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亦可称之为心学。孔子曰："辞达而已矣。"不仅外交辞令，即一切辞，亦皆以达此心。心统性情，性则通天人，情则合内外。不仅身家国天下，与吾心皆有合，即宇宙万物，于吾心亦有合。合内外，是即通天人。言与辞，皆以达此心。孔子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言而文，则行于天下，行于后世，乃谓之文学。何谓文？此涉艺术问题。故文学亦即是一种艺术。

　　古人生事简，外面侵扰少，故其心易简易纯，其感人亦深亦厚，而其达之文者，乃能历百世而犹新。后人生事繁，外面之侵扰多，斯其心亦乱而杂，其感人亦浮而浅。抑且时地事物虽已变，而人心犹常，后人为文，遂多援用古人语，实获吾心，言之不啻若己出，则三复之而不厌矣。今国人疑其为蹈常而袭故，务守旧而不开新。实则全部中国文学史，遂如枝叶扶疏，潜而寻之，一干一本。此心既犹故常，言辞又何待开新。

　　人之性情必有所向。先之则父母子女之长幼相依，兄弟姊妹之平等相随。继之则有夫妇男女之异性相恋。实则一家即一己生命之往前而扩大，兄弟姊妹或缺或无，人则必由父母而生。年长则必有婚配，始得为成人，有意义有价值，以异于他人而成其为一己。或生而父母丧亡，长而未有婚配，则为人生一憾事、一不幸。

　　人之性情，实即人之生命。而父子夫妇两伦则最见性情之真。至于身，则仅生命寄存之工具。食衣住行，视听言动，为我生命之维持与表现，非即我生命之内涵。生命必与生命相接触，而有家国天下，乃有父子夫妇兄弟三伦外，复增有君臣朋友两伦。生命接触不止人与人，乃有宇宙万物，禽兽虫鱼草木，山水土石。人之性情亦多接触于此而发，乃若此等亦同有与己相类似之生命。吾之生命乃若无往而不在，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

　　以上所言，可读古诗三百首而得之。亦贵本于以上所言以读古诗三百首。此下中国全部文学则尽从此诗三百来。故中国古人又称文心。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谓文学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学，此则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艺术。

　　西方人则驰心于外，中国古人所谓之放心。心放于外，则所见尽为事事物物，而不见有一己之生命。自古希腊之小说戏剧起，直至于现世，亦大体无变。重生命，言性情，则无可尽言，无可详言，并有无可言之苦，实即无可言之妙。抑且有心之言，则心与心相通，亦不烦多言。故中国文学务求简。陶渊明诗："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此最中国文学之至高上乘处。

　　诗三百，首《关雎》，第一句"关关雎鸠"四字，关关乃雎鸠和鸣之声，而雎鸠雌雄恋爱之情，亦即此而在矣。如古希腊之小说戏剧，言及男女恋爱者何其详，何其尽。抑且此一对男女之恋爱，与另一对男女之恋爱，又必求其相异而不同，乃得成其为另一篇小说与戏剧。此之谓文学之开创。中国诗人只言关关雎鸠四字，即人类男女恋爱之真情蜜意，亦已一语道尽，可无多词。故中国古人婚礼，必诵《关雎》之诗。今人乃谓中国人不知恋爱，故文学中不言恋爱。实则中国文人非不言恋爱，乃从生命深处性情深处言，乃可一言而尽耳。

　　而且中国文学，必求读者反之己身，反之己心。一闻雎鸠之关关，即可心领而神会。如读西方小说戏剧中恋爱故事，则情节各异，不相类似。故西方文学贵创作，人各说一故事，说了千百件，件件不同，而读之不厌。但各故事尽在外，非本之作者一己之性情。中国则不然，一切文学皆自著者一己之性情发出。读者不反之心，而求之外，则若千篇一律，无新奇、无创造，乃若其陈旧而可厌。

　　西方文学从外面事物求其独特奇异，而多出捏造，离奇曲折，紧张刺激，挑动人心，而实出于人之性情之外，乃必如是以为快。中国人贵从内心同处言，寻常平实，而其可乐可喜，可哀可怨，有更深入更生动者。孔子即以诗教，宋代理学家言吃紧为人，亦无不知欣赏文学。即如周濂溪光风霁月，程明道如坐春风，人生即如文学。而理学家之能诗能文，超出于一般诗人文人者亦多。此见中国文学实即一种人生哲学。今必分文学哲学而为二，斯其意义与价值，惟各见其减，不见其增矣。

　　中国道家言实多通于儒家。而中国文学中尤多道家言，如田园诗，山林诗，不深读庄子老子书，则不能深得此等诗中之情味。是则欲深通中国之文学，又必先通诸子百家。故曰徒为一文人，斯无足观。今人则一慕西方，专治文学，欲为一文学专家，以此治中国文学，宁得有当。

　　佛法东来，中国高僧出家，多为慈悲救世，不为生老病死而厌世。其僧院修行，亦多中国情味。翻译印度经典，及其创为经论，如《大乘起信伦》等，皆绝精妙之散文。禅宗号为不立文字，但其故事则可谓皆成极高尚之文学小品。如慧可向达摩求心安一则，苟以羼入《世说新语》中，亦可为上乘之选。慧能则俨是一传奇人物，《坛经·行由品》，亦显见为一极佳之短篇小说。此下禅宗诸派大师，亦莫不传奇化。其故事流传，亦莫不小说化。即身成佛，立地成佛，亦皆诸禅师一种出格之文学人生，即艺术人生，亦即哲学人生矣。是则宗教亦成文学化艺术化哲学化，而相通为一。要之，则是中国之人生。寒山子以诗人为僧，即以僧人为诗，而其诗乃为后代所爱诵。其他僧人能诗者，历代皆有。韩愈最辟佛，而当时僧人登其门乞讨一诗一文者不绝。柳宗元尤多佛门文字。韩愈之徒李翱，则以古文阐佛义，后人或推尊其在韩愈之上。而如欧阳修苏东坡，皆自称居士，此即如居家为僧。唐三藏法师玄奘，更许其徒不出家为僧，从事翻译，转为其门下一高僧。为僧为儒，为佛为圣，皆从性情中出，此仍中国传统。故中国僧人亦皆好中国文学，而中国文人亦好诵佛书，交僧友。如刘勰之著为《文心雕龙》，即其最佳一例证。

　　中国人生既求文学化，文学亦求人生化。佛教东来，但为中国人生增辟一新途径，亦为中国文学创立一新境界。此须深通中国文化内在深义，乃能认识其相通处。仅从外面形名貌相上，慕效西化，好作分别，则无可得之。故道释两家之在中国文学史上，虽不能与孔孟儒家成鼎足之三，但亦有其文学上之成就。今日专意欲为一文学家，封闭其一己之意识，摒弃一切旧文学于不顾，则亦无以语之。

　　小说家在先秦为九流十家之一，此后演变，亦渐成为文学之一部分。然后起小说，仍不失古代小说家言之传统。中国之集部，本源先秦之子部，此亦其一例。唐代人应科举，先作温卷，好为传奇，投之先达，期能上公榜。而佛家如《目连救母》等故事流播，则为近人所称俗文学白话文学开先路。宋代如《三朝北盟汇编》诸书，则史书而亦几近小说化。于是乃有元季施耐庵《水浒忠义传》章回小说之出现。其称忠义传，则小说而慕为史书化。中国人好求通，为学亦然，此亦其一证。清初金圣叹乃有《六才子书》之选，以《西厢记》、《水浒传》上媲屈庄马杜。文不论雅俗，体不论古今，一部中国文学史先后承续一贯会通。圣叹所见，为治旧文学者所不同意犹可，而今日国人提倡新文学者读《水浒传》，圣叹批注乃摈不阅，是亦其自我意识好自封闭之一例。

　　元曲承自宋词，又演为戏剧，又继之以明代之昆曲，清代之平剧，于是小说与戏剧，乃成为中国文学中之一部分，一支派，而盛大流行。其实亦可谓平剧亦上承古诗三百首而来，风雅颂亦有演有唱，其与后起戏剧依然是一贯相通，一脉相承。必当认识中国文学之生命，乃能认识中国民族之文化生命。今人则一刀两断，元曲以前称之曰旧文学，元曲以后始称之曰新文学。旧文学死去，新文学始诞生。但实是同一生命，姑不论。而今日国人之提倡新文学，实视元曲以至平剧一段之演变，仍属旧文学。必承续西方乃得谓之新文学。是则中西之分，即新旧之分。凡中国皆属旧，凡西方始是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今日中国以后之大命，则惟有系之西方矣。从器物观点言，则有新陈代谢。从生命观点言，则当继续成长。父子相传，亦同一生命，故中国人讲孝道。若必除旧布新，认父为旧，子为新，除了父，何来子，又何家祚可传。西方乃一工商社会，故贵创。今尚创，其古亦早尚创，故古希腊亦仍为今西人所尊。中国乃一宗法社会，故贵袭。今吾国人欲袭西方，乃怪古人不能袭希腊，乃转自今来承袭希腊，如模仿奥林匹克运动会而以圣火导其先，乃始得谓之新，谓之是人生，是文学，是艺术，岂不大可怪乎。

　　大体言之，中国乃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所谓统者，乃自上而统下，故其文学亦自上而下。古希腊小市寡民，其文学亦自下而上。中国人重生命相通，故其文学亦重心性，自内而外。西方人重事物相异，故其文学亦重于异，鄙其同。即言平剧，脸谱服装，台步动态，歌唱道白，皆于相异处会通和合同为一体，主要在其剧情。而剧情则主在人之心性。孝悌忠信，凡属人心，无不皆同。西方剧情则重外在之事物，必求其相异。平剧中脸谱亦非人生之真面目，其歌唱亦异于人生之真言辞，则脸谱与歌唱亦即是一创。宋代理学家气象二字，乃可为之说明。理学家重要在指出圣贤气象，平剧则表演寻常各色人之气象。此亦一气相通，有其大传统之所在。

　　晚清曾国藩编有《古文四象》一书，亦以气象论古文。然非逐篇朗诵，以声音贯通之，则不易得其阳刚阴柔分别之所在。观气象，又必兼以辨音声，斯则古文亦与平剧用意相通。其实自诗骚以来，辞赋诗词何一不重音声，又何待至于戏剧而始然。此又中国文学古今传递一共通点。今人提倡白话诗白话文，唱之诵之，无声调，无情味。又模仿西方人为话剧，把日常现实人生依样葫芦搬上舞台，重事不重情，事非真事，则情亦非真情，与中国文学传统之意义价值乃迥异。中国人生则期望其能文学化，艺术化，亦即可谓期望其能戏剧化。人生而真能如戏剧，现实人生一如舞台人生，岂不回肠荡气，可歌可泣，为人生大放一异彩乎。此诚中国人生中国文学一至高之意义价值所在，戏剧亦其显明之一例。

　　故居今言文学，果真欲提倡新，莫如复兴旧。古代诗骚乃其含苞初放期，唐宋则其群艳灿烂期，明清则其凋谢零落期。然终为同一花朵，同一生命。器物可以除旧布新，生命则有起死回生。贞下起元，循环往复，一阴一阳之谓道，此惟中国人能知之，能言之。韩昌黎言："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昌黎能文起八代之衰，今人提倡新文学，宜当于昌黎有所师法。昌黎又言不平则鸣。今人提倡新文学，亦若于古人旧文学有不平，惜乎其不能鸣，则待后起能鸣者再鸣之。果有能鸣者，亦恐非若今之新文学之所为矣。

　　大匠能与人以规矩，不能与人以巧。中国人之道，即是一规矩，时时地地人人事事所不能离。《中庸》言"道不可离，可离非道"。文学亦不能例外。自古文学中演变出平剧，乃为文学与艺术一大结合，而其规矩乃益显。每一剧之出场人员，自跑龙套以至于生旦净丑诸角，乃至于二胡三弦锣鼓声乐，全由一规矩中来。自其登台，一步一坐，一振衣，一举手，一颦一笑，无不在此一共同规矩中演出。剧中主角则为此规矩之中心。如谭鑫培梅兰芳，演技各有千秋，此皆在规矩中见巧。他人虽同规同矩，却不能有此绝技，有此奇巧。中国之艺术然，文学亦然。推而广之，无大无小，以至于修齐治平，同无不然。天地自然乃是一大规矩，圣人合德，乃是一大技巧。庄周所谓"神欲行而依乎天理"，孔子所谓"知天命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皆是也。今人则欲打破传统，创造新格，文学如此，其他一切全如此。乃视修齐治平亦如写一篇白话文，务求人人能之，又务使人人不蹈袭故常，惟意所向而能之。此非人人为一天帝，人人为一创造主，又何以达此理想。

　　西方人不重传统重创造，故能于科学外又创造出哲学，又创造出文学，而此诸学则又不断各有其创造。韩昌黎曰："识古书之真伪"，如屈原始为真，宋玉则不免有所伪。伪者，人为，而有失于道之真。屈原《离骚》，文与人一，其人即在其文中，始为真。宋玉求工其文，不能工其人，人在文外，是为伪。扬雄早年为辞赋，晚而悔之，曰："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乃模仿《论语》《周易》，作为《法言》与《太玄》，此亦扬子心中一真伪之辨。如司马相如作为辞赋，在其辞赋中，不见司马相如其人，此即雕虫小技。读《论语》、《周易》则见孔子文王其人矣。陈子昂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子昂乃一诗人，诗若为文学中一小技，然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子昂心中乃有其一大传统之存在，为同时他人所不知，乃独怆然而涕下。故虽文学，虽艺术，亦贵有独知，为他人所不知。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是则必待有后生之知矣。以此心境，乃能知中国之文学，而岂不知有己徒求通俗大众化之所能与知。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此非曹孟德之诗乎。当时曹孟德统军八十三万，南下荆州，而东吴大敌在前，进退两难，月夜不眠，偶此散步，闲眺林野，得此十六字。曹孟德之心情，藉以抒写。此之谓文心，此之谓诗情。司马迁言："离骚者，犹离忧也。"曹孟德此十六字，亦其一时之离骚矣。

　　至于统军八十三万南下之一事，前曹孟德之生几千年来无之，继曹孟德之死几千年后无之，此如天上浮云，偶此一现。曹孟德只自写心情，何暇写此身外事。抑且中国传统，身外事待后人执笔，不许当事人自有叙述。屈原《离骚》，亦仅写屈原当时一己之心，不涉及屈原当身其他之事，此乃中国文学一特征。

　　后曹孟德八九百年，乃有苏东坡，谪居临皋，筑为一雪堂，往来其间。偶逢月夜，漫游赤壁。曹孟德当年此十六字之心情，则正亦苏东坡此刻之心情。曹孟德苏东坡，其人其事互不同，而其一时之心情则同。苏东坡漫游中，忆及曹孟德此十六字，不啻若自其口出。中国人所谓之立言不朽，此亦其一例。

　　"客有吹洞箫者，其声乌乌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苏东坡当时正有此一可泣可诉，有怨有慕之心情。客之洞箫声，乃与曹孟德此十六字之诗，同样即是东坡之心情。乃历近千年之人间世，与此广大无垠之宇宙而融凝如一。则东坡之赋赤壁，同时即赋此广大无垠之天地，赋此悠久之人生，而岂仅赋其一己一时之心情。故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无此心情，则无兴无观无群无怨之可言矣。

　　抑东坡游赤壁，乃一己私人事，故可赋。屈原之与曹孟德，其及身事涉政治，不限私人者，则不可赋。其实苏东坡之居临皋雪堂，亦有事涉政治，不可赋者。后人为东坡诗文笔记编年，合而观之，乃见东坡此游之真实境况，而此赋中之心情乃益显。此之谓文学中之考据，亦即据其背景而考其心情。若考苏东坡游赤壁非即曹孟德当年之赤壁，则无当文心，无当诗情，所考亦非所必考。

　　如读《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读《孟子》，"孟子见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岂不已情见乎辞，何必别待详考。然读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孟子列传，详考孔孟身世，其为人，其处境，而《论》、《孟》两书中逐章逐句，乃盛见孔孟心情之所在。人之心情，则必于其身世中见。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曹孟德之为人，则已为时代浪涛所淘去，然其在八十三万大军中，一时不安之心情，有合于人心之同然，则不为浪淘以尽。故读苏东坡引曹孟德诗，乃可了解何以来治中国之文学。

　　西方文学不见作者内在之心情。如鲁滨逊飘流荒岛，非作家自有此心情，乃伪造一鲁滨逊之心情。读者所激动，乃一伪造心情，故所激动亦不深。仅为一时消遣，非如读中国文学，乃一如读者自己心情之抒写。今读者自无心情，仅求消遣，则宜读西方文学，视为新而可喜。

　　子贡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凡孔子平日告其弟子，诗书礼乐，皆文章也。即后世经史子集四库之书，亦皆称文章。不仅如此，即如尧舜之禅让，汤武之征诛，一国之典章制度，乃至如一贤人一君子之出处言行，如屈子之沉湘，董子之三年目不窥园，扬子云之下帘寂寂，严光之垂钓富春江，诸葛孔明之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此亦莫非一时代之大文章。岂止诗歌辞赋，骈散为文，乃始谓之文章乎？孔门四科，游夏文学，亦乃为文章之学，乃称文学，而亦岂诗歌辞赋骈散诸文之始为文学乎？故中国，如屈宋乃至如司马相如诸人，为辞赋家。陶、谢、李、杜为诗家。韩、柳为古文家。而独无文学家之称。今日国人之称文学，则一依西方成规，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无之。此虽一名称之微，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今日国人竞称中国文学，乃亦以文章为文学，则其厌弃旧文学岂不并孔门游夏文学一科而亦加厌弃，此又不可不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