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一、该如何认识秦国百余年的兼并战争呢？
春秋战国五六百年的纷争，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画上了句号。
尽管带着一种不情愿，我们还是看到，“虎狼之国”的秦国，还是统一了山东六国的“文明之邦”。
秦国被称为虎狼之国，因为它侵略成性，杀戮太多，这大约是事实吧。但当时诸侯互战，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山东六国之间的互相攻侵和杀戮，又何尝有一时一刻停止过呢？
齐国曾经兼灭过燕国，齐燕之间的“权之战”，覆杀燕军十万；楚国曾经吞灭吴越和鲁国；赵国曾伐灭中山；魏国曾灭卫国；齐、魏、赵一度宰割宋国。而燕与赵的战争，更是累年不断，规模动辄二十、四十万人马。魏国直到亡国前夕，还在恋恋不舍地进攻楚国。所有这些诸侯国，也都是在兼并吞灭数十个春秋时代小诸侯国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所有这些战争，不都是伴随着杀戮和流血吗？六国之间的战争杀伤，并不比秦人造成的少，伤者相扶于道路，人民折头绝腹，奈何只批评秦国是虎狼呢？
蔺相如曾说秦国是虎狼之国，但是他自己不也带着军队入侵过齐国，一直打到了齐国平邑吗？难道他就是正义之国吗，他的军队就不“暴”，而是笑眯眯地去齐国扶贫吗？
秦国的扩张，不过是诸侯列国兼并混战中的一部分。是这个混战兼并有机体中性质完全与整体相同的一部分。而且是成功的一部分。如果说秦国是强暴的虎狼，那么列国就都是凶猛的的鳄鱼。齐国占领燕国后，“杀其父兄，系累（用绳索缚着牵着）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残暴的行为导致燕国人民群起反抗，齐军不得不从燕国撤出。乐毅率领燕军占领齐国，也是烧杀抢掠和屠城，由于齐国人的反抗，最终从齐国退出。要说暴的，反倒是这些弱小的六国。而秦国在占领区政策得力，未见反复。譬如秦在巴蜀，搞了都江堰工程，前后一万多家的秦人移民到那里，去支援建设，这些都是积极的路子。
其实，人类历史上都必然有这样一种过程：即城邦国家向帝国过渡，期间伴随着城邦之间的混战和兼并。对于中国，就是诸侯国的混战和兼并。这种列国战争，包含秦国发动的在内，不能以“侵略”简单名之。它是走向大帝国的必然过程。秦国不过是在百余年的兼并竞赛中获得了胜利，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的深重灾难，它打的是一场积极的终结战争，而不能说是侵略战争。
列国间的兼并争霸，固然惨烈，但亦有其积极意义。正是几百年风起云涌的诸侯战争，促进了列国的竞争，促进列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竞相发展，所以春秋战国时代，才成为中国文明的大爆发点，就像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一样，是中国最富于创造性的时代，孕育了未来中国两千年的文明根底。
古人云：“世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确实，如果长夜可以比拟夏商和西周时代，那么孔子所生存的春秋战国，就是文明曙光出现的时刻。大秦帝国的建立，则是文明进入光天化日。
从古代气象历史看，春秋战国——起于公元前800年左右，止于公元200年左右，这一时期刚好也正处于大冰河期结束以后的第三个温暖，平均高于现代的年气温1~2摄氏度。这种气候的特征，和文明的勃发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不管怎么样，在这个气候温暖期的末尾，中国真正实现了统一。不过，把秦始皇视为我国古代罕见的一世雄主，也过誉了。他不过是踩在秦昭王五十六年经营的肩膀上，用十几年的摧枯拉朽，收获了轻而易得的帝国——大秦朝。
话题二 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
六国传统的贵族政治是这样的：贵族（即王族，以及王族亲戚派生的贵族家族以及其他非王亲的知名的世袭的异姓大家族——世家）担任朝廷要职，这些人攥着印把子，低能糜烂，又不肯假借别人，垄断世袭，抑制人才，政治普遍黑暗。
譬如赵国，赵武灵王以后，世掌赵国军政大权的都是贵族：安平君（公子成）、平原君（赵胜）、阳文君（赵豹），都是王室公子担任相国；公子花、公子刻、公子章，则是王室公子担任大将。其余赵奢、赵括、赵忽、赵初等将官无不是宗室贵族。这些贵族通常庸碌鄙陋，赵武灵王当初改革失败身死，就是由于公子成一伙贵族的反攻，终于饿死了他。在贵族政治的夹缝中，偶有个别廉颇、李牧、司马尚等布衣英豪，虽然才干超群，也不免被诛、被免。
韩国的情况和赵相似。担任韩国相国的约有十四人，其中六人是宗室贵族。齐国除了邹忌以外，封君也都是田氏宗族中人。楚国就更加厉害了，前文已经说过，不再重复。
秦国的君王虽是世袭的，但官僚多是遴选和考核出来的，跟秦王没有血缘关系，这是与六国不同的地方。他们是一些职业的官僚——靠当官谋生，以当官为职业。秦王靠法家的“法、术、势”来约束管理这些职业官僚，这就是本书所谓的“职业官僚政治”，也可以叫做布衣政治。而六国的贵族政治，是靠家族的血缘纽带来结合君臣。也就是说，大臣和国君都是有血缘关系的，大臣往下又继续任用有血缘关系的本族之人为官。国君对整个臣子体系，全靠宗法血缘关系来维护，而不是职业化的管理和考核。级别最高的大臣多是由血亲最贵的贵族充任，他们凭着DNA上的特别标志而当了官，往往没什么本事，只是不断丢失城邑和民众生命罢了，史书上只留下他们一些干巴巴的名字，没有什么事迹和成就。其中“最贤者”也不过四人，即所谓“战国四君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都是矮子里拔将军，只是差强人意罢了，实际上傻事一点都没少干，而且专权误国。
而秦自法家商鞅改革以来，扫除大批贵族世家，给布衣人才腾出了地方。张仪、公孙衍、乐池、甘茂、楼缓、金受、杜仓、寿烛、范雎、蔡泽、吕不韦、徐诜、昌平君、隗状、王绾、冯去疾、李斯等等历届将相，基本上都是布衣的外来人才，经过立功、选拔、晋升而成为卿相，个个有不凡的事迹垂名青史。韩非子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人才都是从基层布衣来的。秦国人民乐耕，战士乐战，天下士人多愿意为秦国所奔走，就是因为秦国法家的职业官僚政治优越。而六国军队战斗力虚弱，就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贵族政府的不信任和无热情。
六国不断流失了诸如孙膑、吴起、商鞅、张仪、范雎等等人才，这些人才在六国得不到发展，就是因为六国推行贵族政治。吴起在魏国，被大贵族田文排挤走，在楚国，被贵族们最终杀死。孙膑不容于魏国，在齐国最终又以造反罪名被驱逐。商鞅在魏国虽经推荐但得不到官，张仪在楚国得不到官，廉颇在赵国失意，李牧被斩于朝堂。这些英豪们的个人悲剧，在六国屡见不鲜的，纠其根本原因，就是六国的贵族政治，排斥了布衣们的进身之路。
时间是一把筛子，最终会淘去一切历史的陈渣。秦国的统一历程，就是职业官僚政治（布衣政治）对六国贵族政治战胜和取代的过程，是进步的政治取代落后的政治。秦国的兼并，因为是进步和革命的。
还有一点：六国的布衣人才，因为一直没有进身之地，于是大批流亡去了秦国。秦国的高层将相，无不是从六国而来的布衣精英，比如吕不韦、张仪、范雎、蔡泽、李斯，乃至王翦、蒙氏这样的名将。他们最终帮助秦国战胜六国，同时获得自己所申求的政治地位。
所以，鄙人认为，秦对六国的战胜，不仅仅是外力对中原的入侵，也是六国基层人才对六国上层贵族的一次反动——借助了秦国这驾外部马车，从外部实现发动，最终获得了自己在六国地区新政权中的权位。它们和借助一次农民起义，实现基层豪杰人才对上层贵族板块的一次大反动，是实质一样的。
当然，用不了几百年，这批人才（军功功臣）又慢慢变成了盘踞在政坛上的新的贵族板块，于是，又等待另一批基层人才，通过下一次大起义来打破他们所垄断和板结的统治天花板。中国就这样陷入一次有一次的暴力循环。这都是因为没有民主和通洽自由的政治参与渠道啊。才导致历史一次次选用暴力的形势帮助下层精英参与进入上层啊。这也就顺带解释了农民起义的主流队伍，和其中少数领袖精英，之间的利用和被利用关系了。
又及：大清朝，也是实行贵族政治的。譬如，清王朝，特别到晚期，重用的嗾使亲王贵族，皇室宗亲（琦善什么的），都是些保守贪婪短视之辈，终于把清王朝搞得落后于世界列强了。而在此之前，实行职业官僚政治的明王朝原本是世界强国的。总之，贵族政治是相对落后原始的，是原始家族政治的延续。一个文明的初始往往采用这种模式。清王朝起自于一个部落，所以采取了以家族血缘为枢纽的贵族政治，并不奇怪。罗马被蛮族攻破后的西欧，也是沦为贵族政治王国。
话题三 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的性格光辉
中国的历史，和许多地区的历史一样（譬如英国），都是从多元的“散”，汇聚成一元的“专”。
所谓多元的“散”，是指诸侯时代，每个诸侯国内的权力，被诸侯国君和贵族（与国君一族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或者没有血缘关系的贵重大家族（世家），所分享。这就是“散”。
那时候，诸侯国君的权力有限，而贵族们、世家们则拥有封地和武装，可以对抗君权，这造就了一种自由、平等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认识。所以，“自由”一词，最早是从这些贵族和大家族那里打造的，而不是来自平民。春秋战国时代人们那古朴直烈、信守独立人格、维护个性尊严、追求名誉理想的人格魅力，就是在这种“散”的统治构架下，必然形成的，而且突出体现在这些贵族、世家的掌门人身上。前面我们谈魏国贵族魏齐的死的时候，谈到了这一点。
当帝国时代临近，一元的“专”萌芽了：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些法家改革者，他们使那些贵族、世家失去了世袭的权力，失去了封地，失去了贵族政治的经济基础，从而使国君摆脱了尸位素餐、动辄被弑、说话没人听的悲惨地位而获得了绝对的权威。于是，一元的王权专制出现了。
王权下面，还得有人干活啊，于是布衣政治（职业官僚政治）出现了。一元的王权，控制着千百的布衣职业官僚而不是从前的贵族家族。这一嬗变过程，是从战国中期商鞅时代开始，到秦帝国时代完成，尤其以秦国的变革为彻底。
这种新的职业官僚政治，虽然比从前的贵族政治进步，但缺点是人们丧失了贵族时代的自由精神和气质——换句话说，贵族时代的贵族有封地和实力，脾气大，可以打造出古朴直烈，也玩得起自由和个性尊严。但是后来的职业官僚们，在皇权专制下面，没有自己的实力了（封地都被法家们革掉了，法家们还用法束缚着这些官吏，儒家们则用忠孝强化着皇帝的权威），他们失去了经济和人格独立性，只能仰仗帝王，依附皇上，靠皇上的赏赐吃一口饭，对皇帝的意识形态惟命是从，失去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的个性光辉。这种趋势越来越不可逆转，一直到了“皇帝是真龙天子、臣子是猪狗奴才”的“我大清”，皇权专制走到了极致，也走到了尽头。标准格言就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中国古代历史中创造的最丑恶的一句话。
春秋战国时代以贵族、贵族的余绪——士人为典型代表的个性尊严、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后来一去不复返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分封制的体系被郡县制的皇权专制所取代这种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而导致的。是社会体系不同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哀叹后来的人“人心不古”什么的。
但我们希望现代的人，少看些清代的奴才的辫子戏，多看看春秋战国人的个性独立自由与直烈。
话题四 中国历史划分
众所周知，商与西周，不过是当时中国众多诸侯中较大的一个诸侯，不能称为帝国。中国真正的大帝国，是从秦开始。
我们不妨这样来界定中国的历史：夏最多算是虚无时代；商周是分封时代，社会是分封制社会，在分封的天子、诸侯、诸侯国内都实行贵族政治；秦汉至明清，是皇权专制时代，社会是皇权专制社会，实行的是皇权专制下的职业官僚政治。我们以此来取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莫名其妙的提法吧。
而今天，我们是共和国时代了，既不是贵族政治，也不是皇权专制，是平民政治了。
话题五 论楚文化
南中国的楚国，即使到了战国末期，仍然非常富大。它东及江浙大海，西抵川东巫郡，绝长续短，犹以五千里数，持戟之士百万，足以踊跃中原。楚人而且很有钱，他们甚至用昂贵的犀牛皮和鲨鱼皮制作战士衣甲。“犀甲”据说可用一百年，是为皮甲之首。
但是，由于保守没落的贵族政治，楚国还是被秦军一块块啃掉了。
随着秦军的脚步向楚国南方深入，秦国进步的政治也传向了南方。而楚地灵异奇谲的楚文化，则反着秦军前进的方向，荡漾向了大陆的北方深处。
楚国虽然政治没落，却是一个文化大国。
中国向来南北方的文化，差距很大，北方为庄，南方为谐。比如说，北方是儒家、法家文化，坐怀不乱型的，正大刚猛，以天下为己任。而南方就不正经，老子庄子都是楚人，提出道法自然的路子，表现为轻松浪漫乃至求奇求怪。所以南方的疯子也特别多（比如接舆什么的）。衣服也是奇装异服，火锅烟囱似的高冠和自由飘逸的衣袂、陆离的长剑，都比中原来得自由夸张。总之，南方不像北方那么正经。譬如如今湖南长沙地区的娱乐产业，就跟北方的玩法大不一样，更不正经些，或者说“谐”一些。
这从古代青铜器上也看得出来，北方的礼器威严稳定，南方奇谲灵逸，着重细节的夸饰和造型的精怪。楚地山川逶迤，风物灵秀，孕育出楚人活泼奔放的风格；大江云蒸霞蔚，变幻万千，风雨晴晦朝夕不同，造就楚人奇谲的文化风格。所以他们的音乐、诗歌、绘画、衣冠、漆器、青铜器，无不自建风骚，别具浪漫风格。
楚国人跳舞，也比中原自由奔放。中原人跳舞，都是主旋律风格，“大韶”什么的，再现武王伐纣革命历程，歌舞中寓着教育，没什么意思。而楚人淫于祭祀，跳舞给神看的，所以想到哪跳到哪，没有儒家礼乐束缚，充满鬼幻神气，精彩艳艳，浪漫不羁，婉转似羽毛之从风，轻盈与尘雾相迷乱，动荡灵奇，是古代的黑人街舞。从前的楚灵王就是舞林高手，楚人都风从效仿，饿作细腰。楚国的歌舞和“小蛮腰”，是中华一宝。
曾几何时，楚人鼓瑟吹笙，撞钟伐鼓，欢乐的时光如水荡漾，楚人音乐的余响回荡于天地之间，如今用射电望远镜还可以在太空中捕捉得到。楚的文化歌舞，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汉代。实际上，楚国拥有当时最发达、最先进的演奏乐器。
楚国的“曾侯乙编钟”是世界上最早具备十二个半音阶关系的定调乐器，堪称同时期古世界乐器之执牛耳者。该编钟中的大定音钟也是楚国人的首创，欧洲人直到公元1000年才有定音钟。楚地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除了编钟，还有编磬32件，逮鼓1件，悬鼓1件，鼙鼓1件，手鼓1件，小瑟1件，琴1件，筑1件，排箫2件，竽5件，共计124件，可供一个庞大的乐队使用。楚的文化产业如此发达，所以在北方获得流行，以至于汉朝的乐器与歌曲多是楚文化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