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诗文作家，无论在朝在野，大都属于封建士大夫，和生活在市井勾栏的戏曲作家在创作上走着不同的道路。例如，在戏曲里封建礼教思想的拘束比较少，在诗文里程朱理学的影响却相当深。元代诗文和当时新兴的戏曲相比，显得光彩暗淡，并不是偶然的。
但是，在元代民族歧视政策的压迫下，汉族文人已完全失去象宋朝那样优越的地位，这些诗文作家即使获得一官半职或较高禄位，也并不和元统治者同心同德。因此在元代诗文里，很少看到对元王朝的歌功颂德，相反的是许多诗人往往在咏史、题画之类的作品里，曲折地流露出对宋朝的怀念和同情。元诗中反映隐逸生活的作品较多，这和仕途风波的险恶以及作家在政治上的彷徨苦闷有关。此外，也有少数作家作品接触到民生疾苦，揭发了统治阶级的罪恶。
元初诗文作家大都是宋金遗老，受元好问及江湖诗人影响较深。中期以后，风气渐变，一以唐人为宗，但大都是追求词采雅丽，对仗工整，很少创造变化。后期诗风，大半学晚唐侬纤缛丽之体。宋荦《元诗选序》说："宋诗多沉塞，近少陵；元诗多轻扬，近太白。""宋人学韩白为多，元人学温李为多。"有一定道理。但元诗人在学识的广博、艺术修养的精深上，实远不及宋代诗人。元代散文也沿唐宋古文的道路发展，但成就去宋文也很远。总之，元代诗文无论宗宋或宗唐，大都走模拟因袭道路。因此，在元代最有成就的诗家中，甚至也找不到可以和梅尧臣、元好问并肩的人物。
第一节 刘因和前期诗文作家
元初诗文作家都经历过社会动乱生活，作品的思想内容比较充实。延佑以后，虽然号称是诗歌的极盛时期，不过是艺术形式比以前较为典雅精丽，而内容多半是写承平风光，平淡空泛。在前期作家中，刘因的成就是比较高的。
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保定容城人。家世好儒学，后得程朱之书，遂专精理学，在家教授生徒。至元十九年诏征为赞善大夫，不久即辞归。二十八年再征为集贤学士，不就。元世祖称为"不召之臣"。卒于家。
他虽然不是南宋人，而且一度出仕元朝，但他一生对宋朝系念不忘，这主要出于维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感情。至元五年元师伐宋，他曾作《渡江赋》，力陈宋不可伐。宋亡以后，他写了不少的诗，曲折地表示悼念。在《书事》五首中，他写了"白首归来会同馆，儒冠争看宋师臣"。对被俘不屈的宋臣表示敬意。对于宋朝的奸臣、降臣他很痛恨。《白马篇》中借博浪椎的史事称赞刺杀秦桧的施全。在《冯瀛王吟诗台》中借冯道揭露了那些卖身投靠的宋臣的无耻心理："飘飘扶摇子，脱履云台游。每闻一朝革，尚作数日愁。朝廷乃自乐，山林为谁忧?"在《白沟》诗中，他更揭示了宋代亡国的教训：
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
诗中指出宋太祖曾积藏金帛谋取幽燕，可惜儿孙不能继承遗志。赵普谏阻太祖取燕，真宗澶渊亲征得胜反而增岁币求和，正是软弱无能的表现。结尾指出正是北宋一贯对外妥协种下了靖康南渡的祸根。这一番议论，是宋朝文人所没有说过的。这表现了他对历史的批判精神。
他写过不少题画诗和山水诗。《宋理宗书宫扇》里，他抒发了深沉的怀恋南宋的心情。《金太子允恭唐人马》里，也对金源盛世有所怀念。山水之作如《饮山亭雨后》一首：
山如翠浪经雨涨，开轩似坐扁舟上。西风为我吹拍天，要驾云帆恣吾往。太行一千年一青，才遇先生醉眼醒。却笑刘伶糟曲底，岂知身亦属螟蛉?
以比较新鲜的想象，写出自己开阔豪放的胸怀，批判了刘伶的沉醉糟曲，也和那些沉醉在山光水色之中的作品不同。
他是理学家，不少诗中可以看出理学的影响。但他并不完全受理学的拘束。他的《读史》说："纪录纷纷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咏曾点》说："归时过著颜家巷，说与城南花正开。"观点或风趣都和某些理学家有所不同。
他的诗在艺术上受元好问影响较多。七古歌行豪健中时有排夏之气。七律如"霜与秋容增古淡，树因烟景恣微茫"(《过镇州》)，"屈盘未转坡陀尽，苍翠忽从怀抱生"(《入山》)，风格都极似元好问。他的五古多学陶渊明。他的《学陶诗》一卷实际是咏怀之作，从《和饮酒》、《和咏贫士》等篇中可以窥见他的生活和性格。五言小诗如《村民杂诗》：
邻翁走相报，隔窗呼我起：数日不见山，今朝翠如洗。
清新活泼，颇有陶诗自然的真趣。
他的散文也有一定成就。在《孝子田君墓表》里，他揭露了蒙古兵南侵金朝的残酷洗杀保州和平居民的罪行。《辋川图记》中指责王维失节而自鸣清高，议论虽过于偏激，但却是有为而发，并非故作翻案。
邓牧(1247-1306)，字牧心，钱塘人。一生不仕，漫游吴越间，晚年隐居余杭大涤山，和宋遗民谢翱、周密有往还。他自称"三教外人"，自编诗文集名《伯牙琴》，寓慨叹世无知音之意。他在政论文里发挥了乌托邦的思想，他说："欲为尧舜，莫若使天下无乐乎为君；欲为秦，莫若勿怪盗贼之争天下。"(《君道》)他攻击暴君酷吏，言辞极为锋利。他还写了一些寓言和游记，在《二戒(学柳河东)》的"越人遇狗"一节中，借越人纵容猎犬招致杀身的故事，隐寓宋朝和金、元妥协自取灭亡的惨痛教训。他的山水记如《雪窦游志》等篇，颇有简洁生动的片段，风格亦近柳文。在宋元理学盛行时代，他是一个思想比较卓越的人物，可惜作品不多，影响也不广。
戴表元(1244-1311)，字帅初，奉化人。宋临安教授，元大德末一度出任信州教授，不久辞归。他的散文作品较多。从记叙文中多少可以看到元初隐逸风气的社会真相，例如《敷山记》就记载有富人愿意出钱买山让给有名文人作隐居之所，可见隐逸并不是穷读书人能办到的。他的《二歌者传》写两个"从良"歌妓的友谊，也颇娓娓动人。他的散文虽然遣词安雅，但多数作品内容比较单薄，艺术上也缺少变化和新创。他的诗如《剡民饥》、《采藤行》接触到一些民生疾苦，《感旧歌者》则流露了故国之思：
牡丹红豆艳春天，檀板朱丝锦色笺。头白江南一尊酒，无人知是李龟年。
其他诗如"穷未卖书留子读，饥宁食粥省求人"(《己卯岁初葺剡居》)，"骨警如医知冷热，诗多当历记晴阴"(《秋尽》)，也写得比较新鲜有味，但还残留江湖诗风的影响。
虞集(1272-1348)，字伯生，蜀郡人，侨居江西临川。大德初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官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奎章阁侍书学士。元统初谢病归临川，卒于家。在延佑、至顺年间，他是大都最负盛名的文人，"一时宗庙朝廷之典册、公卿大夫之碑版咸出其手"。诗歌亦以典雅精切著称，但应酬、题画之作占去大半数篇幅，成就并不高。只有少数作品值得注意。如《挽文山丞相》：
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
诗中虽然有时势无可奈何的消极感叹，但仍表现了他对民族英雄的敬意和故国的怀念，结语尤极沉痛。他在官三十多年，诗中不时流露受压迫拘束、希望归老田园的心情。如"苟遂牛马性，归放春草丰"(《后续咏贫土》)，"京国多年情尽改，忽听春雨忆江南"(《听雨》)，其中都颇有隐衷。他的〈风入松〉词名句"杏花春雨江南"，正是从《听雨》诗化出的。
和虞集齐名的杨载(1271-1323)，范椁(1272-1330)，揭奚斯(1274-1344)也同样是以歌咏承平著名而实际成就不高的诗人。他们诗的内容彼此区别不大，但风格各有不同。例如：
老君堂上凉如水，坐看冰轮转二更。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风露寂无声。蛟龙并起承金榜，鸾凤双飞载玉笙。不信弱流三万里，此身今夕到蓬瀛。
--杨载《宗阳宫望月》
黄落蓟门秋，飘飘在远游。不眠闻戍鼓，多病忆归舟。甘雨从昏过，繁星达曙流。乡逢徐孺子，万口薄南州。
--范椁《京下思归》
两髯背立鸣双橹，短蓑开合沧江雨。青山如龙入云去，白发何人并沙语。船头放歌船尾和，篷上雨鸣篷下坐。推篷不省是何乡，但见双双白鸥过。
--揭奚斯《夏五月武昌舟中触目》
他们的诗都宗法唐诗，但所取规范略有不同。虞集说自己的诗如"汉廷老吏"，杨诗如"百战健儿"，范诗如"唐临晋帖"，揭诗如"三日新妇"。《诗薮》说："百战健儿，悍而苍也；三日新妇，鲜而丽也；唐临晋帖，近而肖也；汉法令师，刻而深也。"虞集这些比喻虽未必尽当，却多少表现了他们不同的风格。
第二节 王冕及后期作家
元后期作家，王冕诗歌的思想内容较为丰富，萨都剌、黄镇成、杨维桢等在艺术上也各有不同的成就。
王冕(1300?-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诸暨人。幼为农家子，自力苦学，后从学者韩性受教。应进士举不中，遂下东吴，入淮楚。至正七年左右，北游大都，见天下将乱，遂归。晚年，南方起义兵兴，移家浙东九里山避难。据说他死前不久曾作朱元璋谘议参军。他的画和篆刻在当时很负盛名。
在元末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王冕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其中有江南旱灾和水灾的图景，有蚕姑、村妇的眼泪，也有大官富商的骄奢淫逸。"人民正饥渴，官府急诛求"(《遣兴》)，"京都大官饫酒肉，村落饥民无粒粟"(《痛苦行》)之类的诗句，在他集中屡有所见。《江南民》中，写人民在差役、兵灾之下辗转呻吟的情景："军旅屯驻数百万，米粟斗值三十千。去年奔走不种田，今年选丁差戍边"，"东海风起浪拍天，海中十载无渔船"，"淮南格斗血满川，淮北千里无人烟"。其景象之凄惨，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在《伤亭户》中，写出了一个盐亭工人家庭在课税催逼下全家丧亡的悲剧。在北上时写的《冀州道中》诗里，不仅刻划出北方农村的贫因萧条，而且揭露了元统治者摧残文化的后果："自从大朝来，所习亮非初。民人籍征戍，悉为弓矢徒。纵有好儿孙，无异犬与猪。至今成老翁，不识一字书。"在《虾蟆山》里，他更借民间关于虾蟆石的传说，对剥削压迫人民的元代官僚表示了无比的憎恨：
......野人指点为我说，此物乃是虾蟆精。古昔曾偷太仓粟，三百余年耗中国。天官烛其阴有毒，敕丁破口蠡其足。至今突兀留山丘，雨淋日炙无人收。树根穿尻蛇入肚，老鸦啄背狐粪头。牧童时时放野火，耕夫怒击樵夫剁。自从残堕不能行，见者唾之闻者骂。虾蟆虾蟆非令仆(指中书令、仆射)，无功那窃天之禄?如今虾蟆处处有，天官何不夷其族?......
诗的结尾，他还意味深长地说："黄童白叟相引悲，田中更有蝌蚪儿!"
作为一个封建文人，他对农民起义虽怀有偏见，如诗中往往称起义军为"盗贼"、"娇氛"，但是元末农民起义后江南农村的动态，在他诗中也有一些曲折的反映。如《漫兴》两首：
一说妖氛起，生民欲断魂。村墟空壁落，市井变营屯。尽道无生计，谁为奉至尊?吾居更萧索，事业不须论。
处处言离乱，纷纷觅隐居。山林增气象，城郭转空虚。侠客思骑虎，溪翁只钓鱼。诸生已星散，那得论诗书!
他善画没骨梅花，他题画的梅花诗一卷很著名，象"疏花个个团冰雪，羌笛吹他不下来"等句，当时就有故事流传。他的《梅花》七古五首，颇能表现他豪迈孤傲的性格，诗风较近李白，和那些较多仿效杜甫的反映现实的诗多少有所不同。
总的说来，他的诗风比较朴直豪放，和元后斯纤细柔弱的一般诗风很不相同。但是，他模仿李、杜，有时过于着痕迹，往往搬用李杜现成诗句，显得有些生硬粗糙。
萨都剌(1300?-1355?)(注：清萨龙光的《雁门集编注》根据《北人冢上》、《李清庵见过》两诗确定萨都剌生于公元一二七二年，可供参考。但这个生年与萨都剌和同时诗人赠答往来的作品还有一些不合之处。这里仍从干文传《雁门集序》"逾弱冠登丁卯进士第"的说法，酌定其生于一三??年左右。)，字天锡，号直斋，本回族人，祖父以功留镇代郡，遂为雁门人。泰定四年进士，官至河北廉访经历。据说晚年曾投方国珍幕下。他在当时以宫词、艳情乐府一类的诗著名。乐府名作如《芙蓉曲》、《燕姬曲》，学晚唐温、李乐府，侬艳细腻之中，时得自然生动之趣。又如《上京即事》中的两首：
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赐诸王。
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酪酣。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
以婉丽之笔，写蒙古祭天礼俗和塞外风光，确有不同于唐代边塞诗的新鲜面目。他也有一些较好的山水诗，如《过嘉兴》：
三山云海几千里，十幅蒲帆挂烟水。吴中过客莫思家，江南画船如屋里。芦芽短短穿碧沙，船头鲤鱼吹浪花。吴姬荡桨入城去，细雨小寒生绿纱。我歌水调无人续，江上月凉吹紫竹。春风一曲鹧鸪吟，花落莺啼满城绿。
虽然也是学晚唐体，但是他并不是简单地铺陈声色，而善于摄取新鲜的风土色调。诗中"芦芽短短"四句，尤得歌谣风味。他的词也颇有成就。〈满江红〉《金陵怀古》既熔铸刘禹锡诗的意境，又能点染新辞，颇为读者传诵。可惜他的诗往往只是流连光景，揣摹声色，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却缺乏充实的思想内容。
黄镇成(1287-1362)，字元镇，邵武人。屡试不第，历游南北，后归隐故乡著书。他的《城西纪事》、《五月调兵赴绥阳》等诗，也接触到一些人民疾苦，但不够充实。他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是山水诗，如《东阳道中》：
出谷苍烟薄，穿林白日斜。崖崩迂客路，木落见人家。野碓喧春水，山桥枕浅沙。前村乌桕熟，疑是早梅花。
写江南山村景色，疏疏落落的几笔，却能引人入胜。其他诗如"白露下山城，秋风一夕生"(《八月》)，"红树夕阳蝉噪急，白频秋水雁来多"(《秋风》)，"一江风起晚潮上，半夜舟行山月高"(《明州西渡》)，风情声韵，逼近唐代刘长卿。但是，由于他生活在偏僻小县，交游不多，当时知道他的人很少。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别号铁笛道人，会稽人。泰定四年进士，官至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他在元末据有诗坛领袖的地位，他的诗号为"铁崖体"。他的《铁崖古乐府》中，七古歌行多半是咏史、拟古之作，好驰骋异想，运用奇辞，眩人耳目，受李贺影响很深。如《鸿门会》，就是模仿李贺《公莫舞歌》而变化辞句之作，他自己很引为得意，今天看来价值实在不高。他的五、七言绝句则多仿南朝乐府民歌和刘禹锡竹枝词。自宋金末年至元末，仿效李贺诗的风气从未绝迹，杨维桢因为在这方面表现得更突出，所以声名也特别显著。
但他的诗里也有少数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例如《盐商行》写出了盐商飞扬跋扈的气焰；《海乡竹枝词》反映了在官府、盐商双重剥削压迫下的盐亭工人的生活，例如：
潮来潮退白洋沙，白洋女儿把锄耙。苦海熬干是何日?免得侬来爬雪沙。
颜面似墨双脚赦，当官脱裤受黄荆。生女宁当嫁盘瓠，誓莫近嫁东家亭。
把他这组诗和王冕《伤亭户》诗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元代盐亭男女工人牛马不如的生活境遇。其他诗如《南妇还》等也有一定现实意义。
元诗成就虽然不高，但对明清诗人有一定的影响。明代诗歌弃宋诗而专拟唐人的倾向实以元诗为开端。明代许多文人学习唐诗的模范选本高秉的《唐诗品汇》，也是根据元人杨士弘的《唐音》加以扩充发展的。元代散文的成就和影响又远不如诗歌。
小结
元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人民的武装起义一直没有停止过。反映在元代文学，特别在杂剧和民间文学里的主要内容是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对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反抗。它不但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同时也鼓舞了广大人民反对元朝统治的斗争。
元杂剧是在我国深厚的民族艺术基础上，直接受院本和诸宫调的影响而产生的，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它又是时代的产物，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生活。它和话本小说共同开展了文学的新领域，对明清及近代的文学有重要的影响。元杂剧的题材同现实有密切的联系，不但关汉卿、杨显之等直接取材于现实的作品如此，就是那些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的，也都曲折地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生活，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元杂剧同群众的联系也十分密切，艺人经常在城市和村镇作场，通过演出和群众联结起来。更可贵的是，元杂剧作家由于地位的低微，和被压迫的下层人民比较接近，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广大被压迫者的意愿。这样，元杂剧的创作就有着比较丰富的源泉，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元杂剧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不同流派的作家共同形成元杂剧创作的繁盛局面。同时，元杂剧中也明显地反映了不同阶级思想的尖锐斗争。统治阶级所极力宣扬的封建道德和宗教迷信在杂剧创作中有着明显的影响，甚至在一些优秀的作品中也不能避免。
南戏在元代后期有着重大的发展，艺术形式已渐趋成熟，特别是作家在民间长期传唱的南戏和杂剧的基础上改编出《琵琶记》、《拜月亭》等著名戏剧，对明清传奇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不少南戏的改编本也削弱了民间创作的反封建的倾向，而成为宣传封建道德的工具。这对以后的传奇创作又产生不良的影响。
少数诗文作家继承了我国诗文中进步的传统，写出了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而大多数作家脱离现实，脱离人民，消极避世的倾向比较严重，大都只能在艺术方面模拟前人，成就不大。就是这时期比较有成就的作家刘因、王冕等，也存在这方面的缺点。
这时还出现了新的诗歌形式--散曲。散曲最初的作者是一些街坊里的市民和勾栏里的无名艺人，到后来出现了关汉卿、马致远等文人的作品，表现他们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作风明快泼辣。他们的作品对明代进步的散曲作家有明显的影响。然而比之杂剧，元散曲里就表现了更多的消极思想。到了张可久、乔吉等，更把散曲带上脱离现实的典雅化的道路，他们的作品成为后来一部分封建文人模拟的对象，实际上这是重复了南宋以后许多词家的老路。
在文学语言上，这时期许多戏曲、小说作家以北方流行的口语为基础，同时吸收古典文学里还有生命的语言，加以组织提炼，为明清以来的戏曲、小说的大量运用白话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