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书，称肇祖二子：长充善、次褚宴。充善生子三：长妥罗、次妥罗义谟、次锡宝齐篇古。
清官书纪肇祖以下第二世止此。盖除充善有生子三人之外，其兄弟行事，直无一字可纪。又肇祖在明代各书中，尚有一子名阿古，同与于七姓野人之难。肇祖身后事，皆童仓、董山兄弟二人所绍述。故《清实录》纪肇祖之子，仅此二人。今据各书，别作纪文如下；
童仓童姓，童即佟也。仓为褚宴两字之合音，而董山为充善之对音。据清代官书：褚宴为弟，充善为兄。则童仓应在董山之次。然当时肇祖被杀，承肇祖之后者，实为童仓，称建州长。挟卫印亡入朝鲜。旋于正统二年十一月，奏请欲回居辽东。并于奏中正名肇祖弟凡察为叔都督。潜移建州左卫之绪于凡察。明迁敕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令人护送出朝鲜境。时童仓等携五百余家，欲与俱出，恐被朝鲜拘留，乃有此请。既奉敕，乃以耕农打围为由，潜移东良。明廷则敕凡察仍回镜城居住。凡察旋由东良出朝鲜境，未能遵敕回镜城。盖镜城故朝鲜地，朝鲜先弃置其地时，肇祖乘虚入居。朝鲜王李裪嗣位，不似其父芳远之愚懦，锐意西征。是时方遣其将军李蒇，出境攻击建州之佟家江流域吾弥府地。正统三年，李满住因惮朝鲜兵威，退还灶突山旧地。朝鲜方用武于鸭绿江以外，其于镜城为己国旧壤，自益不欲为童仓等久据。童仓等既惧朝鲜之逼，又乘李满住已归灶突山，乃与马哈剌等四十余家，退至苏子河。明廷以辽东总兵镇守官奏闻其事，于正统五年十月敕辽东总兵官曹义等，安插建州左卫部族于婆猪江，即佟家江之迤西李满住原住地。是时明廷已认凡察为建州左卫都督，袭为建州长。而凡察则又奏言：“所部为朝鲜追杀，阻留一百七十余家。”明廷诏朝鲜王李裪还之。先是朝鲜言：童仓还建州李满住所，虑其同谋扰边，明廷不之省，并为之安插，为之下诏朝鲜，还其部属。朝鲜王李裪，因于次年正统六年二月丁酉，奏辨其无追杀之事。”并言：“其留住者，或因婚姻怀土不去，或被同类开谕而还，非己阻之。”云云。明年为正统七年，乃有董山之名发见。自此以前，为童仓嗣肇祖而被夺于其叔凡察者数年矣。
肇祖名孟哥帖木儿，其姓为童，已见前篇。童仓之童，自必亦系其姓。童仓之名，除稻叶引《明廷纪述》如《实录》及《名山藏》之文外，尚见于《明史·朝鲜传》。其必以童仓之名姓相连属而成文者，中国言语之习惯，一字恒不成名词。故言仓则冠以童姓也。
褚宴合音，当读如阐，音近仓。且褚宴亦系译音，不必确定是此二字。总之褚宴二字中，仅一褚字为有音，下一字为谐韵之字，最易读作一音，故成仓字。
褚宴为弟，充善为兄。《清实录》自言其祖先之行第，当可信。《实录》于充善兄弟，别无纪录，仅留二人之名，可以考其行第。稻叶所引《名山藏》王亨记五东北夷，则云：“童仓之弟董山，嗣为建州卫指挥。”殆以童仓嗣孟哥帖木儿，业已在前。故疑后袭之董山为弟，恐未必然，观于童仓之甘让凡察，及董山至而争回世职。凡察虽不服，卒由明廷分设右卫， 以为调停。则董山之能力，远胜童仓，盖可知矣。且其争而果胜，可知其名义必甚正。或者童仓年幼，不能不以凡察为后见人，日久遂致旁落。董山嫡长，既出而抗争，明廷有必许之之道欤？惟此数年间，董山何在？至此方出，此事殊难强解。当肇祖为七姓野人所杀时，传言与某子阿古同死。疑阿古即后名董山，先实被掳而未死，数年方归，乃复父业。《清实录》亦言肇祖二子，并无阿古其人。但他无佐证，以理想推之如是耳。
《明史·朝鲜传》：“正统三年，先是建州长童仓避居朝鲜界，已复还建州。朝鲜言：‘昔以穷归臣，臣遇之善。今负恩还建州李满住所。虑其同谋扰边。’建州长言：‘所部为朝鲜追杀，阻留一百七十余家。’五年，诏裪还之。”
稻叶引《明实录》：“正统三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子童仓奏：‘臣父为七姓野人所杀，臣与叔都督凡察及百户高早化等，五百余家，潜住朝鲜地。欲与俱出辽东居住，恐被朝鲜拘留。乞赐矜悯！’上敕毛怜卫都指挥同如郎卜儿罕，令人护送出境，毋致侵害。”
正统五年冬十月己未，敕谕建州左卫凡察等曰：“向已敕尔等回朝鲜镜城居住。今总兵镇守官，又奏尔等已离镜城，与原叛土军马哈剌等四十余家，来至苏子河，家口粮食艰难。今已敕辽东总兵官曹义等，安插尔等于三土河及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同李满住居处。若果粮食艰难，即将带回男女户口数，从实报与总兵镇守官，给粮接济。听尔自来关给。”
正统六年二月丁酉，朝鲜国王李裪奏：“近日凡察等奏臣追杀其部落，又阻留一百七十余家，蒙朝廷敕臣放与完聚。臣闻命兢惕不知所措……彼凡察旧居镜城阿木河，即太祖高皇帝赐服之地。其亲兄猛哥帖木儿等，被尔处亏狄哈攻杀，不能自存。臣祖悯之，授以万户职事，为作公廨，给以俾仆衣粮鞍马， 抚绥备至。至臣父又升以上将军职事。后被七姓野人攻杀之，并杀其子阿古，悉焚掠其房屋财物。凡察等俱各失所。臣抚恤之，一如先臣抚恤其兄。既得所矣，忽于近岁，先以耕农打围为由，移住本国边陲东良地面。后乃潜逃，与李满住同处。此实不及知，安有追杀之事？其在此留住者，或因婚姻怀土不去，或被同类开谕而还。非臣阻之也。”
又引朝鲜之《西征录》：“正统二年七月乙丑，李蒇上言：‘贼穴探候兴兵日时、道路等事。质问体探人与童都里不花等。’李满住今在吾弥府，或移入兀剌山城，皆未的知。其向吾弥府之路，则一自江界涉婆猪江，直入吾弥府口；一自理山涉婆猪江，由兀剌山东入吾弥府西；一又自理山涉婆猪江，由兀敕山南，西折而入，贼在吾弥府，则可由三路分入。”
又引《名山藏》云：“正统初，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子童仓，挟卫印亡入朝鲜。童仓之弟董山，嗣为建州卫指挥，更给新印，暂归凡察。诏以故印予董山，而缴还新印。凡察不予，乃更分左卫而置右卫，以新印给董山，使领左卫。凡察则持故印，而即使领右卫焉。”
又引《明实录》：“正统七年，分建州左卫设右卫，以董山为左卫长，以凡察为右卫长。敕董山曰：‘汝为凡察为一家，今分而设卫，汝处之大小头目人民，任汝指挥。自今毋相犯。’敕凡察曰：‘汝所应领有之头目人民，已命辽东官吏，公同审问。从属既明，汝其安守生业，勿愆致戾。”
董山既出，与凡察争卫印。正统七年，朝廷以凡察不让，分设建州右卫，以处凡察。而董山得袭左卫职，势骤张，躐跻群酋上，始受明廷约束。后渐煽诱北虏入寇，杀掠不绝。然当正统间，未敢公然首祸。正统十三年冬，明廷尚有使命，调发朝鲜及野人女直兵会辽东，征北寇，盖犹以恭顺期之。十四年， 土木变后，乃尽忘明廷旧恩，直犯辽阳东边，侵掠甚酷。景泰元年，辽东奏报：“开原沈阳之寇，系李满住等为响导，相其事势，实为董山所主持。”时都御史王翱巡抚辽东，遣使招谕，稍归所掠。复款关。是时凡察亦已殁。董山乘明使招谕，既已款关，遂曲意媚悦上国。于明则求以一身兼三卫都督之职，于朝鲜则亲诣其国，就其朝列。乾鲜中枢院使，给以制书，授为正宪大夫。自景泰二年冬，明廷即以建州头目，潜与朝鲜通，戒朝鲜国王李珦绝其使。直至天顺三年，边将奏：“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与朝鲜结，恐为中国患。”明廷敕朝鲜国王李瑈，毋作不靖贻后悔。瑈疏辨，复申谕之。盖董山与朝鲜相结已久，受朝鲜官职，亦非一时事。谕文明谓朝鲜不得给赏授官，以与朝廷抗。盖至大顺间，乃确言之。其时边将奏称：“建州三卫都督，以董山一人之事，而用三卫之称，又疑系求之明廷得兼三卫之后矣。天顺四五年间，建州以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被朝鲜诱杀事，又与朝鲜龃龉，至其义州杀掠，朝鲜请命于明廷，明廷尚有袒建州意。未几徇董山之请，特开抚顺关，为建州专设马市。事在天顺之末。马市既通，建州骤输入腹地文化，发达甚速。其后取明代之，实基于此。旋以赏赐太俭失望。董山纠毛怜、海西诸夷盗边无虚月。成化二年，明廷遣都督武忠往谕，并诘私通朝鲜虚实。董山力自白。更责以朝贡久废，促其来京。董山傲然从入朝。既陛见，顿首谢罪。及赴礼部宴，即呵斥己之从者，语甚嫚，又褫庖人之铜牌。既而行颁赏礼，自请素蟒衣、玉带、金帽之类，不一而足。朝廷皆曲予之，意示怀柔。而边警仍不息。顷之董山求归，抵广宁驿舍，忽有命羁之。旋置之法。时在成化三年春。董山从者，咸被流于广西、福建等处。建州以此深怨明廷。既谓董山之死，罪状不明。又素崇拜董山之为人，并愿戴其子为复仇计。由是边患益亟。董山之子名脱罗，则《清实录》所谓充善长子妥罗者也。董山被戮之年，明廷并大举伐建州。即前篇所纪成化三年之役。
黄道周《建夷考》：“正统时，建州卫指挥董山，煽诱北虏入寇，杀掠不绝。景泰中，巡抚王，遣使招谕。稍归所掠。复款关。后以赏赐太俭失望，董山纠毛怜、海西诸夷，盗边无虚月。成化二年，遣都督武患往谕，檄致董山羁广宁，寻诛之。命都御史李秉、靖虏将军赵辅，督师三道入捣其巢。夷稍创，始乞款贡。”
《明史·朝鲜传》：“正统七年五月，谕裪曰：‘鸭绿江一带，东宁等卫，密迩王境，中多细人，逃至王国，或被国人诱胁去者，无问汉人、女直，至即解京。’初，瓦剌密令女直诸部，诱朝鲜使背中国，朝鲜拒之，白其事于朝。帝嘉其忠，敕奖之。并赐彩币。”云云。是时边禁严，建州即有犯边意，亦受自瓦剌，供其指使耳。又正统十三年冬，命使调发朝鲜，及野人女直兵会辽东，征北寇。时英宗北狩，郕王即位，遣官颁诏于其国。景泰元年……夏，裪卒，赐吊祭，谥庄惠，封子珦为国王。会辽东奏报：“开原、沈阳，有寇入境，掠人畜。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头目李满住等为响导。”因谕珦，相为犄角截杀之云云。此为女直公然寇边之事实。《建夷考》中归罪董山，不言李满住，当得其实。
稻叶岩吉《蒙古满洲历史地理》第七卷：“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辽东亦致纷乱。兀良哈三卫，来自西北，寇辽河流域。女真自东北，屡犯辽阳之东边。东边被害，当自此始……都御史王翱，在辽东时，曾遣官至彼等部内，收回被掠男女。其间建州女真，逐渐繁盛，辽东被害益深。成化三年，明遂出兵，讨建州女直焉。”云云。按王翱在辽时，据《明史》本传：“正统七年冬，提督辽东军务……景泰三年召还。则遣官招谕，收回所掠。”事必在景泰初年。而《建夷考》之所谓巡抚王，即王翱也。稻叶叙述之文，未能逐句指其所出。要其据《实录》为大宗，旁及私家纪述数种，与《明史》及《建夷考》一一相合，自极可信。
《朝鲜传》又言：“景泰二年冬，以建州头目潜与朝鲜通，戒珦绝其使……天顺三年，边将奏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与朝鲜结，恐为中国患。固敕瑈毋作不靖贻后悔。瑈疏辨，复谕曰：‘宣德正统年间，以王国与彼，互相侵掠，敕解怨息兵。初不令交通给赏授官也。彼既受朝廷官职，王又加之，是与朝廷抗也。王素秉礼义，何尔文过饰非？后宜绝私交，以全令誉。’”云云。稻叶氏《清朝全史》第四节五：“董山为左卫，故都督猛哥帖木儿遗子，与叔凡察争卫印，遂使明廷颁新印焉。其为人虽不可详知，要其由干斡河谷地，觅李满住部族而来归。其时皇皇如丧家之狗。然董山既出，乃一跃而骤跻群酋之上，强求明廷，兼领建州卫及右卫之都督。又知徒与朝鲜启衅为非计，乃亲赴半岛朝廷。朝鲜亦以见愠于彼为不利，假彼以中枢院使之制书，授为正宪大夫。彼之手腕，可想见其不凡。”云云。此出于稻叶之叙述，必有所本。据此则《朝鲜传》之称建州三卫都督，恐即系董山一人所求之明廷而得之兼职矣。
《朝鲜传》：“天顺四年，复谕瑈曰：“王奏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通谋煽乱，已置之法。夫法止可行于国中，岂得加于邻境？郎卜儿哈有罪，宜奏朝廷区处。今辄行杀害，何怪其子阿比车之思复仇也？闻阿比车之母尚在，宜急送辽东都司，令阿比车领回，以解仇怨。’五年，建州卫野人至义州杀掠。瑈奏乞朝命还所掠。兵部议：‘朝鲜先尝诱杀郎卜儿哈，继又诱致都指挥兀克，纵兵掠其家属。今野人实系复仇。宜谕朝鲜，寇盗之来，皆自取。惟守法安分，庶弭边衅。’从之。”
《清朝全史》第六节一：“建州女直得名酋董山，富强日进，寇掠亦因以日繁。辽东之困惫，事实毕露。惟赖以中央政府之威仪，示怀柔之一法而已。天顺三年之春，辽东有词以诘责建州者，惟董山受朝鲜中枢院制书授为正宪大夫之一说，盖其罪状为私通。在建州亦以此一事，深恐明廷知之。当时辽东巡抚之报告，谓建州与朝鲜相结谋叛。明廷特遣锦衣译者某，往建州诘其虚实。董山力自剖白。明使乃促其入朝，责以久废之职贡。董山从之。彼其意，直谓轻身以往，汉儿其奈我何？骄蹇之态如此。何乔远记事云：‘董山等悔罪来朝，朝廷责之，皆顿首谢。及赴礼部赐宴，辄于指挥其部下之时，出谩骂之语，褫厨人之铜牌。给赐时，又自行要请素蟒衣、玉带、金帽之类，不一而足。朝廷皆给之。’云云。董山之目无王法可想。当是时，明廷以为羁縻此僚，建州必可弭平。乃辽东报告：‘女直侵寇，依然不止。’既而，董山求归，明于彼归途中广宁驿舍拘系之。旋，致之法。此事当在成化三年之春。是岁九月二十四日，将军赵辅将兵五万，讨建州焉。”云云。又本节三：“董山被杀，其余随行人众，流于广西、福建等处。女真人谓董山罪状不明，为汉儿所诈杀。董山为明一代女真人之最杰出者，女真甚尊其谱系，且有思慕故都督之意。”云云。稻叶叙述中，以天顺三年之事，连属而下，直贯至成化初。其遣使往谕，尚是诘问朝鲜授官之虚实。董山入朝，亦自白此事。盖时亘七八年矣。据《建夷考》：“并有赏赐太俭失望盗边之衅，又为遣使诘问之近因。”所遣之使《建夷考》谓为都督武忠。此言锦衣译者某。明《职官志》：“锦衣卫，……恒以勋戚都督掌之，恩荫寄禄无常员。”则都督武忠，当是锦衣卫领衔之人。实则译者某衔命而往。又所云何乔远之记事，何乔远所著《名山藏》，在清世禁书目中。此或《名山藏》中语也。
《明史·食货志》：“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驭边，省戍守费。……永乐间，设马市三：一在开原南关，以待海西；一在开原城东五里；一在广宁。皆以待朵颜三卫。定直四等：上直绢八疋，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递减。既而城东、广宁市皆废，惟开原南关马市独存。”云云。史言中叶以前辽东马市者如此。其余为大同事。土木之变，乜先即入自大同。大同马市，《史》言：“始于正统三年。迨成化十四年，陈钺抚辽东，复开三卫马市。通事刘海姚安肆侵牟，朵颜诸部怀怨，扰广宁，不复来市。兵部尚书王越，请令参将布政司官各一员监之，毋有所侵克。遂治海安二人罪。寻令海西及朵颜三卫入市。开原月一市，广宁月二市，以互市之税充抚赏。正德时，令验放入市者，依期出境，不得挟弓矢。非互市日，毋得辄近塞垣。”云云。此明中叶辽东马市也。其后宣大开市，起于仇鸾，严嵩主于后。世以杨继盛谏疏，益传其事。盖土木变后，大同市久停。至是始复开，寻复罢。隆庆四年，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复开宣大市。而辽东市于万历二十六年复罢，三十九年复开。则与义州木市同为起讫。”《史》文所言止此。开原南关一市，始终未罢。《史》仅言以待海西。讳建州不见明文。又于抚顺开关设市。明徇董册之请。为建州兴盛之一大关键，则更不著一字。此种无谓之史书，乌足行世。易代以后，必有重修，乃备事实。特尚非今日所能言耳。
稻叶氏《清朝全史》第六节，纪马市事，较《明史》为详。《明会典》等书，今亦尚存。惟马市事非本篇所必载。本篇但欲详董山所求开之抚顺关，则据稻叶所引，一引《全辽志》：“抚顺马市，在城东三十里。建州诸夷人，于此交易买卖。”二引《广舆记》：“马市一设开原城南，一设开原城东，一设抚顺，一设广宁，一设古城堡。”三引《方舆纪要》，记抚顺关云：“抚顺所之东二十里，置马市于此。”云云。以上数书，惟《全辽志》较难得，余俱习见，而明史竟没之。其先女真马市，皆在开原。后为建州特开抚顺市。《清朝全史》第四节五，叙述文云：“董山更能使明于建州之西边，创议贸易之关门。此即后历代建州所占利益之抚顺关也。关门定于浑河之谷地。市场设于今抚顺城内。明之边吏，于设关大有异议，全由董山之强求，与其折冲之巧。旧例，女直贡道，必经开原之广顺、镇北二关，不得由别路。其得于浑河以下通辽东腹地，必推为女直之大告成功。天顺末，明廷以敕谕下辽东曰：“自后建州女直到边，由抚顺关进，于抚顺城东交易。抚谕之法，当得其宜。防闲周密，以绝奸宄之谋。勿生事阻挡，以失夷情而起边患。”云云。明年，辽东巡抚奏言：“女直来者多至五六百人。少亦二百余人。俱憩宿于城中军民之家，恐有觇边情之虚实，或图响应而作奸者。”又言：“抚顺城绝远，仓卒难赴。于该城之南，置一马驿，具馆夫十名左右，以为接待。”又言：“抚顺城西南抵沈阳，隔九十里之远，其间增筑墩台三座，每墩台配置兵五百名。”云云。明之辽东，当时顾虑建州，以此可想。
《清朝全史》第五节八：“抚顺马市，由抚顺关进。”《全辽志》记之曰：“抚顺关在沈阳城东北，抚顺城东二十里。建州夷人之朝贡买卖由此。”《九边图说》记：“抚顺城距边二十里。可证《全辽志》之不误。关之故址，在浑河左岸，今称关口。此地之南，必为马市之所在地。马市设于边墙之内，女真人及兀良哈之出入，必经指定之关门。观于成化中，海西酋长李撒哈赤，由抚顺关时，辽东守臣拒之。谓海西当由开原，不得经抚顺，可知其为指定矣。关门之地点，及数之多寡，在明廷本视为兵事之要著。盖贸易之门户，即为入寇之要路。董册求开抚顺关，岂但当时收显然之利益。后来建州实食此关之惠于无穷。关市相连，不独货物之灌输，即中国文化，亦由马市而将率边郡。更由边关，吐此等文化而输出塞外。非抚顺有马市，建州安能骤致发达乎？”云云。李撒赤哈事，别详《脱罗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