁。此事荒唐，引得皇帝都大笑，这就是没有去相媳妇的后果。假如去相媳妇，而且相好了，那就很快由媒人去道好，议定礼，再往女家报定，接着男方选黄道吉日，送聘礼，婚姻的节奏就加快了。当然，快不快取决于当婚者的主观意图，这要看下财礼多少。
财礼与议亲、送定前后的那类小礼还不同，那是些象征性的物件，如男方家人担着盛一点酒的大酒瓶，装八朵大花、八枚工艺饰品，用花红系在担子上，送往女家。女家用两瓶淡水，三五条活鱼，一双筷子，放入送来的大酒瓶内，用这“回鱼筷”回应。
到了以摆谱为荣的南宋都市里，富裕之家，则准备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褶、缎匹茶饼，牵送两只羊，还有装上大花的四罐酒蹲，用绿销金酒衣或罗帛帖套花酒衣盖上，酒担用红绿缎系上，送往女家。女方备些紫罗匹缎、珠翠须掠、箧帕鞋鞍等回定礼物，再用两只空酒罐，放满清水，投入四条金鱼、一双筷子、两棵葱，作“回鱼筷”送往男家。只有官户富豪，才用金银打造一双鱼筷，用彩帛做两棵生葱，挂在鱼水罐外面。
可是，“下财礼”就非同小可了，因为它意味着婚姻已完全成“定论”。男女双方，都要倾其所有，有钱人家送聘礼，以送“三金”为时髦，即金钏、金、金帔坠。送不起金器的家庭，用“银镀”的代替。这种以金为主的财物聘礼，闪烁着好一派富贵气象。这是在唐代婚姻聘礼中所未见的，也是元代婚姻聘礼所未达到的，反映了商品货币经济在宋代城市婚姻中占有的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此外，官宦之家还送销金大袖或红素罗大袖缎、黄罗销金裙、缎红长裙、珠翠团冠、四时髻花、上细杂色彩缎匹帛、花茶果物、团圆饼、羊酒……简直像展开了一场送聘礼的比赛，看谁送得多，送得好。
在宋代以前，这一习俗并不明显。但到了宋代，“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已成为最基本的婚俗第一步，然后再立契约，“以求售其女”，所以“世俗生男则喜，生女则戚”。倘若城市中的富室，一次新婚，最低程度要有“半千质具”!王安石嫁女到蔡家，慈寿宫赐一珠褥，就值数十万钱。南宋景定年间，一小小九品郑姓将仕郎之女庆一娘，许嫁给万知县之子，仅资装费钱就高达十万五千贯，随嫁五百亩田尚不算在内。通过以上一高一低两例，可以推想婚姻论财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这与宋代以前讲究门第、等级的悬殊是有明显区别的。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为下聘财损资破产，乃至嫁娶失时、不能成礼的特别多起来。故官府将聘财定立等第，以男家为主，大致分为上、中、下三等：
上户金一两，银五两，彩缎六表里，杂用绢四十匹。
中户金五钱，银四两，彩缎四表里，杂用绢三十匹。
下户银三两，彩缎三表里，杂用绢一十五匹。
这只是大体的规定，目的是让市民们下聘嫁礼时有所遵循。实际上，即使没有钱的市民，也要硬撑着备一两匹彩缎、一两封官会，加上一些茶饼鹅酒。有的穷苦市民，不顾“报应”，竟到居处附近的大庙，取人们布施给寺院的缣帛以嫁女。至于一贫如洗之家，奁具茫然，但假如女子姿色可取，这就要由男方送首饰衣帛等物，叫作“兜裹”。然而，也有女方奁具万计，只慕男方容仪，情愿不要男方分文，只想及早成婚的。男方一旦答应，女方便来人，“施供张，敷茵几，金玉绮绣，杂然盈前”。然后便是笙箫之音，锵洋渐近，女子乘花舆而来……
这与东京有权人家，专去科场上选婿，毫不考虑男方的阴阳凶吉及其家世同出一辙。这唤作“榜下捉婿”，女方还给男方缗钱，唤作“系捉钱”。后来富商和广有钱财者，也都到科场上捉婿，并成倍付“捉钱”，以诱士人上钩。捉到一个女婿一次就给千余钱，这一明码实价还是非常之高的。可是一旦从科场上选来的这女婿与女子成婚后，其家则就要索取“遍手钱”。通过女不看男家世只重相貌，女方重男才干而不虑其他的这二事，可见宋代城市婚姻不计较门第、“不问阀阅”的端倪，而且它透露出了宋代城市婚姻直逼钱财，专问实际而不好虚名的举措，已是很有代表性，以至可以成为宋代城市婚姻的最大特色。所以，即使男方再贫穷，也要备纳采、问名之礼，始为允当。而受了聘送的富家女子，不仅要用双匹绿紫罗、金玉文房玩具、珠翠须掠这样的女工礼物答回，而且还要送给媒人缎匹、盘盏、纸币、花红礼盒等。
送礼到此还不算完。到迎亲的前三天，男家开始送催妆花髻、销金盖头、花扇、花粉盘、画彩线果等物品，女家则回送罗花幞头、绿袍、靴笏等。一直到了成亲的前一天，“下财礼”才告一段落。因为这时要“铺房”，由男家备床席桌椅，女家备被褥帐幔；女家出人去男家铺设房奁器具，摆珠宝首饰等。张幔设褥、布幕置毡的程序，演变成了女家夸耀的机会。像公主出嫁的房奁，还由皇帝降旨许官员去参观。
到“迎娶”那一天，婚礼将以欢天喜地热热闹闹的面貌出现，这与宋代以前的婚礼成鲜明对照。早在《礼记》就提出“婚礼不用乐”，后一直延续到北周，才开始出现“嫁娶之辰，多举音乐”的记载，但很快禁断。
唐代嫁娶时，虽有广奏音乐、歌舞喧哗的现象，却遭官方取缔。至北宋前朝皇帝、皇太子还是袭用旧制，婚礼仍不举乐，可民间却松弛多了，《清波杂志》曾说元祐哲宗大婚时，宰执议论不用乐，宣仁太后反对道：“寻常人家，娶个新妇，尚点几个乐人，如何官家却不得用?”这就告诉了我们，城市婚礼用乐已司空见惯。《事林广记》中一段话也透露出了这一新礼节的抬头、不用乐的旧制的崩溃：
近俗，六礼多废，货财相交，婿或以花饰衣冠，妇或以声乐迎导，猥仪鄙事，无所不为，非所以谨夫妇严宗庙也。在乐队吹吹打打声中，男家陪伴人各拿花瓶、灯烛、香球、沙罗洗漱、妆盒、照台、裙箱、衣匣、青凉伞、交椅等物，跟着送“迎客”的车子或花担子前往女家。女家在男家来人迎亲前，叫出嫁的女儿先拜家堂并祖宗，以保过门平安，并且要有一大套吉利话：
今朝我嫁，未敢自专。
四时八节，不断香烟。
告知神圣，万望垂怜。
男婚女嫁，理之自然。
有吉有庆，夫妇双全。
无灾无难，永保百年。
如鱼似水，胜蜜糖甜。
待迎亲队伍到女家门口，女家用酒礼款待来人，并散“利市钱”，乐官作乐催妆，待嫁的女子“房中巧妆画，铺两鬓，黑似鸦，调和脂粉把脸搽。点朱唇，将眉画，一对金环坠耳下。金银珠翠插满头，宝石禁步身边挂”。这时，有“克择官”报时辰，茶酒司仪互念诗词，促请新人出屋登车。新人登上车，从人却不肯起步。此刻，有人念这样的诗句：
高楼珠帘挂玉钩，香车宝马到门头。
花红利市多多赏，富贵荣华过百秋。
新人家只得赏了这一求利钱酒的，担才起了，迎至男家。北宋时，迎娶的人先回男家门口，吵吵嚷嚷向男方要钱物，这叫“拦门”，旁边还有人吟诵拦门诗，以推波助澜：
仙娥缥渺下人寰，咫尽荣归洞府间。
今日门阑多喜色，花箱利市不须悭。
绛绡银烛拥嫦娥，见说有蚨办得多。
锦绣铺陈千百贯，便同萧史上鸾坡。
拦门礼物多为贵，岂比寻常市道交。
十万缠腰应满足，三千五索莫轻抛。
这时，由男方以“答拦门诗”回敬：
从来君子不怀金，此意追寻意转深。
欲望诸亲聊阔略，毋烦介绍久劳心。
洞府都来咫尺间，门前何事苦遮拦。
愧无利市堪抛掷，欲退无因进又难。
拦门过后，该进行“本宅亲人来接宝，添妆含饭古来留”这一习俗。是由媒人拿着一碗饭，叫道：“小娘子，开口接饭。”这是表示新人入门之初，吃夫家饭，成夫家人。也有喂粗粮的，以示女子进门后要艰苦持家。南宋城市则没有拦门一礼。只待新媳妇下车后，由阴阳先生拿着盛五谷豆钱彩果的花斗，向门首撒去，孩子们争着捡拾。撒谷豆这一点和北宋是一致的，其用意是在压青羊、乌鸡、青牛这“三煞”。习俗认为，三煞在门，新人不能入，若入则会损尊长及无子。撒谷豆，三煞则自避，新人方可进门。
新媳妇是踏着青布条或毡席行走，一女子捧着一面镜子在前面倒行，或者由二女扶持行走，先跨马鞍，据说这是来自唐五代的婚俗。那时，军阀混战，礼乐废坏，无暇讲究婚姻制度，随取一时世俗所用仪式——
因当时胡人乘鞍马风甚，于是，便有了新媳妇跨女婿准备的马鞍的婚俗。直到明清时期，这种由女婿以马鞍置地，令新媳妇跨过其上，叫做“平安”的婚俗仍保持着，标示着宋代城市婚俗一直引领着宋以后的婚俗潮流。新媳妇还要在草上、秤上过，入了门，进一当中悬挂着帐子的房间，稍微休息，这叫“坐虚帐”。或者一直到一间屋内，坐在一张床上，这叫“坐富贵”。这时男家委托亲戚接待女子亲家，“亲送客”，急急忙忙喝完男家准备的三盏酒退走，这叫“走送”。
北宋城市婚礼进行到此，出现了有趣的一幕：堂中置一马鞍，女婿要坐上，饮三杯酒，女家再遣人请他下马鞍，连着请三次，才能把他请下来，这叫“上高坐”。凡是举行婚礼，只有女婿上高坐，才称得起是最隆重的仪式，如谁家不设此礼，就会被男女宾客视为阙礼。即使北宋的名儒巨公、衣冠旧族也都要举行这“坐鞍礼”。这或许是对当时旋风般的草原民族骠悍的仰慕、撷取?
到了南宋城市中，这点变化出现了，男子不像传统戏剧中那样着大红袍，而是穿绿衣裳，戴花幞头，到一张放在床上或离地面很高处的椅子上就坐，这也叫做“高坐”。先由媒人，后由姨或舅母请，他们各斟一杯酒，男子接住饮了，再由岳母请，把他请下“高坐”，回房坐在床上。这时新人家的门额，横挂一条彩帛，已被人扯裂下来，夫婿进门后，众人争着扯着碎片散去，这叫“利市缴门红”。然后，礼官请两位新人出房，男执槐简，挂红绿彩，绾“同心结”倒行；女面向男，把“同心结”挂在手上，缓缓行走。这种被无数文学艺术样式反复重复过的礼节，唤做“牵巾”。也有女子专以此写诗祝贺的，如《灯下闲谈》：
团圆今夕色珍晖，结了同心翠带垂。
此后莫交尘点染，他年长照岁寒姿。
到了堂前，双方并立，请父母、女方亲人，用秤或机杼挑开“盖头”，露出女子的面容，再行参拜男家高祖及诸亲戚的礼节。礼毕，女子再倒行手执“同心结”，牵引着新郎回房，讲“交拜礼”。
宋代城市婚礼席上的参拜仪式，有的是宋代之前就有，如拜舅姑诸亲，有的则是自宋代方始，如夫妇交拜。“交拜礼”之后，礼官用盘盛金银钱、杂果，在房中撒掷，这叫“撒帐”。它与“撒谷豆”禳三煞不同，而是寄寓着祝愿得子、长命富贵等吉祥幸福之意，这可从“撒帐致语”中看出——
窃以满堂欢洽，正鹊桥仙下降之辰；半夜乐浓，乃风流子佳期之夕。几岁相思会，今日喜相逢。天仙子初下瑶台，虞美人乍归香阁。诉衷情而款客，合欢带以谐和。苏幕遮中，象鸳鸯之交颈；绮罗香里，如鱼水之同欢。系裙腰解而百媚生，点绛唇偎而千娇集。款款抱柳腰轻细，时时看人娇羞。既遂永同，惟宜歌长，寿乐是夜也。一派安公子，尽欲贺新郎。幸对帐前，敢呈抛撒。
值得注意的是，宋话本《快嘴李翠莲记》所载撒帐祝词，与《翰墨全书》乙集所录完全一致，可见这种撒帐祝词已形成了一套格式，互相借鉴，传录甚多，但又都是喜庆吉祥的框架。礼官一面不断吟着喜词，一面拿着喜果撒向帏幕间，方位有东、西、南、北、上、中、下、前、后。这种边吟边撒的撒帐致语，极好地烘托出了欢乐祥和热烈的气氛，所以直到近代仍广泛采用。孙宝瑄在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9月22日所记的《忘山庐日记》中录下了别人教他的“洒帐词”——
宋人洒帐之歌，使熟记，待洒时遂唱曰：洒帐东，帘幕深围烛影红，佳气葱笼长不散，画堂日日醉春风。洒帐西，锦带流苏四角低，龙虎榜中标第一，鸳鸯谱里稳双栖。洒帐南，琴瑟和鸣乐且耽，碧月团人似玉，双双绣带佩宜男。洒帐北，新添喜气眉间塞，芙蓉并蒂本来双，广寒仙子蟾宫客。洒帐中，一双云里玉芙蓉，锦衾洗就湘波绿，绣枕移就琥珀红。洒帐毕，诸位亲朋齐请出，夫夫妇妇咸有家，子子孙孙乐无极。
从这段文字可以返观宋代城市婚俗的撒帐致语是相当生动的。撒帐结束后，男左女右，剪下一绺头发，绾在一起，为“合髻”。这种仪式源于唐代，在宋代城市婚俗中得以完善，它与男冠女笄是不一样的，是表示二性合一、生死相随、患难与共、白头偕老的信物。
接着，把两盏酒用红绿“同心结”绾住盏底，男女互饮，这叫“交杯酒”，也叫“合卺酒”。它的最早源头虽可追溯到上古，但“交杯酒”一词却最早出现于宋代城市婚俗。这期间有一演变过程——
众所周知，卺是一个瓠分割而成的两个瓢。瓠，苦不可食，用来盛酒必然有苦味，新夫妇各用一瓢共同进酒，不但象征着夫妇合为一体，而且也比喻夫妇当同辛苦。到了北宋末期，婚礼用的“四爵两卺”便常用酒杯代替了，并在《政和五礼新仪》中得到了确认。男女喝“交杯酒”时，礼官还念“合卺诗”助兴：
玉女朱唇饮数分，盏边微见有坏痕。
仙郎故意留残酒，为惜馨香不忍吞。
这时，男子用手摘下女子头上的花，女子用手解开男子身上的绿抛纽，再把杯扔到床下面，酒杯一仰一复，这就是大吉的征象，寄托着天翻地覆、阴阳和谐的意思。而且有所发展的是，宋代城市合卺之夕，女婿登上高堂，赋诗催妆，已成常礼。
有一亲家父母先观女婿，母亲曾认为其女像菩萨，却嫁了个多髯麻胡子似的人物，待索诗时，这麻胡子女婿却大显其才，大书道：
一双两好古来无，好女从来无好夫。
却扇卷帘明点烛，待教菩萨看麻胡。
此诗一出，满堂传观，来宾哄动，一致认为这位女婿不是凡人。重和元年(1118)的新科状元王昂，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妇家立索“催妆词”，王昂才思敏捷，迅写《好事近》词，其中“喜气拥门阑，光动绮罗香陌”、“留取黛眉浅处，画章台春色”，意境动人，遂推为合卺之诗的佳作。待赋诗完毕，这时该开始“掩帐”了，新人换妆，换好后，礼官迎请两新人到中堂，行参谢之礼，亲朋讲些庆贺话，男女双方亲家行“新亲之好”礼，再入礼筵。南宋一般是喝五杯酒，再到别间歇坐，讲讲亲情，再重入礼筵，饮四盏酒，结束这个仪式。
北宋这一套则比较简单，较之南宋不同的是第二天五更时分，要用一有镜子的桌台放在高处，让新娘子拜，这叫“新妇拜堂”，再拜父母亲戚。然后用绿缎，做工精细的鞋、枕献上，这叫“赏贺”。男子父母则给她一匹布，这叫“答贺”。然后女婿去女方家，这叫“拜门”，拜门也可以在新婚后的三天、七天之后。到女家，女婿也要献上绿缎，做工精细的鞋、枕，女方父母也给他一匹布，再设席喝酒，南宋时这叫做“会郎”。酒席散了，女家准备吹鼓手送女婿回家。
北宋和南宋的婚俗还有相同之处，女家往男家送彩缎、油蜜、蒸饼，北宋叫“蜜和油蒸饼”，南宋叫“三朝礼”。北宋时，新婚三天之后，女家到婿家致酒作会，叫做“暖女”。到南宋此礼并不太严格了，只要九天之内举行即可。这中间还可以取女子回家，送给她彩匹、冠花、盒食等物，这叫“洗头”。新婚满一个月后，女家送“满月”礼盒，女婿家摆下酒席，招待亲家及亲眷，这叫“贺满月会亲”。至此，整个婚礼仪式圆满完成。
虽然其中不乏成婚男女的愉悦，不乏欢乐甚至调侃的色调，但是这样的聘娶婚俗，还是由幕后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策划操纵而演成的，任何成婚的男女都不能违背，也不可能违背这个规律。因为许许多多的男女，有的尚在母腹中，就定了“指腹婚”，在襁褓中定婚的更屡见不鲜，男女长大成人后，更是双方父母包办。有的父母为所谓“天下之义”，可自作主张任意为女求婿，或为子配女。即使年当嫁娶未婚而死者，也要体现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精神，完成“冥婚”。那是由专做这种媒的“鬼媒人”，选通帖子，男女双方父母以其帖子命祷而卜，卜后再制冥衣，即双方各备男冠带、女裙帔等衣物。这些物品交给“鬼媒人”后，在男墓地举行“合婚”仪式，墓前放置果酒，设两个相并的座位，两座后各立一长一尺有余的小幡，以此二幡，举行合卺，判定标准是二幡微动，就可以“相合”了，若一幡不动，也算可以相合。
对死去的男女，都要让他们恪守着规定好的婚俗行事，那阳间的男女结合更是要一丝不苟。在某些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统治者手里，任何青年男女的婚配都是不允许僭越他们能够允许的范围，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临安咸安郡王府内的绣作璩秀秀，与碾玉待诏崔宁，曾由郡王当着众人之面，将璩秀秀许给崔宁，两人彼此也都满意。一次，郡王府失火，他们偶遇廊下，一并逃出，直奔两千多里外的潭州结为夫妻，开店度日。谁知被王府军兵发现，报知郡王，郡王因他们未经自己同意私自成婚，就一反初意，勃然大怒，将他俩抓回，把崔宁问成大罪，杀死了璩秀秀，后来崔宁也为此死去。
但是随着风气的开化，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大胆地走上自择配偶的道路。一对从不相识的青年男女，只因在东京的一个茶坊逢面，四目相视，俱各有情，那女孩心里暗暗喜欢那男子，便以买糖水为由说道：“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那男孩儿也有爱慕女孩之意，也以买糖水回应：“我不曾娶浑家……”
话本作者借一盏甜蜜蜜的糖水，传递出男女双方一见钟情、互相求爱若渴的心意，真可谓匠心独运，而且背景是选在人烟繁阜、拥挤不堪的市井中间，也是那么勇敢，那么热烈，这在宋代以前的城市婚俗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在宋代以后的城市婚俗中也从未见过，甚至要远胜现代青年的求爱方式，它不愧是中国古代城市中一支石破天惊的青春爱情之歌!
还据《南烬纪闻》等宋代笔记佐证：尤其是在节日当中，男女青年毫无顾忌，南宋某地的男女“合婚”，都是自己去选择，往往是“男自负女而归，不烦父母媒妁引也”。
可是，一点稚嫩的婚俗胚芽，它只能像初绽的蓓蕾，在茂盛的封建思想园圃中，很难长成为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婚姻之树。尽管在沧州小市镇上也有招男子入门“做女婿”的“入赘婚”，还有令人感到意外的弟弟因姊姊而娶到妻子，妹妹因哥哥而得到夫婿的自由恋爱婚，寡妇的再婚等各式与传统不一的婚姻……
但，从根本上，婚俗园圃的格局是不容改动的。就像北宋皇室宗女很多，一开始为之议婚不限门第，有钱的人家为了将来求得一官，以庇门户，便贿赂宗室求婚。这样，连络互引，东京有名的富族“大桶张家”，最多的时候竟和皇帝的三十多个近亲攀上亲家。
然而，元祐年间，娶宗女而官至左班殿直的广州藩坊刘姓人死了，他们娶的宗女膝下无子，所以刘家就要争分财产，一直闹到朝廷。这时，朝廷方才醒悟，自此下令：“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三代。须一代有官，乃得取宗女。”
是的，婚俗的园圃虽有新风吹来，可只不过是偶尔的，微微的，是为点缀升平而出现的一朵朵悦目但没有长久生命的纸花。作为封建文化的婚俗，必然由制造它的社会给予制约，而且从不留情面，极其冷酷。东京枣槊巷里的官人皇甫松，因中了一位和尚使用的奸计，就可以扭住自己“花枝也似的浑家”，到开封府便把她“休了”。
而女子，在婚姻中是没有自由平等权利的。东京李吉员外的女儿翠莲，自小口快，嫁到张员外家，多言多语，惹得一家之主张员外大怒说道：“女人家须要温柔稳重，说话安详，方是做媳妇的道理。那见过这样长舌妇人！”终以久后必败坏门风、玷辱上祖为由，执意让儿子把她“休了”。这样被休回家的女子，爸爸妈妈也是不欢迎的。李翠莲虽然挑描刺绣，大裁小剪，浆洗缝联，劈柴挑水，样样精通，可是她因不被两家见容，只好凄凄凉凉、孤孤单单到明音寺出家当个小尼姑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