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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至圣先师(545B.C.-500B.C.)

第五章 至圣先师(545B.C.-500B.C.)

  (一)

  当齐国的齐景公靠边站,把权力输送给了田氏,鲁国的国君也变成了窗边族,具体地说,鲁昭公受到了来自季孙、孟孙、叔孙三家的挑战,所谓“三桓”。

  三桓的发家轨迹,跟晋国从前的三郤差不多。所不同是三郤被其国君镇压下去了,而三桓却向上瓜分了公室。不过“三桓”并非生性残暴,非要赤裸裸地蚕食国君大权。实际上,他们如果不掌握一定政治权力就难以庇护其家族,仅仅依靠经济实力是不足以“保室宜家”的。实际上,“三桓”为人不错,他们注重收拢人心,比如说“季孙”的第一任家长“季友”,是有名的贤人,第二任“季文子”更是贤名远播国外,他家里小妾都不穿帛,不涂雪花膏,厩马都不吃粟,更无来路不明的巨额存款。三桓作为卿大夫家族,也是自有封邑,采取土地租赁制、实物地租改革,代表了新的生产力方向,人们纷纷前来依附,三桓的盘子越坐越大,在封邑上招兵买马,各自拥有战车一千乘,抵一个中等诸侯国军了。如果是宋明清的皇权社会,大臣家里有这么多军队,早要定个谋反罪砍头了。但在大周朝的封建时代,卿大夫家族就是自有封地与军队的——封建嘛,分封给他们的。牛气的三桓,终于凭着势焰冲天的家族经济军事实力驱逐了国君鲁昭公,但国人并无异议,因为三桓比较开明。

  鲁昭公在流亡过程中还一度骑马——这是史书上关于中原人骑马的首例。估计他像唐僧一样,骑着马,在徒众追随下流外八年,客死晋国。死后,他弟弟被“三桓”立为“鲁定公”,有名无实。于是,鲁国政坛的舞台上,三桓家族与国君一族一起蹦达。“三桓”的家族在兴起,国君的家族在衰败。最惨的时候,鲁襄公招待晋国使者吃饭,行射礼,想找几队善射的人都没有,只好去三桓家里借。

  其实,君权旁落也不是坏事,它实际是“一元寡头政治”向“多元贵族联合体政治”(类似后来的罗马元老院)的递变,带有民主参与色彩。但东方人毕竟喜欢让一个人说了算而不是多人发言,我们伟大的“保皇党”大圣人孔子,因此非常看不惯“三桓”分享君权,总是伺机咒骂他们犯上,骂他们礼崩乐坏,乃至“是可忍,孰不可忍”了!看见三桓谮用国君的礼仪和乐舞,孔子气得七窍生烟,于是提出“君君、臣臣”的主张,臣子要听君主的话,给君主磕头,不许谮越,以便实现隆主、集权。“君君、臣臣”这套主张当然不合三桓的意。孔子带着自己的观点四处碰壁,这是自然而然的。但同样是这个主张,在随后两千年里,却成了皇权社会的专制集权统治者们餐桌上最受宠爱的一道“儒家”之菜。

  孔子的爹,前面介绍过,是“逼阳大战”力举悬门的鲁国勇士——战斗英雄叔梁纥。叔梁纥虽然力大无穷,但死活娶不到老婆,直到六十六岁高龄才找了一个女生,很年轻,才二十,也就是孔子的妈。根据孔圣人的信徒宣称,孔子是他爹和妈共同祈祷山神后怀孕的,未经父母交媾。也就是说,是从上天下载的,非常纯洁,和五百年后的耶稣一样都是处女所生。

  公元前551年,孔子生下来以后,据说长相奇丑,白眼仁多于黑眼仁,翻鼻露齿,脑袋上都是山丘。他妈妈一看,怎么下载了这么一个丑小孩啊,于是叫他孔丘。孔丘三岁那年,战斗英雄叔梁纥去世(没了爹的孔子是妈妈拉扯大的)。

  在中国,十有八九的人都认为,喔,孔子嘛!就是那个文绉绉的家伙啦。其实孔子不文绉绉,他是个举重的大力士。

  孔子小时候干过脏活累活,又继承了他爹举城门的基因,所以也喜欢“翘国门之关”,就是举诸侯国都城门的大门拴。在中国古代,时兴举重运动,主要就是“翘关”和“扛鼎”两个项目。翘关就是举城门上的大木门栓,扛鼎就是举烧饭的大锅子——这都是吃饱没事人的逞能项目。一般城门四、五丈阔,门栓合抱粗,几十斤重,一头搭在城门上,另一头单臂举起(像手托炸药包那样),这就是“翘关”。孔子少年时候可喜欢这种举重运动了,《吕氏春秋》、《列子》等书都说他力能翘关。这大约就是他老时自己所说的“吾少时且贱,故多能鄙事”中的一种“鄙事”吧,带着自嘲和自豪的复杂感情。孔子年少时候,也是年少猖狂过的啊,喜欢当众出风头啊。

  一般知识分子给人的印象,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但那是进化到后来的样子。在春秋时期,文武不分家。士人,作为城市平民中的佼佼者,主要职业是去卿大夫家里当主管(作文的),打仗的时候就带兵保卫社稷(作武的)。所以士人除了读诗书,也练射御,体格也仿佛武夫,比如这里的孔子。以及他的徒弟子路,但不包括颜回。是到了宋朝以后,知识分子的身子骨才坏下来,出门受不了车子颠簸,官员上朝都改坐人力轿子,软和啊。

  孔子十五岁,开始“志于学”,一直到了三十岁,才算学完了。跟现在的博士学龄一样长。这时候,我国以西南的尼泊尔境内有一个城邦小国,它的太子娶到了两三个媳妇,整天在花天酒地的后宫里享乐,突然他发现媳妇们、婢女们的睡姿很不雅,嘴巴歪着还直咕囔,于是他被气得愤然出走。从此离家流浪,开始了锻炼成佛的悟道生涯。这个人就是释迦牟尼,伟大的佛祖。佛祖出走的这一年正好三十岁,也算三十而立了。

  孔子立得却很慢,一介平头老百姓而已,三十前后只干过“乘田、委吏”这种仓库里的Inventory clerk,以及牛羊倌之类的小差使。

  孔子为什么当不上大官呢?因为周时代当官有个特点,主要看血统,血统高的——所谓世家,也叫君子,西方叫贵族,就比较好混,会吹牛会表演礼仪再有个好爸爸就能享受一生了。而百姓们是一般难以挤入政坛的。

  孔子当不了大官,就打算办学。早期的学校都是官办的,专给世家贵族子弟用。世家贵族子弟六岁要聚在政府开办的“泮宫”里,学识数。十三岁开始学习礼、乐、御、射、书、数,这是当时的必修课程。其中御射,分别指驾车和射箭,世家贵族子弟们要学这个,因为他们长大以后要带兵的——如同法国小说里的花花公子们,往往也都是未来的上尉。而“乐”这门课,不光吹拉弹唱,还要结合以跳舞,特别是把武王克商的战争场面用舞蹈形式表达出来,既练了形体,还操演了兵器,更锻炼了政治觉悟。当时跳舞时兴拿兵器,要不怎么有项庄舞剑、闻鸡起舞之类的词呢。“武”字的甲骨文就是一把戈和一个大脚丫,表示持戈而舞。

  这些世家贵族子弟未来也会当官(官场和战场一样,都是被贵族垄断着),所以还要学“礼”,就是当官的礼仪,互相递名片什么的,以及说官话。当时诸侯各国各有自己的方言,但是当官必须说统一的官话——即正宗的陕西镐京话。

  世家贵族子弟学的这些课程,普通城市平民是没有学习机会的。但是孔子有志气,他开始办私人学校,把授课面推广到市民阶层(比如子路之徒),教他们学礼仪、学官话什么的,类似新东方,使他们学成以后可以出国——对不起可以当官。于是大家报名热情还挺踊跃,子路等人也确实当上了一官半职。孔子作为民办教师,也就出了名。

  孔子教授的的内容,跟官办学校一样,也是《诗经》、《尚书》、《周礼》、乐经、《周易》、《春秋》。关于这些东西的版权,从前周天子管理很严,孔子是无法偷着讲这些课的。后来随着周的式微,孔子就开始能讲盗版课了。现在中国的一些培训师也跟孔子一样,把外企譬如诺基亚的培训课件,盗出来在外边讲。

  讲盗版课的孔子,在他的三千学员中,六门课全部学习及格了的(身通六艺者),一共有七十二人。呵呵。

  从前,周天子垄断了知识,民间没有知识,现在盗版出现了,知识开始在民间大爆炸,知识越滚越多,出现百家争鸣。学者们纷纷研发出新的课程和学说,有了新的学说,就立刻忙着办学、辩论,不亦乐乎,这都是官方垄断知识局面被打破后的繁荣景象。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墨子办的私学,就传授自然科学,讲到了点、线和球体的概念,以及力的性质、运动,力的平衡以及简单的机械、光学基本原理,这都是他自己研发的。并且还探讨有关影的形成,光与影的关系,光与光源的关系和影的大小,以及平面镜、凸面镜、凹面镜什么的。这是当时中国的麻省理工。

  孔子一边在讲课,一边听说晋国人铸了刑鼎,把范宣子的刑法公布于众,于是孔子对此进行了极力谴责。孔子的意思是这样的:刑法呢,不要写出来,而应该让国君含在肚子里——所谓口含天宪。这样老百姓才敬畏国君,因为国君的话就是法律。如果把法律刻在鼎上了,一是一,二是二了,老百姓就依鼎而行事,国君的特殊地位就从崇高跌落下来了。也就是说,倘使国君的脑袋顶上凌驾了一本法律,弄不好就成“君主立宪”了,即“君主权限屈从法律条文”,这很不爽,削弱了君权。还是实行君主专制更爽。这就是孔子的意见。晋国的保皇派叔向先生也持同样观点。

  孔子一心火热保皇,抱鲁国君的脚,鲁国君却只给他一个冷脚。孔子一直到了五十多岁还是个白身,没有一官半职,倒是整天被孔子口诛笔伐的“三桓”给了孔子一个机会,让五十一岁的老孔子担任了“中都宰”(县长),开始了孔丘荒谬可怜而且短暂的仕途生涯。“三桓”不知道孔子是彻头彻尾的保皇派,开始还真把孔子当根葱,又提拔孔子当了司寇(国家警察局长)。得意起来的孔子立刻提议“堕三都”。堕就是堕胎的意思,意思是要把“三桓”自行武装起来的三座私邑,全部堕去城墙,从而使他们无法对抗国君。(孔子真是个处心积虑的保皇派呀。)

  待“三桓”悟出孔子给他们“堕胎”的真实用意以后,三个城池已经堕了一半儿,三桓鼻子也气歪了,立刻举起小指头,一弹,把孔子弹下了野。孔子只要去周游世界。他的孙子后来在解释孔子的下野时替孔子避讳,说:“我听说君子就像鸟一样,受到惊吓就要飞走。”好像是孔子主动辞职似的。君子神经之脆弱,竟至如此。是谁吓了孔子?不管怎么样,孔子一共担任了三个月的司寇(警察局长),这是他一辈子的全部宦海生涯。不过据说这三个月期间政绩显著:当时卖猪羊肉的人都不敢哄抬物价。有一个商贩,早晨给羊喂水,拉到市场去卖注水羊,在孔子教化下,不敢了。还有一个人,他老婆是破鞋,他原本不以为意,在孔子教化下他赶紧打了离婚。治安最好的时候,曲阜甚至“道不拾遗”。外地人到曲阜政府部门办事,不会遭到“拖、硬、卡”的恶遇,章子很容易盖到。

  这种“美政”(当然不排除这是孔子门生的吹嘘)对于试图称霸山东的齐景公是个压力,于是齐景公选了八十名会唱靡靡之音的齐国美女,组成歌舞团。穿着华丽的衣裳,坐上三十辆华贵马车,跑到曲阜南门外开演唱会。季孙家的掌门人季桓子是个好色之徒,一天之内,三次化装到城外偷看演唱会,而且还拉着鲁定公一起去。真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最后,季桓子和鲁定公瓜分了这些美女。孔子一看没自己的份,气得不行,遂挂冠辞职周游列国去了(哈哈,假的,这一句是我胡解释的)。其实,孔子下岗的真正原因,是与三桓矛盾水火不容。孔子总是苦心积虑地维护国君的地位,总是试图挽住国君正在日益丧失的东西。他一切学说的中心思想就是“维护既有的等级制度”,主要体现在反对三桓犯上。

  如何实现孔子的这“一个中心”呢,孔子还有“两个基本点”:一是礼,一是仁。这是实现孔子一个中心的两个手段。礼,就是要求“三桓”以及其他臣子所用的音乐、舞蹈不能超过国君的规格,车马丧葬也要按照国君定给的标准,这就是礼。礼要求,坐着的时候不许翘腿,见长辈不许咳嗽,国君招呼你,你不能等着备车就得赶紧跑去觐见,见国君必须衣冠整齐,不许磨蹭,凡此种种,就是礼了(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礼教)。它其实等于用一套标准化的程序来无形中维护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的特权地位,把下对上的服从固化在礼仪和习惯中。人们习惯了见了上级卑躬屈膝,也就不犯上了,不造反了。孔子维护既有等级制度万年不倒的“中心”,也就实现了。

  比如说,有一次鲁哀公请孔子吃饭。席上,孔子抓起一把黍子就塞进嘴里。鲁哀公掩口而笑:“哈哈,这黍子是擦桃子毛的,不能吃。您弄错了” 鲁哀公好心好意地把手教孔子怎么用黍子擦桃毛。孔子大怒:“黍子,是五谷之长,桃子,是水果之末。怎么能用五谷之长去擦水果之末!”这就体现了孔子的礼,连水果都分出等级,那君君臣臣的等级关系就更得维护。可怜的鲁哀公自己被三桓逼得非常之哀,君臣颠倒,还一不注意把水果顺序也弄错了。孔子附带着还呐喊:“老爹的地位也不允许动摇,家族内长幼之礼慢慢可以培养出君臣等级之礼。”有一次,有人问孔子:“我有一老乡,为人正直,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去揭发,这算不算讲道德?”孔子回答:“老子偷羊,儿子应该进行隐瞒,这才叫为人正直呢!”后代人根据孔子的这个口谕,把“儿子控告老子”定为犯罪,从而导致了中国人无与伦比的“孝顺”,孝到了懦弱不堪、失去创新挑战的地步。当老百姓的告当官的,也是犯罪。因为这些都不合“礼”。不过,这都有利于“维护既有的等级制度万年不倒”,这是孔子思想的中心啊!

  孔子用以维护他的“中心”的第二个手段,就是仁。当国君的主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而是要起到道德楷模作用,用仁的力量带动各个等级都向善,大家都仁起来,下级也就不向上级造反了。孔子还给大家竖立了一个仁义榜样,那就是他的学生颜回。颜回不苟言笑、文弱无力、行为刻板、老实听话、循规蹈矩,而且很穷——光吃蔬菜,中年早衰,头发早白,连养活自己的能力都没有,最后被饿死了。这却成了全国学习的楷模、仁义形象的代言人。颜回有什么可值得讴歌和学习的呢,最了不起是能够忍饥受穷罢了。孔子为什么不让大家学习能办事的管仲?而学习颜回?因为颜回老实、听话,具备“仁”的特点,是个大绵羊。这也就造就了未来中国人的温顺。孔子强调仁,目的还是然“维护既有统治体系万年不倒”这个中心。

  (二)

  孔子这个中心思想,在霸权强起、乱云飞渡的春秋时代,像道士的黄表纸,只能蒙蒙诚恳的老实人。鲁国的三桓怎么可能把权力交还国君呢?于是孔子气得大骂三桓“礼崩乐坏”,乃至“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孔子呆不下去了,辞官周游列国。他到了齐国,把自己的中心思想凝练成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子要听君主的话,给君主磕头,不许犯上,当儿子的要听爹的话,学习顺从,将来好时刻准备着去顺从国君的话。最终,既有的统治体系度万年不倒。权力正在松动的齐景公听了非常高兴,想让孔子留下来多讲讲。但齐景公的臣子们,并不愿意齐景公搞集权,也不让持此观点的孔子留下来当官。

  孔子只好带着自己的观点离开,去其它国家继续碰壁。他穿着木底鞋在周游期间还得了胃病——这是鲁迅在小品文中的推论。鲁迅说:“当时花旗白面尚未输入,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较今面为重;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被沉重的面粉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于是孔子就得了“胃扩张”。鲁迅这里有两点值得商量:一是说孔子吃面。当时北方最流行的主食是小米,士大夫的俸禄和兵粮都是小米,汉朝以后吃面的才多了些。二是说当时没有“国道”,其实是有。当时诸侯之间都修有国道串联——这从商朝、周朝开始就开始营修了。路面经过人工夯实,军队出征动辄就是三五百辆兵车从这上边走,可见道路规模和质量不会差。对国道的维护修理也是政府专项职能之一,并且道上还设关口,向往来商人征收过路费(叫关税)。遇上军队来了,道边每三十里就有驿站传舍,供军人依附休息使用。传舍还有专用马车(相当于公共汽车)在国道上跑,但只给公家人预备,供他们出差的时候使用(传递公文啊,出使它国阿什么的)。孔子是平头百姓,是不能坐的。当然孔子有钱,有自己的私家车坐,那谁也管不了他。总之,这个道路及辅助设施相当完善,鲁迅是不必太为孔子的宝胃被颠坏而担心的!况且车子坐垫是真皮的,也满软和。车轮又具有减震功能:它的辐条不是正垂直于地面的,而是在车轴结合处,向车厢内侧凹,使得车轮像一口凹锅,如此就具备了一定弹性。

  国道上跑的是传车——古代的公共汽车。但传车只接送达官要人,平民不能作。商人也不能坐。好在商人都有钱,可以坐私家车。孔子不是官,所以估计坐得也是私家车。

  孔子坐着私家车,走遍大半个中国,惶惶如丧家之犬(孔子自嘲语),然而,除了疲劳,没捞到一点好处。诸侯国的实权派(卿大夫家族们)都不喜欢留下他来帮国君一族打气撑腰。最后,孔子双手空空回到曲阜老家专心教书,教出七十多个高级博士,都是儒者。

  所谓儒者,其实是一种古老的职业来的。即便是今天,每有祭礼、葬礼或者婚礼,就会有懂行的人在一旁指挥,喊号子,嗓门很大,里外张罗,象个导演。这在古代,这就是“儒”。他们依照《周礼》,管理下葬仪式,象乌鸦一样肃穆地站在坑上,指挥喊号,这就是专业的儒。他们还有专业的工作服,叫儒服。不过儒家到了孔子以后,不光会主持丧事,也参与活人的事,教学内容也从办丧事扩大到了礼仪、射御、音乐、占卜,所谓六艺啦,学成以后不光主持丧事,其实可以去各国当官。不过,孔子弟子能当官的实在是少数,只能平时在家“各言其志”,过过嘴瘾。这是因为,春秋时代当官靠的是家族血统而不是才学。即便到了未来的战国时代,儒者因为对列国竞争没有什么帮助,所以照样很少出仕。那些通过应聘而一举当官的布衣之人,儒家极少,而兵家、法家、经济学家和纵横家则是主流。这些原初以主持丧葬仪式为拿手戏的儒者,最终能够主持一国政事,还要等上一千多年,直到科举制度大流行以后了。

  由于儒者在春秋时代还远无出头之日,孔子的高级博士们就跟他一样都活的不爽。在孔子70岁那年,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才29岁,由于生活窘迫,营养不良,头发雪白,穷困死了。孔子悲痛连连:“老天爷啊,简直要我的命啊。老天爷啊,简直要我的命啊!我的仁义代言人颜回死了!”去年,孔子唯一儿子死了,孔子照样吃吃喝喝说说乐乐的,如今颜回死时,他却比死了儿子还难过。

  到了孔子第72岁时,他可恨又可爱的弟子“子路”同志,也在一次大家族内斗中当了炮灰,死了。当时子路在卫国一个大家族里当主管,他的主子被“流亡公子”蒯聩俘虏了去。子路遵守“君君、臣臣”的等级意识,效命于主子,也不管谁是谁非,赶紧追救主子。蒯聩不放,子路便在台子底下放火。蒯聩派出两个大侠跟他格斗,子路武功还不错,是个莽撞的文人,可是不小心帽子的绳儿被打断了。子路想:“君子的帽子是不能歪戴的,这是老师说的礼。”(哈哈!)于是子路放下兵器扶帽子,结果被人家乘机剁成了肉泥。唉,他就这样活活被他老师给“害”死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为子路的死而伤痛欲绝的孔子天天做恶梦。一天夜里,恶梦做得没完没了,不等天明,他就挣扎着爬了起来,拄着手杖在门口站着。他培养出来的一个博士但却下海经商发了大财的“子贡”来看望他。孔子长叹一声,有气无力地吟道:“巍峨的泰山啊,快要崩倒了;粗壮的梁柱啊,快要折断了;一代哲人啊——也要像草木一样地枯萎了。”子贡把他扶进屋里,安置在床上后,孔子对子贡说:“我梦见在一个很大的厅堂里,放着一口棺材,里面躺着我。通常,夏代人的棺材停在堂东台阶上,周代人的棺材停在堂西西阶上,商代人的棺材停在两个柱子中间。而我呢?是在两个柱子之间。我是商人之后(祖籍宋国,商的遗民国),如今和自己的祖宗躺在一起,怕要跟他们去了——我大概活不多久了。”孔子的病势日重一日,他的孙子和弟子们侍奉了七天之后,孔子悄悄地离开人世。

  潇水曰:孔子的学说,有它产生的理由和价值,但是副作用也非常明显。他追求既有秩序万年不倒(这是他的中心思想),并且提倡用“礼”和“仁”两个手段(基本点)来实现之。他把这两个基本点塞在一本叫做《论语》的书里,用于指导和训练中国人。于是人们必须尊尊、亲亲、拱服在君父天地前面。这就造成了个人意识的丧失。

  经过儒家思想的训练,个人的尊严与体面、自我意识、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追求(所谓“人欲”,需要被“灭”掉的),以及平等、自由等等概念,在中国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里,就根本找不到了。

  能找到的,只是一个貌似的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代价却是扼杀了个体意识。总之,个体被泯灭在秩序中,再也产不出王晓波所说的那种“特立独行的猪”了。说严重一点,就是“人”不被当作人,“人”的个体权利也没有了。“特立独行的猪”因为会破坏既有秩序,因此必须用火枪杀掉。

  西方和东方文化最大的不同,大约也在这里。西方重个体,东方重关系秩序。

  重个体、鼓励个人追求自我价值和实现个人欲望,就推动技术进步和物质的丰富,个体的新思想和新能力,更推动社会进步。重关系秩序,就可能陷于凝滞不前,只是保住了孔子的“既有秩序”罢了,还联带牺牲了个体意识。

  如今,孔子的第七十六代孙还活着,是个小年轻,出生于美国,几乎不会说中国话。他放弃了做孔子七十六代孙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而宁愿勇闯台湾歌坛,被包装成“滚石新人”,这就是穿着肥大牛仔裤的孔令奇。

  这个会唱“为什么你看到我就走,为什么那么害羞,那么秘密,那么摸不透,不应该哈过头,你干嘛都不理我。Hey girl, looking over here。”的Rap歌星,就颇接近一种“特立独行”,至少唱的歌词都属于非礼勿听的范畴。什么“我变得懒惰,又特别脆弱,把所有的镜子都踩破,连你都一起搞坏,把自己逼到跳海,我居然开始吃起青菜,为什么非要等到分开”。

  如果伟大的孔子(研究起古典音乐美得三月不知肉味)有机会听到伟大的贤孙如此另类高妙的邪门小调,他老人家一定被气得在坟墓里要再死一次,直拿自己的“花岗岩脑袋去使劲撞墙的”(文革语)。

  但我不认为这是坏事。

  孔子的学说,旨在维护既有统治和方式秩序,于是要求人们失掉自我意识和个体尊严,以顺应那秩序。但这些我们失掉的东西——自我意识和个体尊严,在孔子第七十六代孙这里,又戏剧化地活生生地复苏和回归了。当然,这和小孔不是从小长在儒家文化的国度里有关系。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个好事情:个体意识的觉醒、个人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实现,是对儒家传统文化(“维护等级秩序,泯灭个人”)的最大革命,也必将是推动未来社会、文明力量勃发的根本动力。

  (三)

  孔子在思想界有三大对手:老子、韩非子、墨子。这里我们只说说墨子。

  墨子是个喜欢跟人争吵的人。墨子对保皇的孔子、消极的老子以及法家思想,都极力口诛笔伐,不停地大骂。

  墨子“尚同”,主张没有等级,反对孔子的极力维护旧有等级。他说,我们工人虽然出身不高(墨子是工人出身),但一样也有贤人,应该让这样的贤人主宰天下。或者退而求其次,组成联合政府,让贤人参政议政,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就否定了孔子的血统观和国君一族至高无上观。

  为了能让布衣贤人参政,墨子不惜伪造了古史,编造出尧舜禅让的故事,以兜售自己的“尚贤”主义,从而打破当时的家族血统论和既有等级秩序。

  那么,布衣参政以后,要把国家建设成什么样呢?他反对孔子的“既有等级秩序万年不倒”(孔子强调爱有等差、尊卑有序)。墨子则把其最高纲领凝结为两个字“尚同”,就是:没有等级差异,爱无等差。进而引申成了人人相爱,没有战争,没有剥削,在这种大同社会里,每个人都把别人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别人的身体当成自己的身体。这也许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墨子是中国古代的马克思。

  墨子批完了孔子的中心思想,又狠狠批判了孔子用以支持其中心思想的手段:那一套礼,斥责孔子的礼乐奢侈而无用。孔子要求厚葬,守丧三年,期间什么都不能干,墨子骂这种礼仪是对社会财富的白白浪费。从而使得孔子无法借助礼仪来维持既有的森严等级和统治秩序。为了反对奢侈的礼仪,墨子遂提倡艰苦朴素、刻苦自砺,苦行自虐:住茅草房,吃破菜破饭,穿破衣破裳,背着行李光脚走路,拒绝打出租车。他吃饭用的是最难看的陶碗,碗里没肉,都是藜藿(当时的蔬菜,大约是蒿子杆),而且食求无饱。住三尺高的黑乎乎的茅草房,不穿丝绸,穿葛衣鹿裘,粗衣草鞋,日夜劳作不休,总之,向丐帮的“污衣派”看齐就是了。他还杜绝六情五欲,好吃的不要,好闻的不要,好看的不要,好摸的更不要,不许听音乐,反对礼仪,反对形形色色的奢侈,进而反对艺术(因为艺术往往也是奢侈的,雕刻、建筑、芭蕾舞、美术、煎炙烹调、青铜器、玉器、高台华榭,这都是奢侈的!)。

  总之,墨子就是反对富人享乐,反对大家族垄断政府,反对等级差异。

  墨子还积极实践,组织了一个武士团体,去实现他朝思暮想的尚同(空想共产主义)。团体首领时称“钜子”(钜子这个词现在还在用,商界钜子。)中国古代第一个教会出现了,教父就是“钜子”墨子,对徒众有决定生死的权威,对干犯教规者,一道惩戒的命令下去,分散全国的追随者都会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教会的主要功能是促使全社会都不听音乐,没有等级差别,天下大同,兼爱非攻。于是,这帮人“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意思是帮人做好事,类似王朔的“三T公司”,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以体现墨子爱无等差的观点,反对孔子维护的等级社会。

  鲁班

  于是这帮被称为“热腹”的家伙开始闯荡江湖,到诸侯列国去做官,积极宣导墨子主义,身体力行,参与时事,成为各国一股不小的在野势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墨子的死去,他们终于离墨子的共产主义思想越来越远,而变成了游侠帮派。一旦诸侯与卿相之间闹矛盾,互相打起来了,钜子就出现了,帮助其中某一方打击另一方,以效忠恩主、不畏生死为己任,号称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如赴汤蹈刃,死不旋踵。“墨”变成了“侠”,这种侠士风格一度风行战国时期。

  终于到了汉朝的时候,国家统一了,墨家的这种准军事化组织不利于社会安定,被依法取缔。墨家的党徒只好奉旨参军,或者回家务农,老死于窗下。墨家终于销湮(念因)于历史,侠士变成历史的绝唱。

  鲁班和墨子是同一时期的。鲁班是木匠,发明了刨子、锯子、直角尺、墨斗。鲁班刨木头的时候,让他老婆用腰杆顶着木头。他老婆很不愉快,日子久了,鲁班就发明了一个带木橛的木凳,替老婆倚木头,这个东西现在的民间师傅还在用,叫“班妻”。鲁班的老妈也参与到发明的行列中来,她在干家务的同时,老是替鲁班捏着墨斗另一头的墨线,也很讨厌,于是做了一个小钩子,固定在木料的一端,鲁班从另一端绷紧墨线,一弹,就可以划线了。所以这个小钩子叫“班母”。

  当然,鲁班还为楚国制造攻城云梯,和平主义者墨子前去与他斗法,挫败了楚国的战争阴谋,这是被写进我们中学课本了的。鲁班斗败以后,气不过,又做了一个木头的小鸟,里边装上永动机,使这个小鸟在空中连续飞翔三天三夜不停息。墨子就赶紧去车间,在很短的时间内削五寸之木,做了一个轴承,竟可以承载六百斤重压,然后他教育鲁班说:“你制造出来的东西,要有利于人民,才叫巧,无利于人民那就叫拙!知道了吗!所以你的飞鸟是奇技淫巧,光给富人家看着玩的,全然没有我的车轴有用!我的车轴是帮助劳动人民干活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墨子最反对等级和奢侈了,批判了鲁班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鲁班很快被说服了,接受教育,从而放弃了对古代飞机的深入研究,改按劳动人民的需要而创造了,于是创造出了傻大黑粗的石碾子,就是现在倒霉的驴子蒙着眼睛围着绕得那个东西。

  下面说说晚期墨家:

  墨子的门徒们一贯喜欢跟别人打架斗嘴,以维护老师的学说。出于辩论的需要,他们顺便还还研究了自然科学,于是他们成为了科学家。这些墨家的高材生们在全世界最早认识了光是直线传播的,记述了物体成影、光的反射、小孔成像、平面镜成像等等实验。这些墨家高徒们还认识到浮力、惯性、重力,以及力的性质、力的平衡,给出了力的定义:“力,形之所以奋也。”与现代物理所谓“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正好符合!

  墨家的博士生们在《墨子》一书中所阐述的有关时间、空间、静止、运动等概念,与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暗合,他们还有轮轴和斜面的应用力学,并且比希腊的阿基米德早一百年研究了杠杆理论。墨子本人对战争攻防也有研究,善于防守(所以说“墨守成规”),曾经跟鲁班比赛攻防模拟演习。《墨子》书中说,当敌人挖隧道进攻城池的时候,我利用风箱把在炉子里燃烧的芥末气体打入敌军隧道,熏死敌人。这是古代的芥子气。

  (四)

  在鲁国,“三桓”的家族在兴起,国君的家族在衰败。这是孔子时代的事情。

  但是,一个家族想在一国政治中永远生存、永远主导是不可能的。“三桓”家族,把国君欺负得够戗,牛气了一阵子之后,但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下坡路。譬如“三桓”之中的季孙氏,就差点被一个新兴的阳虎家族,取代了。(齐国也是如此,在春秋早期,管仲、鲍叔牙原本是普通布衣商人,他俩从政受宠之后,开启了“管氏”、“鲍氏”两个新兴大家族,两个家族盘踞在政坛上,世代为官。传了若干年之后,又被更新的田氏家族所灭绝。一部春秋史,就是一部若干大家族的兴衰变化史。)

  阳虎是藏于“三桓”家族内部的大克星、大祸害。他和孔子是同一时期的人。

  阳虎本是季孙氏的一介家臣,作为一个家臣,他是如何发迹成精的,不为人知。阳虎出身不高,只相当于王熙凤,是个能人,泼辣厉害,却不过是贾府里的总管家而已。可是你不要小看管家,当这个家族开始老朽坏败,子孙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混在脂粉堆里吟诗做赋、吸食鸦片时,这个管家就足以一手遮天了。

  季氏老东家“季平子”一死,管家阳虎就把少东家“季桓子”(就是跑到城门去看齐国美女演唱团的那位爷)给软禁起来,自己掌权。并且利用季氏的力量(封地和武装)逐渐主宰了整个鲁国。

  阳虎为人勇猛、果决而又从容不迫,有野心也有才干,他主宰鲁国政事的三年,给文质彬彬的鲁国带来了虎虎生气:鲁国一改忍耐退缩的国策,在打退了齐国进犯的基础上,甚至北上进攻齐国(虽然结局相当于猫去进攻狗)。在攻打齐国时,危急关头鲁军实在不行了,阳虎想出个办法,假装没看见冉猛,故意说:“要是冉猛在,必败齐人。”冉猛听了,哇哇暴叫,猛扑敌阵(呵呵,阳虎此举有曹阿瞒之风啊)。

  阳虎常常遗憾他的出身,以他的智商,应该比那些大家族的公子干出一番更了不起的事业,把他控制着的鲁国建设的更好。但是“三桓”家族作为国内割据势力,是个鲁国发展的绊脚石,于是他谋划着除掉这三个掌门人,以便独揽政府大权,并如他所宣称的,还政于鲁定公。这一点上,他和孔子想法一至,甚至他还请孔子出山来帮他,并且说出了“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一句极富哲理和忧情美感的话。但是孔子的崇君是用文的,阳虎是用武的来。阳虎走的是极端,孔子走的是“中庸”。孔子跟他手段不同,没有谈拢。阳虎找了孔子两次,最终孔子谢绝了他。阳虎于是自己单打独斗,他把手中软禁着的季桓子偷偷押往刑场执行枪决,然后逐个解决三桓。但是在押赴刑场的路上发生意外,季桓子好说歹说,把给他开车的驾驶员说得反水了,拉着他逃跑。阳虎的帮众去追击,射箭不中,季桓子逃进孟孙氏大院。孟孙赶紧闭门,与外面的“阳虎帮”展开激战,并从门缝中射死阳虎之弟。

  阳虎临危不乱,掉过头,劫持了鲁定公(有头脑,当年范宣子也是如此),然后再次攻打孟孙氏。不料孟孙氏一番奋战,打散了“阳虎帮”。阳虎灭三桓的计划进展受挫。但阳虎临危不乱,他脱掉皮甲,不慌不忙地睡在大街上休息,让别人做饭。饭后,他退至泰山脚下的阳关大本营,准备跟三桓打持久战。

  阳虎,一个单身匹马的人和一整个庞大沉重的大家族集团对抗,在这条羊肠小道上到底能走多远呢?答案是,没多远。几个月后,“三桓”大家族的部队进攻阳关,把阳虎围了三匝。混战之中,阳虎几乎要举剑自裁,守大门的搭救了他,放阳虎出城。阳虎一出去,反手就给了守门人一剑,气得后者哇哇大叫:我白救你了。

  可是,当“三桓”盘查到底是谁放走了阳虎的时候,守门人因为受伤而被免于询问,甚至受了奖赏,这才明白过来,分外感谢阳虎这一剑。阳虎之智慧,常如此。

  阳虎向北逃跑,亡奔至齐,齐景公一向很佩服阳虎,准备帮助他发兵击鲁,却最终被属下劝阻。结果,齐景公反把阳虎当做黑社会老大囚禁起来。但阳虎竟然连续两次获得逃脱。具体逃脱办法是这样的,他让自己的“帮众”把左近所有马车车轴全部刻断,用麻绳暂时缠好。阳虎次日在被押送途中猝然跳车飞逃,齐人追赶,车轴却全部折断。阳虎之脱逃,仿佛一个多智的“飞贼”。

  阳虎逃到中原“巴尔干”地区,所到之处,一闻阳虎的“恶名”,谁都不敢留他,最后逃到晋国,在赵氏那里,赵简子力排众议,录用了他。

  阳虎勇猛过人,智谋百出,他为赵简子效力,立功于赵家,使得赵家“几至于霸也”。 赵家是新兴家族,开放的机制最终容纳了阳虎这样桀骜不驯的能人(类似从国企去了深圳)。也正是这种开放的机制,才保证赵家未来的崛起。

  其实,阳虎以一介家臣发迹,并无强大的宗族势力做依托,却能问鼎鲁政,在鲁国政坛纵横驰骋三年之久,显示了一介布衣要求参政议政的强烈愿望。然而,在那个以血统论高低,几大家族与国君一族承包政府一切政府肥缺的“贵族政治”社会,阳虎地位的合法性岂能得到承认。然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胸怀大志之士,崛起于低微,虎视眈眈,一有机会就要展示自己的身手才华。一种大的变动,正在潜滋暗长。只是“布衣从政”这一“理想国”的来临,还要等到战国时代。

  阳虎先生二三事:

  据《韩非子》记载,有一次,阳虎和赵简子闲聊。阳虎不无伤感地说:“臣在鲁国,培养了三个人(树三人),这哥仨都当到了令尹这样的大官。可是,等到我出事倒霉的时候,他们三个都带头搜捕我。后来我去了齐国,荐举了三个人:一个当了齐景公的跟班,一个当了县令,一个成了军官。可是,等我得罪的时候,这三个人都不搭救:跟班挡着不让我去找国君说理求情,那个县令反倒还一度捆了我。我逃脱以后,军官则一直把我苦苦追赶到边境才罢休。看来,我阳虎真是非常不善于‘树人’(培养人)啊!”

  赵简子听后说,哈哈大笑,笑得俯下身去:“君子培养人才,一定要事先选择对象,是跟自己一条心的,然后再精心培养才对。栽培人,就像种树。种的是橘子柚子,则收获甘甜;种的是荆棘,最后自己挨扎。”

  这个故事该怎么看待呢?古往今来的读者,无不推崇赵简子而嗤笑阳虎。其实非也,这是误读了韩非子的原意。

  韩非子是赞同阳虎的,而鄙薄赵简子。赵简子惟独栽培对自己私家势力扩张有益的犬马。而阳虎推荐和栽培的人才,最后都不附阳虎私人为党,而专为国家效力。他们不是围绕在推荐者(阳虎)的身边结党,以谋小团体私利,而是效力于国家君主,甚至奉国君的命令来追拿阳虎,实在是公而无私!作到这样的推荐效果(所荐之人奉公而不营报私恩),古来并无几人!

  真正的“树人”——为国家育人,应当向阳虎这样。今夕之士大夫不可不察也。

  你真正为国家做的贡献,不是培养了几个忠于自己的人,而是培养了几个忠于国家的人。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样。一个企业副总对企业的贡献,不是培养了自己几个私党,而是为企业培养了几个人。

  在《韩非子》接下来的一段里,韩非子也表扬了赵武。就是那个赵氏孤儿。赵武推荐的人,合计四十六个。等到赵武死的时候,这些人已经成长为:“各就宾位,并无私德”——他们各司其职,互相不联络感情,互相不结党成帮。

  接着,韩非子又表扬了“解狐”。解狐推荐了一个自己的仇人去做官,仇人连忙跑来感谢。解狐引弓而射之,说我推荐你,是看你能胜任该公事,并不是意味着要释去私怨而与你结好。

  阳虎、赵武、解狐,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和他们所荐举的人之间,没有结成私党帮派,皆公而不私。三人可谓善“树人”的最高典范,故相继列在《韩非子》一书中,连贯“遭到”表扬。。其中阳虎所“树”者,功最大。而所“树”者与阳虎之间,其不以私恩害公义,事迹也最冲突可贵!

  (这里说到的“树人”俩个字,又使我想到我所推崇的周树人大先生了!谨以此处对“树人”两字境界的玩味,聊示对周大先生的记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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