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9年（顺治六年）夏天，孔有德率部行至湖南，驻于衡州，“相机进剿广西”。清廷为了使孔有德能够专力攻取广西，在次年（1650）二月调驻守山东济南的续顺公沈永忠带领官兵移驻湖南宝庆，拨固山额真图赖标下总兵张国柱、郝效忠两部归沈永忠指挥②。
孔有德在度过炎暑之后，于秋天进攻湘、桂两省交境的要隘龙虎关。明永国公曹志建率部阻击，被孔有德军击败，士卒死者有一万多人③。清军占领龙虎关，曹志建引败兵逃入其弟曹四驻扎的广西灌阳，永国公印也在混乱中丢失，另用木头刻制一枚。九月十二日，孔有德命董英、何进胜等攻灌阳，曹志建兄弟望风先遁，逃至恭城青塘窝。次日，清军进迫曹营，分兵三路合力进攻，明军大败，将军刘大胜等四名、总兵林永忠等七名阵亡，士卒被杀三千多人，曹志建兄弟领着残兵逃入深山徭峒。清军缴获木刻永国公印、大炮二十八座、枪铳三百一十五只以及马匹、火药、刀枪、盔甲甚多①。
恭城失守使桂林东南面已受到威胁，另一路清军由全州、兴安进攻严关，构成南北合击之势。明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于十月十三日召集诸将开会讨论战守事宜。当时桂林地区的明军还相当多，兴安、严关有开国公赵印选部，桂林城内有卫国公胡一青、武陵侯杨国栋、宁远伯王永祚、绥宁伯蒲缨、宁武伯马养麟。瞿式耜认为凭借手头兵力即使不能打败孔有德部清军，至少也可以守住桂林。因此，他竭力筹措粮饷，鼓励诸将备战。不料，这些养尊处优的将领已成惊弓之鸟，毫无斗志。十一月初五日，赵印选传来兴安塘报，说严关一带设置的塘兵都被扫去，清军即将迫近桂林。瞿式耜大吃一惊，急忙催促赵印选领兵扼险防守。赵印选见清军势大，畏缩不前，这天下午他和胡一青、王永祚、蒲缨、杨国栋、马养麟带领部众保护着家属离开桂林向西逃窜，城中顿时大乱。刑部尚书（原两广总督）于元烨“微服出走，甫至月城，遂为乱兵所杀”②。瞿式耜眼看诸将不战先遁，捶胸顿足道：“朝廷以高爵饵此辈，百姓以膏血养此辈，今遂作如此散场乎？”③在绝望当中，他决定自己留下来，与城共存亡，派中军徐高携带朝廷颁给的敕印送往永历帝行在④。傍晚，总督张同敞听说桂林兵将星散，只有瞿式耜仍留在城内，就从漓江东岸泅水入城，要和式耜一道殉义。瞿式耜对他说：“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自丁亥（1647）三月已拼一死，吾今日得死所矣！子非留守，可以无死，盍去诸？”张同敞毅然回答：“死则俱死耳！古人耻独为君子，君独不容我同殉乎！二人于灯下正襟危坐，夜雨淙淙，遥望城外火光烛天，城内寂无声响。天亮前，守门兵来报告清兵已经占领桂林各城门。初六日上午，瞿式耜、张同敞被清军押往靖江王府（即王城，独秀峰在其中）见定南王孔有德。靖江王朱亨歅父子也拒绝出逃，同时被清军俘虏。瞿、张被俘以后，不管孔有德婉言相劝，还是威加逼迫，二人始终英勇不屈，只求速死。孔有德无计可施，把他们软禁于桂林。二人赋诗唱和言志，合计一百余首，名曰《浩气吟》。其中式耜有句云：“莫笑老夫轻一死，汗青留取姓名香。”同敞诗云：“衣冠不改生前制，名姓空留死后诗。”过了一个月，瞿式耜见不是了局，惟恐讹言流传，就写下一封密信派一名老兵送往原驻平乐府的焦琏，信中说：“徐高、陈希贤重兵在城未散，城中俱假虏，若援兵疾入，可反正也。”①老兵出城时被搜获密信，孔有德耽心留下有后患，下令将二人处斩。闰十一月十七日，瞿式耜、张同敞在桂林遇难②。
瞿式耜、张同敞在可以转移的时候不肯转移，宁可束手待毙，这种现象在南明史上并不少见。究其心理状态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南明前途已经失去了信心。张同敞在桂林失守前不久对友人钱秉镫说：“时事如此，吾必死之。”钱氏开导说：“失者可复，死则竟失矣。”同敞伤心备至地回答道：“虽然，无可为矣！吾往时督兵，兵败，吾不去，将士复回以取胜者有之。昨者败兵踣我而走矣，士心如此，不死何为？”①瞿式耜的经历比张同敞更复杂，他既因封孙可望为秦王事不赞成联合大西军，对郝永忠、忠贞营等大顺军余部忌恨甚深，而倾心倚靠的永历朝廷文官武将平时骄横躁进，一遇危急或降清或逃窜，毫无足恃，已经感到前途渺茫了。其次，根深蒂固的儒家成仁取义思想也促使他们选择了这条道路。与其趁清军未到之时离开桂林也改变不了即将坍塌的大厦，不如待清军入城后，以忠臣烈士的形象博个青史留名。尽管这种坐以待毙的做法多少显得迂腐，还是应当承认瞿式耜、张同敞的从容就义比起那些贪生怕死的降清派和遁入空门、藏之深山的所谓遗民更高洁得多，理应受到后世的敬仰。
② 顺治七年二月兵部尚书阿哈尼堪等“为塘报湖南逆贼情形仰乞圣鉴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94号。
③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曹志建传》。
① 顺治七年十月偏沅巡抚金廷献“为飞报捷功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二册，A12—51号。
② 瞿无锡《庚寅始安事略》。鲁可藻《岭表纪年》卷四记：“于元煜为乱兵所杀”，煜字为避康熙讳改。
③ 瞿式耜《临难遗表》，见《瞿式耜集》卷一，奏疏。
④ 徐高出城后也被清军捕获，在桂林遇害，见瞿昌文《粤行纪事》卷三。
① 瞿元锡《庚寅始安事略》。按，徐高为瞿式耜中军，陈希贤为旗鼓，均挂总兵衔。信中说徐陈二人有重兵在城，言过其实，意在鼓舞焦琏率兵突袭桂林。
② 见《瞿式耜集》、瞿昌文《粤行纪事》卷三，按，闰十一月为明大统历，清时宪历次年置闰于二月，故按清历应为十一月十七日。瞿、张被害地点诸书记载不一，当以瞿昌文所记桂林城北仙鹤岩为实。
① 钱秉镫《所知录》卷四。
